从金融的角度看北宋是如何走向灭亡的（七）-庆历新政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
庆历新政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庆历年间官拜参知政事，死谥文正，所著《岳阳楼记》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过，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
答：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要告诉大家，滕知府虽然因为贪污发配岳州，重修岳阳楼确实既没贪污也没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术——“资产置换”，即，低价收购民间沉欠多年的不良贷款，然后再派兵连本带利一块要回来——看谁敢欠知府大人钱！
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要与这等开青楼的知州“微斯人，吾谁与归”！
仁宗朝的事情，就让我们从范仲淹说起。
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条施政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
有人高度评价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毕竟这十条合理化建议看起来条条站得住脚。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
当然，要先抓权才能再搂钱。
先说第一条，抓权。
北宋疆域远不如汉唐辽阔，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经这样评价仁宗庆历新政之前的朝局（当然，这句话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里并非褒义）：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兴劳役，不曾杀掉一名罪犯，朝廷宁可耗费钱财送给契丹、党项，也不愿意妄动刀兵。
不大兴工程、不妄动刀兵、不发号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权力、哪有威风、哪能捞钱？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争雄之时，诸侯国宁可向邻国借贷也要大兴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苏州也有营田军专管河堤，现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粮食贩运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粮食贩运到浙右，从中要盘剥多少利润！
只要有一批干吏能臣，这个问题就由我范仲淹解决！
一是一定要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至此，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官员此后要打起精神，以兴弊除利为己任、置民于水火之中（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说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对话：范仲淹在挑选各路监司的时候，经常对着官员名册看，看到不顺眼的名字（所谓“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笔勾掉。
看到这种情况，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枢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这一笔不知有多少人会为此哭泣。
范仲淹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那么，范仲淹究竟用了什么人呢？
答：谁能搂钱，就任命谁当官。
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再说第二条，抓了权就能搂钱。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
第一，货币贬值。结果，无效。铸造大钱搂钱简单易行，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庆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7.5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
第二，重农抑商。结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终日浪荡在城市之间，惟一的作用就是败坏伦常纲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现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你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钱引”。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钱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国的纸币——“盐钞”。
与官交子相比，盐钞以足额食盐作为准备，获得盐钞的人可以在全国兑换食盐。商人很快发现，盐钞不仅可以兑换食盐，还可以作为市场上的交换凭证；同时，官交子的流通范围仅限于益州、西北诸路，盐钞却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无阻。
此后，盐钞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种新纸币。
尽管熙丰变法期间盐钞发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产食盐总量，但是，朝廷还要靠食盐专营牟利，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限制颇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对盐钞发行进行多次整顿。整个宋代，盐钞的信用都好于官交子，一直到南宋灭亡。
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不过仅限于与游牧民族“马匹—粮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强的金融创新意识，他所谓的“回易”是以军费对外放贷。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同时，范仲淹还洋洋得意地叙说了功绩：我挪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四十二万贯钱。四十二万贯，已经是澶渊之盟岁币的40%，这些钱全部来自陕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经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张胆地违反太祖遗命！还自鸣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后代史学家徐梦莘这样评价“回易”政策：这些人靠着官府的威风，与市井之人争利，既损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损国体的事情（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下，民间产业创新才是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北宋也成为第一个不对土地兼并设置门槛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权力牟利，才不会有时间和脑子考虑创新，但是，他们的财富又有着相当统一的去处——土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规模土地兼并中，我们看到了庆历新政另一项显著的效果——流民（军队）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面对乱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产生了恢复王莽“王田制”的奏议。