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诗选》《北上广诗刊》平台属于《北上广文学》的子平台，是前沿文学，也是先锋文学，更是当代最现代之文学！自创建以来，我们的作家诗人朋友们为繁荣文学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光和热！欢迎您的阅读！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作家诗人是经过无数个灵感的磨炼而就的，加油中国文学！
变通是文学的常理。----深圳诗选
难忘那段情
文/上兵伐谋
1966年6月，我们这批在高考录取中因“政审不合格”而破灭了大学梦，被降格录取到达县地区师范学校“一年制中师班”培训了一年的“落第举子”，正在静候工作分配的时候，“文革”爆发了，我们的工作分配因此被搁置了下来。在南来北往煽风点火的“红卫兵”的带动之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开始了“革命大串联”。于是，十月中旬,我与同班的五名同学—--三名男生、两名女生,也组成一个小组,乘着免费的长途汽车,踏上了“革命大串联”的征途。我们的计划很宏伟：先在重庆小住几日，到处逛逛，之后乘火车去武汉、抵南京、游苏杭、闯上海,接着直上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入山海关、游秦皇岛、赏北戴河，再驱长春、过吉林、向沈阳。这是东进和北上。返程的路线则是：从北京赴西安、访延安、下成都、经昆明、奔广州,最后从广州直返达州。此计划倘能实现,我们便走遍大半个中国了。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刚到达第一站重庆,我们的计划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般破灭了。所有的汽车、火车和轮船码头等站点,到处是人山人海,想要挤上车船比登天还难。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在重庆暂住下来,再相机而动。我们被安排在重庆市委招待所里,一住就是一个月。其实,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与其说是搞“革命大串联”,倒不如说是为了享受一次难得的、车船吃住一切由国家兜底的免费旅行。我们一行人也不例外。每天吃罢早饭,便四处游玩，把红岩村、白公馆、渣滓洞等著名景点都游了个遍。当然,偶尔也去一些大学里逛一逛,看看大字报,观赏观赏校园风景。这日子虽然不错,神仙一般,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当初的宏伟计划,我们时刻都在寻找机会走出去。一天傍晚,我们一行六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进了两路口火车站。不一会,一列火车到站了,人们潮水般地朝列车涌了过去，有的爬窗而入,有的踩在别人的身上往车门里挤。看到这情景,我也顾不得它是开往何方了,只要能走出去就行。于是我向其他五个同学一挥手,示意他们上,便首先拼命地往车厢里挤了进去。可是上车后一看,除了一个名叫李芳的女同学紧贴在我的身边外,其余三男一女却不见踪影。“他们呢?”我问李芳。“他们……没有挤得上来。”李芳喘着气说。“那我们下车去吧。”我一听急了,说道,“我们六个人是一起出来的,到哪里都应该在一起才好。”“算咯算咯,好不容易才上来了。再说,你看,”李芳似乎有些幸灾乐祸地说,“我们还下得去么?”这时候我才发现,整个车厢里塞得水泄不通,想动弹一下都很难,更别说往外走了。而且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车轮发出“咣当当当”的响声,不一会,随着一声长鸣的汽笛,列车已经出了车站,在暮色苍茫中风驰电掣而去。还好,这趟车是开往成都的,而成都我还没去过,正好去逛逛刘备的皇城、杜甫草堂和诸葛武侯祠，以及曾经魂牵梦绕的四川大学。想到这些,我只得安下心来。幸好每到一个小站都有不少的人下车,因此,车到资阳时,我和李芳总算抢到了座位。李芳是达县地区平昌县人,高挑的身材, 白皙的皮肤,脸蛋也很漂亮。我和她虽然在一个班同学近一年,比较熟悉了,但还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呆过,更不要说像现在这样相互紧挨着坐在一起,这让我很有些局促不安,而她却显得十分坦然,甚至还有些兴奋。谁知刚过资阳不久,李芳突然“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胃痛得很。我听后只好去找乘务员,所幸列车上备有一些常用药品,其中就有胃痛药。我拿了几片药,又向乘务员要了一杯开水,让李芳把药服下。她服完药,下意识地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便睡着了。整个车厢里的人也大都昏昏睡去了,可我却怎么也无法入睡。我听着车轮单调的“咣当”声,心里像一团乱麻。实话说,我那时真想甩掉李芳,因为让一个女孩子老是跟在身边,简直就是个包袱，行动太不方便、太不自由了。可又于心不忍,外面这么乱，一个女孩子,让她独自一人去乱闯,要是遭遇了什么不测,我还说不清楚。这么一想,我只好自认晦气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到达了成都。