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故事一个光明的收尾,“那将意味着对邪恶的大赦”

在当今世界文坛上,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堪称是吉尔吉斯民族的“文学泰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八年因中篇小说《查密莉雅》一举成名。他著作等身,而且绝大部分作品出版后都被改编成了歌剧或芭蕾舞,搬上了舞台。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一百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流传。在我国,他的全部小说几乎全都出版了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三卷本的《艾特玛托夫小说集》。因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关于艾特玛托夫,特别是关于他的早期创作,几乎是无须多作赘述的。

已经熟悉艾特玛托夫早期创作的读者从《白轮船》《早来的鹤》这两部作品中不难发现,它们无论在题材上,艺术格调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较前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体现着作者艺术创作上的一种新的探索倾向。国内外一些评论家常把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划为两个阶段:认为他前期是以写实为主,后期则是以假定和虚拟手法为特点,形成了今天的“艾特玛托夫风格”。而成为这一转折标志的就是他发表于一九七○年的这部《白轮船》。

艾特玛托夫七十年代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着当时苏联整个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那就是更注重探索时代在人们精神世界中引起的变化。作家更多以批判的、冷静审视的目光去反思历史和观察现实,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思考某些隐含在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的人生悲剧。在创作观念、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力求创新,出现了许多诸如通过动物的活动、少年儿童美好的幻想和憧憬来寄托人类的理想和追求,以此揭示深邃的人生哲理的作品。像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获一九七五年苏联国家奖)、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6,获一九七八年苏联国家奖)等。因此,通过《白轮船》《早来的鹤》,我们也可领略到七八十年代前苏联文学发展的某些特征。

“艾特玛托夫风格”受人称道的特点之一,是其细腻真切的心理刻画,优美动人的景物描写及洋溢在整个作品中的那种浓郁的民族风情、清新的生活气息和这一切相映成趣而形成的特有的艺术魅力。作者大量借用古老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奇异的梦境、幻想,把这一切巧妙地编织在一起,造成一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的情景,从而赋予作品以更深的哲理蕴藉。

艾特玛托夫在回顾自己创作思想的发展时曾谈道:“如果说在童年时代我看到的是生活中光明的、富有诗意的一面,那么现在(指卫国战争时期)的生活则呈现出一种严峻的、痛苦的、英雄主义的色彩。”

小说《早来的鹤》反映的就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发生在吉尔吉斯农村少年儿童生活中的这样一段严峻、痛苦而又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吉尔吉斯农村流传着一句古老的谚语:“鹤来早,年景好。”故事就是从这句农谚的寓意上展开的。严酷战争的现实把农村劳动和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了孩子们稚嫩的肩膀上。年仅十五岁的苏尔坦穆拉特受托带领他的几位同学承担起了驭马扶犁、抢耕抢种的重活。他们满怀激情地仰望着田野上空早来的鹤群,不畏严寒,不怕地冻,满怀信心地为争取全年的最好收成顽强地、夜以继日地拼搏着。勇敢勤劳但却天真善良的孩子们敢战天,敢斗地,但却意想不到遭到野狼和比野狼更阴险狠毒的恶人——盗马贼们的突然袭击。小苏尔坦乘马追赶盗马贼帮时,他心爱的骏马恰勃达尔不幸被盗马贼开枪击中,倒在了血泊中,饿狼闻到血腥更凶恶地向他逼来……故事到此结束。小苏尔坦在腹背受敌中挣扎着,生死未卜。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颇耐寻味的结尾。

与《早来的鹤》相比,“艾特玛托夫风格”的特点在《白轮船》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就告诉我们:“他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他自己的,别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是爷爷讲的。”他自己的故事是从他丰富的想象中幻化出来的。爷爷讲的是吉尔吉斯民间世代相传的长角鹿妈妈拯救和保存了布吉族的故事。两个故事通过小主人公的两件爱物——一个书包、一副望远镜串连在一起,从现实到童话,从童话到现实,丝丝入扣,浑然一体。

故事从莫蒙爷爷给小孩买书包说起。小孩得到书包,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引出了三个院子里的各色人物,展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和相互关系。从望远镜里出现的白轮船引出了小孩心中的童话——向往着变成人鱼,向美丽的白轮船游去。他在神奇的童话世界中遨游着,直到梦境消失,光天化日之下看到神圣的长角鹿血淋淋的尸体和人们用鹿肉做成的宴席。长角鹿妈妈的童话破灭了。小男孩只剩了“谁也不知道”的他心中的童话,他怀着与不知去向的父亲会见的虚幻理想,跳入冰冷的河水,脱身于混浊的尘世,永远地游走了。

这两篇小说主要都不是以情节取胜,而重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以主人公的崇高情感激动人心。在《白轮船》里,作者甚至没去告诉我们小主人公叫什么名字,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天真、纯洁、希望和信仰的化身,使我们感到,仿佛“孩子”本身就是个最恰切的名字,还有什么更能体现这一切纯真而又美好的内涵呢?

艾特玛托夫后期作品中对人性美的追求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人性恶的憎恨。《白轮船》和《早来的鹤》一样,都是以邪恶压倒正义,残暴战胜善良的悲剧性结局而激起人们对恶的憎恨。现实生活中像奥罗兹库尔、盗马贼这种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或倚权仗势、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或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恶人是并不罕见的。两篇小说都留下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结尾,正如作者所说,如果给故事一个光明的收尾,“那将意味着对邪恶的大赦”。在《白轮船》的故事最后,作者只用一句话点明了小主人公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你摒弃了你那孩子的心不能容忍的东西。”

在现实生活善与恶的冲突中,有一种人的作用是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像《白轮船》中莫蒙爷爷这种人。他既善良又软弱,既勤劳又无能,看来谦恭随和,实则逆来顺受,在助人为乐的背后,掩藏着一副奴性。在道德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可以屈从于恶人的压力,不惜昧着良心毁掉自己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作者以遒劲的笔力塑造的这样一个既复杂而又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是会留给我们许多回味的。正像作者说的:“如果人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因素的压力下。都不做违心的事,不向邪恶低头,那就再好不过了。”

读者从这两部小说中自会品味出许多哲理,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的。

本书收入艾特玛托夫作品两篇:《白轮船》《早来的鹤》

《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巅峰之作,著名翻译家力冈先生译本。

《早来的鹤》——卫国战争时期的童年呈现出严峻、痛苦、英雄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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