有人这样评论时政：只有天下大乱、兵锋再起，让大多数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脱乱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间评话中的“包青天”。在京剧戏文中，包拯用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铡了很多皇亲国戚、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关于“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讲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经颁发过一道史上最严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购买土地，不承认帝国一切土地买卖。后来，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十年之后，大唐帝国40%的人都变成了流民。
北宋年间也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仁宗限田令”，这个人是包拯的一个手下，名字叫王安石。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终于轮到王安石出场了。
关于如何评价王安石，清末之前其实并没有多少争论，历代史家一直用“聚敛之臣”来形容此人，王夫之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第一罪人，靖康之耻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清末伊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推翻这段公案，王安石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法家继承人，司马光则被冠以“保守派”、“卖国贼”、“投降派”等诸多绰号。
悠悠千载、铅华洗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废黜庆历新政后，北宋王朝回到了清静无为的轨道，中国古代原始自由经济也在仁宗末年到达了巅峰，就连王安石自己也认为北宋仁宗年间是千载难逢的盛世。
——据《宋史》记载，东京汴梁人口已达百万以上，仅商行就有一百六十多行，洛阳、颍昌、齐州、大名、成都、扬州、苏州、广州，一批近代化的大城市已经在中原大地崛起，而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不过也就十万人。
——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巅峰，指南针、火药就是在这个时代真正投入使用，神臂弓、床子弩、斗子箭等极其强悍的古代远程武器也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后来这些兵器的制造工艺逐渐失传，据说床子弩“一枪三剑箭”，在四百五十米内可以有效洞穿敌人铠甲——CS游戏中著名土匪武器AK47的有效射程不过只有四百米！
经济学是一门很玄妙的科学，如此强盛的民间经济，北宋王朝的国势却始终萎靡不振。当时北宋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三冗”：为给竞争失败者一口饭吃，军营收容了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让权力欲望熏心的聪明人不危害经济，朝廷又养活了数十万终日无所事事的官吏，所谓冗费、冗官、冗兵的“三冗”，岁入的70%都给这些人发工资了。
没有钱，中枢朝堂在任何事情上都很难有作为。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仁宗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富弼、欧阳修、韩琦、苏轼、苏辙这些亲历庆历新政的人也都在尽力延续盛世的辉煌——起码要对契丹、西夏有足够的威慑，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当时君臣的共识。
王安石入仕，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刚刚出道就锋芒毕露。他在考卷中引用了《尚书》“孺子其朋”的典故，意思是说自己将像周公辅政一样辅佐当朝皇帝！
宋仁宗是一个心智健全的皇帝，他不需要周公辅佐。结果，仁宗亲自把王安石从第一名降为第四——让这个自诩为周公的人永远与状元、榜眼、探花无缘。
王安石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在京候选期间长时间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不换洗衣服，继而拒绝在京为官（京官是爬升捷径）。由于书法、文学、哲学上的造诣，王安石当时已经名声鹊起，加上数次辞官不就，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不过，也有人对王安石的做派有看法，苏洵甚至为痛骂王安石写了一篇《辨奸论》：读书人尊圣贤之道，率性而为根本不可能到达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王安石一类的极端行为类似于易牙、开方，绝对属于大奸大恶之辈，只不过奸行被文采掩盖而已。最后，苏洵断言，一旦此人为相必将为祸天下，自己也将因为揭露他而名垂青史。
很不幸，王安石的命运被苏洵言中。
鉴于王安石的才名，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亲自召他再入朝堂。从皇帝这一举动来看，很可能有意重用王安石。
嘉祐三年的某天，仁宗邀请了一批朝臣来宫苑钓鱼，王安石也在被邀之列。就在大家兴高采烈钓鱼的时候，王安石不声不响地把面前的一盘鱼饵吃掉了。最后的结果是，除了王安石，大家都钓到了一些鱼。
钓鱼结束后，仁宗下令把钓上来的鱼做成饭菜，赐宴。谁也没有想到，王安石就在这时当众向仁宗陈奏：自己已经吃了一盘鱼饵，吃饱了，不需要参加宴会了。
一瞬间，仁宗可能想到了此人曾在科举考卷中写过“孺子其朋”的狂言，也想到了苏洵的《辨奸论》：一个人确实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吃一块鱼饵，但根本不可能吃一盘鱼饵；换一个角度，如果眼前这个人真对思考如此痴迷，他一定不知道自己所吃的是鱼饵，即使知道也不会屑于说出来。
在仁宗眼里，王安石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自以为是。于是，他把王安石晾了起来，既不说是否重用、也不说是否放逐，就让你这么挂着——你不是自诩文名盖世吗，那就当一个花瓶摆着吧。
坐冷板凳没几天，向来以隐居著称的王安石居然耐不住寂寞，向皇帝递交了一份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据说，这封奏折针砭时弊、有很多极有见地的观点。
看完这封奏折，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万言书每段以问句开头，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问题下定论，最后告诉皇帝应该如何、必须如何，否则就会如何！果然是一副周公的口吻，这哪里还是奏折，完全是老子训儿子！
至于万言的内容，两个字就可以全部概括：搂钱！
经历了庆历新政的风浪，仁宗已经领会了“无为”的道理，他亲手剥夺了王安石的状元，又把王安石从实权上调任虚职，当然更不会理会这封所谓的“万言书”。
此后，接替仁宗赵祯的是英宗赵曙，英宗对积弊奉行“以渐厘改”的方略，对号称能“敛财”的王安石依旧是不理不睬。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驾崩。
这个时候，王安石早就在京城混不下去了，正在江宁当教书先生。长此下去，王安石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消失了，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泛起一点涟漪。然而，王安石的命运终究还是出现了转机，这个苏洵口中的奸人将在历史长河中掀起滔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