下车后,李芳对我感激不尽。她说:“你的心肠真好。昨天晚上如果没有你,那我就遭罪了。”我们在成都逗留了一些日子,吃住都在四川大学。川大曾经是我多么向往的地方啊,我的大学梦、作家诗人梦，就寄托在它的身上,所以,趁此机会我将它游了个遍。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它在招生简章中的一句话,“四川大学坐落在秀丽的锦江河畔”。可是,我眼前的锦江却是一条十足的污水沟而已,毫无“秀丽”可言,这让我很有些失望。此外我们还游览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又去大邑县参观了刘文采的地主庄园,然后便乘火车北上。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去北京见毛主席。可是,车到河南安阳,我们就被上车检査的解放军劝下了火车,说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学生一律要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不得再搞大串联；又说毛主席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九次接见“红卫兵”,现在起不再接见了。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怎能不听他老人家的话呢。恰好这时有一列从北京开往成都的火车到站,解放军将我和李芳送上了车,于是我们只好往回走。其实,我那时也不太想去北京了,因为,刚一翻过秦岭,我便感到了刺骨的寒冷,浑身如同没穿衣服似的,若再往北走,还真有些抗不住了。我们在广元下了火车,一刻也没有停留就搭上了去巴中的长途汽车。我们原本是要取道巴中、平昌,直接返回学校的,谁知在前往巴中的途中,李芳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要顺便回家一趟,说她父母就只有她一个女儿,她已经大半年没有回家看过他们了,而且要我陪她一同回去。这让我很是为难,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无缘无故地去一个女孩子的家。李芳却软磨硬缠,她说:“难道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去爬十几里山路么?”我这人虽然性子倔强,心却太软,她这么一说,我只得勉强答应了她,但事先与她说好,我只在她家呆一天就走。她说“要得,听你的。”李芳的家位于巴中、平昌和通江三县的交汇处,离巴中县城并不太远。我们在巴中下了车,吃了点东西,稍事休息后便朝着她的家走去。一路上,我边走边谈论这次出来的感受,李芳对我的谈话内容似乎毫无兴趣,她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话题扯到她的家里去。她说,她母亲喂了好几条肥猪,是专门给她喂起的。又说,她家里有九间房子,她母亲经常叹着气对她说,这么多的房子,二回哪个来住啊。说到这里,她突然看着我说道:“嘿,我把那九间房子送给你,你要不要?”她这话的用意,现在看来是再明白不过了,但在那时,如果说李芳是祝英台,那我就是死不开窍的梁山伯了。我只当她是在开玩笑,而且我对她所说的那些话也同样毫无兴趣,所以我只是一笑了之。走拢李芳家,天快黑了。她母亲大约五十岁,典型的农家妇女打扮,看见我们,她很快地打量了我一眼,便急忙笑嘻嘻地迎了出来。李芳指着我,居然亳不避讳地对她母亲说：“你不是常说房子没有人住吗,这是我的同学,他叫XX。”李芳的话让我很是震惊和难堪,心想,她怎么能这么说呢,好像我已经是和她订了终身的上门女婿似的,而且是冲着她家的房子来的。唉,这个李芳,真拿她没办法。李芳的父亲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了吧,一只眼睛得了白内障,听了李芳的介绍,他立即忙开了,不一会便端来了一盆烧得旺旺的棡炭火,让我和李芳在堂屋里烤火。晚餐出人意料的丰盛,摆了满满一大桌。李芳的母亲笑着对我说:“小芳在成都来信说，你们要回来,家里就专门杀了一条肥猪。来,快吃，快吃!”李芳母亲的话无意中泄露了天机,看来,李芳要把我带回她家里去是早有预谋的了。难怪,到成都的当天上午,她独自一人出去了一趟,借故说是去看望一位高中时的同学，现在看来,她分明是给家里寄信去了。因为在成都的几天里,她除了这次单独行动之外,其余时间我俩都在一起。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我们住在川大时,一天晚上,我感觉很是困倦,早早地就睡下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我的被子上多了一件棉大衣,一问服务员,说是一位叫李芳的女同学在他们那里借的,说天气太冷,担心你盖的不够暖和,就亲自给你搭在了被子上。服务员的话使我心里顿时一热,但事后我佯装不知,也没有向她有任何表示。如此说来,李芳这女孩倒是特有心计的了,我当时想。李芳家的房子确实很多,她母亲也的确给她喂养了好几条肥猪,每头都有一百来斤了,这些看来她并没有说谎。原本和李芳说好,我只在她家呆一天就走,结果竟一住就是十来天。李芳果真是个颇有心计的女孩,为了留住我,她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理由。她一会说,你看嘛,再过几天就是我母亲的生日了,我回都回来了,要是走了多不好；一会又说,你如果走了,未必忍心留下我一个人回学校么?