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人物出生地谈范蠡故里在淅川（淅川文化探索之四十六）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关于范蠡故里，主要有南阳“宛城说”和南阳“淅川说”。其实，这段公案曾于2005年在《南阳晚报》打得炮火连天，特别是宛城于金献老师撰写的《故宅也是出生地——关于范蠡籍贯考证的商榷》一文，针对淅川王耀杰老师的《范蠡故里淅川考》，痛驳范蠡“淅川说”，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

近日，笔者再次熟读《史记》，惊讶地发现《史记》中一些人物的出生地并非是以人物生存时段的地名记录，而是以《史记》成书甚至更晚的时段地名记录，这为我们研究范蠡故里解开了冰山一角。

“淅川说”与“宛城说”的主要观点和论据

“淅川说”认为：《史记正义》记载：“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水经注》卷二十《丹水篇》记载：“丹水又东径一故城南，名曰三户城，昔汉祖入关，王陵起兵丹水以归汉祖，此城疑陵所筑也。丹水又径丹水县故城西南，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也。”既然淅川境内有汉代三户城和春秋三户亭，淅川又隶属于南阳，范蠡就是淅川人。

“宛城说”认为：《史记正义》记载：“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淅川县境内虽有三户，但是，在春秋时期，析宛均是县邑，互不隶属。即使到了战国时期，不仅宛县管不了析，连秦设置的南阳郡也管不了。只是到了汉代，南阳郡才能管辖到析。所以，“楚宛三户”中的“三户”只能在楚国的“宛邑”，而不能在“析邑”。淅川有再多的“三户”也不是范蠡故里。

如此看来，“淅川说”与“宛城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淅川的“三户”究竟属不属于“宛”。是，“淅川说”就成立；否，就不成立。

笔者认为，春秋时期，楚国的“宛邑”确实管辖不了“析邑”，更管辖不了“析邑”的“三户”。据《淅川直隶厅》记载：秦周赧王十七年，秦昭王出兵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析由此成为秦楚前沿阵地，进入了朝秦暮楚时代。秦始皇十六年，南阳归秦；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穰县（今邓州）西设中乡县，析归中乡县，同属属南阳郡。可见，最早在战国末期，“析”已经隶属于“宛”。到了西汉，淅川在一定时期属弘农郡。汉明帝时期，改博山县为顺阳县，与郦同属南阳郡。

现在，问题的焦点在于：“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这句话是以春秋时期的地名记录还是以汉代或者汉代以后的地名记录？这个问题的考证决定了双方辩论的成败。其实，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关于范蠡籍贯的记录，这句话出自《史记正义》。《史记正义》是唐代张守节所撰，“正义”就是注解。这本书原为单行本，共30卷，按照条目加注释（正义）的形式进行注解。宋朝初年，《史记正义》被有意拆散，附于《史记》有关正文下面。

追本就要求源。要想搞清楚谁对谁非，让咱们先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成书过程谈起吧

《史记》的成书过程为“淅川说”创造了条件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前104年，司马迁开始创作《太史公书》，前后经历了14年，这部书才得以完成。

《太史公书》的成书不单单是14年，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被定为诬罔罪名，遭受了腐刑。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一件巨大的屈辱，但是，为了《太史公书》，司马迁忍辱负重，终于完成了这一鸿篇巨著。

由于司马迁当时是一个戴罪之身，《太史公书》成书后，并没有立即被社会认可，更没有出版发行，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司马迁的女婿名叫杨敞。杨敞是汉昭帝刘弗陵的宰相。但是，杨敞也并没有敢把自己岳父的《太史公书》拿出来献给皇上。杨敞有个小儿子，名叫杨恽。汉宣帝时期，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杨恽才把《太史公书》献给汉宣帝，更名为《史记》，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1年，当时，汉宣帝才刚刚出生。汉宣帝是18岁登基的，《史记》至少沉睡了18年。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之间，而范蠡生于公元前536年，卒于公元前448年。司马迁距离范蠡的年代已经过去了300余年。当时，司马迁已经受了腐刑，不可能游历天天下考证范蠡的出生地，他撰写的《史记》中的人物出生地究竟是以汉代的地名记录还是以人物生平年代记录？两者皆有可能，并且，依据司马迁当时的条件和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用汉代地名可能性更大。同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献书前，究竟有没有修改《史记》？历代文人在编印前有没有修改过《史记》？这些问题下面还要做详尽论述，这里就暂且不表。但是，《史记》的成书过程，至少为“淅川说”创造了条件。