而李芳的父母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们却是在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挽留我的诚意。房间里,从早到晚总有一盆燃得旺旺的㭎炭火；每顿饭总是那样丰盛,有好多次甚至是专门给我和李芳两人单独准备的,他们二老则在另外一边吃。为了让我不致于感到无聊,李芳想方设法给我找一些事情做。她拉着我去给她们生产队写大标语,又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群小娃娃,让我教他们唱歌,给他们编排文娱节目等等。李芳的聪明就在这里,她专门找那些我能做到且能做好的差事,让你很难推托。十来天的相处,从李芳和她父母的言行中我渐渐地明白了他们的心思,他们果真是把我当成他们家的上门女婿了。然而那时的我,实在没有半点想要接受这门亲事的想法,我的志向不在此,我还有着强烈的事业上的追求,这追求,我不希望它就这样被儿女之情扼杀掉。何况,在我的眼里,李芳只不过是我的同学,或者普通的朋友而已。因此,“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我已归心似箭。在我的再三坚持下,我终于逃离了那令我很是尴尬的地方。临走的前一天,我已经和李芳说好,让她在家里再多呆几天,陪陪她父母亲。可临走时,李芳却执意要送我,而且是一直把我送到平昌县城里去,我推辞不掉,只好随她了。从李芳家到平昌县城大约五六十华里,有班车,而李芳却执意要走小路步行,说是走路安逸一些,我只得顺从了她。但那可是通南巴一带的山间小路啊,极其难走。李芳却兴致很高,一路上欢天喜地,跑前窜后的, 像一只出笼的小鸟,不时还情意绵绵地牵着我的手走上一段，待到达平昌县城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在她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便乘车返回了达县,李芳则又回家呆了几天才回到学校。李芳回校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她将我带到州河边,说有事情对我说。来到河边,她紧紧地依偎着我,不再打哑谜了,直截了当地说道：“你走后,我妈有些伤心。她说你很不错,要我们毕业后就把事情办了。还说那几条肥猪就是为了给我们‘办事’喂起的,到时候就全杀了。”我顿时吓了一跳,看来李芳和她父母亲还当真了,然而我何曾允诺过他们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啊。但李芳的确是个好女孩,巴心巴肠地对我好,我不忍心伤害了她。于是我说:“即使要办也不用这么着急嘛,至少也要等到我们工作有着落了才行啊。”她听后没有吭声,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之中。转眼间,春节到了。腊月二十八这天,听说我要回家去过年,李芳死活要和我一起去。她说:“你都回家去过年了,我一个人又到哪里去嘛。我家这么远,又才从家里回来不久,也不想马上再回去了。”她总是能找出理由让你无法拒绝她。无奈之下,我勉强同意了。我想,权当带一个同学去家里耍两天罢了。学校离我家足有六十华里,不通汽车,天又下着连绵阴雨,道路泥泞不堪,我们只好坐船沿州河而下,因为我家就在州河边。父母亲见我带着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回去过年,都以为一定是他们的儿媳妇了,高兴得什么似的,而李芳的表现,更让他们认为她真的就是我们家的儿媳妇,比如择菜、洗碗、打扫卫生等,什么家务活她都帮着做,而在她自己家里,她是从来不做这些的,她母亲也不要她做。附近的乡亲们听说我找了个又乖又勤快的媳妇,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跑到我们家里来,一个个都说我父母的命好。一些爱开玩笑的人还居然当着我和李芳的面说：“吔,老弟,接了恁个乖的媳妇,喜烟喜糖怕还是要补起来哟!哈哈哈哈!”李芳听后红着脸只是笑。我也不向他们解释,也无法解释清楚,因为新年大节的,从那么远把别人家的女孩子带到家里来过年,你如果说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他们会相信么。因此,我非但不解释,反而故意逗他们说：“喜烟喜糖么,小意思嘛,到时候一定少不了你们的。”他们这才打着哈哈,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正月初三,李芳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明天我们去我舅舅家耍好不好?”“你舅舅在哪里?”我问。“就在达县城头荷叶街呀。”她说。我心里一惊：“你啥时候达县城头冒出个舅舅来了,是认起的亲戚吧?”“才不是呢,是我的亲舅舅。”她急忙说。“你不是说你过年没有去处吗?既如此,你为啥不去他家里过年?”我有些生气地说。她却什么也不说了,只是用手蒙住脸嘻嘻地笑。我正愁找不到让她尽早离开的理由,她这么一说,我倒有些高兴了,连忙说:“那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走。”李芳舅舅家共五口人,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得都很不错,尤其是大女儿,十六岁了,出落得一朵花似的。她舅舅也是五十来岁了,脸型与李芳的母亲有些相像,看来李芳所说不假,还真是她亲舅舅。她舅母四十多岁,待人特别热情。我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回到了学校,李芳却一直住在了那里,直到这年七月工作分配之后。其间,她常约我去她舅舅家耍,她舅舅一家对我也很不错,于是我成了那里的常客。自我从李芳家回到学校后，我便参加了被当时的“造反派”称作“保皇派”的“达县工农革命司令部”，被安排到“司令部”楼上的广播站,与我校三年制的一位女生一起当广播员。一天,我正在广播室里写稿,楼下一位站岗的工人突然给我送来一个折叠成蝴蝶状的字条,说“是一个女生送来的,她本想亲自送上来,我没答应”。我小心地拆开字条一看,是李芳写的。她说,前几天她们在学校的档案室里翻到了我的高考成绩,平均分高达82.3分(百分制),川大中文系都盖了录取章的。她还特别劝慰我,叫我知道后不要怄气。这一消息证实了我当年的判断,我的大学梦是被班主任冯某给我的那份升学鉴定葬送的。他在鉴定中胡说我“怀疑党的四清政策，而且屡教不改……”。在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不是给我的大学梦判了死刑吗？因此,这件事尽管过去两年了,但这时我的心里仍旧像被针扎一般地疼痛。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我而今所做的一切都索然无味,毫无意义了。我想到了回家,让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故乡的亲情,抚平我心灵的创伤。第二天上午,李芳把我一直送到西外的塔沱,叮嘱我一番,又看着我走了很远,她才转身离去。那时的农村,还几乎全是“保皇派”的天下。所以,一踏上家乡的土地,我犹如回到了“解放区”一般,整个身心顿时都放松开来了，感觉格外地舒畅。然而没过几天，李芳就给我来信说,文教局在搞我们的工作分配了,催我快些回去,于是我又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学校。可是等我赶回学校,工作分配已经搞完了,我们两个“一年制中师班”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哪个县来的回哪里去，因此，李芳被分回了平昌。然而,我和另外四人的工作却被搁置了下来,原因呢，说是我们五个(三男二女)是“铁杆老保”，是否分配，怎么分配,上级还要研究,要我们等候通知。我们想,你们研究就研究吧,我们乐得多逍遥几天。李芳过几天就要回平昌报到了,她要我从学校搬到她舅舅家去住,说这样一是安全,二是到文教局打听消息也方便些。我想她说得也对,于是就住了过去。在和李芳相处的最后几天里,我知道我们俩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了,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并且想好了拒绝她的理由。而李芳却仍在做最大的努力。她要我去跟地区文教局的领导反映,争取分配到平昌去；又说她母亲带了好几次信来,说那几条肥猪都给我们喂肥了,问我俩的事什么时候才办得成。我心里烦糟糟的,我说,现在文教局是“造反派”当权,我在他们眼里是死硬分子,他们怎么会满足我的要求,我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呢?我能不能分配工作都还难说,哪有心思考虑这些,还是以后再说吧。她沉默了。李芳临走的那天,我把她送到车站,上车前,她说:“你工作落实了就马上到平昌来哟,我等你哟。”我没做声。我帮她上好了行李,看着她上了车,汽车开动了,我们相互挥手告别。看着渐渐远去的汽车,我如释重负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五个“铁杆老保”的工作分配仍没有音讯。这时李芳来信了。信中说,她的工作已经落实了,分配到了离她家不远的一所中心校；又问及我的分配情况,仍在希望我争取分到平昌去。最后她说：“你快点来哟，我都快要崩溃了……”我无法回答她,也没想回答她,因为我工作分配的事还杳无音讯,我能说什么呢。我更不想伤害她,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沉默。又过了四个月,我们的工作分配才有了结果。结果则是：我们五个“造反派”认定的达县籍“铁杆老保”，全部被“流放”到达县地区最偏远的外县万源。我们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我立即给李芳去了一封信,如实地向她谈了我工作分配的情况，并对她近一年来对我的关心和情意，表示了最真诚的感谢。最后我说：“万源与平昌虽说不上万里之隔,但毕竟天各一方,我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万源那蛮荒之地了。这也许就是天意,我们都认命吧。”此后,我们就再无联系了。然而，那段难以言说的情感，却烙印在了我心里，难以难忘。
2020.12.23于重庆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也必将为文学事业而做出草根的奉献！热爱，志趣，是生命最光彩的部分！感谢有您感恩有您！感谢一路有您……
 作者：编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