《史记》中人物出生地地名记录年代是“淅川说”成立的基石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关于地名的记录，特别《史记·列传》中人物出生地地名的记录，笔者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纵观《史记》七十列传中，记录汉代以前的人物列传有二十九篇，加之《贷殖列传》、《游侠列传》等，记录人物不超过四十位。在单独记载的二十九篇列传中，有十九篇没有记录人物籍贯，有七篇是用秦汉以前的国籍或地名记录人物籍贯，且这些地名一直沿用到秦汉。如：《刺客列传》中，记录曹沫：“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白起王翦列传》中记录白起：“白起者，郿人也。”郿邑，公元前794年秦庄公建造，秦设郿县，西汉沿用此名，到了东汉末年，董卓改“郿县”为“郿坞”。还有三篇沿用的是汉代或者汉代以后的地名记录。

《管晏列传》记载：“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颍上”在今安徽省阜阳市，现为颍上县。据《颍上县志》记载：“颍上”在周为“慎邑”，属楚国；秦为“慎县”，属泗水郡；西汉高祖初，“慎”属楚王韩信封邑；新莽改“慎县”为“慎治”；东汉复为“慎县”，属汝阴郡；南北朝属宋地，把山西雁门旧县侨置慎地，名为“楼烦令”（按《宋书》郡县均带官名）……隋大业二年（606年），楼烦县改名颍上县，属豫州汝阴郡”。可见，“颍上”这个地名是在隋朝才有的。

《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雒阳”就是洛阳。商周时期，洛阳名西亳；西周代殷后，洛阳名成周；东周时期，洛阳名洛邑……一直到了汉光武建武元年（25年），刘秀定都洛阳，改洛阳为雒阳。

《刺客列传》记载专诸：“专诸者，吴堂邑人也”。堂邑，原名棠邑，位于现在的南京市六合区。春秋战国时期，棠邑为楚吴边境的吴国重镇。秦始皇二十六年设棠邑县，汉代时候，汉高帝六年（前201），封陈婴棠邑侯。一直到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棠邑改名为堂邑，而这个时期正是司马迁生活的年代。

《史记》是中国的信史，这部书记录的春秋战国人物出生地，要么不写，要么用汉代沿用或汉代地名记录，甚至还出现东汉和隋朝的地名记录法。难道司马迁预知隋朝“慎邑”要更名为“颍上”、东汉刘秀要把洛阳改为雒阳？这是不可能的。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因为自己是戴罪之身，没法一一考察地名，只能避而不写，或以汉代地名记录。不仅如此，因为《史记》在历史长河里多次印刷出版，编者可能对一些地名添加或者修改，甚至有人专门研究《史记》，补充和完善《史记》，这也是唐代张守节为何要撰写《史记正义》的原因。

《史记正义》和《会稽典录》的成书年代决定了范蠡故里在淅川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这句话出自《史记正义·吴越春秋》，《史记正义·吴越春秋》又是引用《会稽典录》中的句子。《史记正义》是唐代张守节所撰的《史记》注解，也是对《史记》缺失的补充，以至于宋代人把《史记正义》拆散，加到《史记》上面，可见其重要价值。而《会稽典录》是东晋著名历史学家虞预撰写的，共三十卷。因为《史记》是以汉代地名记录人物出生地的，《史记正义》成书于唐代，这部书又是《史记》的注解，所以，他所记录或引用的地名年代不可能用汉代以前的地名记录。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则直接去掉了“宛”字，“范蠡，字少伯，楚三户人。”

综上所述，“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这里的“宛”是指汉代或汉代以后的南阳郡，涵盖淅川，更涵盖淅川的三户，所以，范蠡故里必在淅川无疑。

作者简介：田野，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五四文艺奖获得者，南阳市五个一文艺工程奖获得者，南阳市作家协会理事，淅川县文联副主席，淅川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刊发作品3000余篇，《读者》、《意林》签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放歌走丹江》、《坐禅谷禅韵》；长篇小说《泪落水中化血痕》；参与主编《魅力淅川》丛书（六卷），撰写的《北京，不渴》微电影剧本拍摄后荣获国家林业部“十佳影片”。约稿电话：[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