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词文体题材与写法演进的四个特征
词文体自晚唐产生以来，历经五代、北宋、南宋，以及元明清直到民国期间，其文体特征及题材内容经历了多次演变。叶嘉莹先生把它概括成歌辞之词、诗人之词、赋化之词，甚至哲化之词等四个阶段，称之曰词的“美感特质”类型。整体而言，词文体在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其包容性变得越来越强，自身的文体特征日益丰富的同时，其文体的中心与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1949年以来，新中国词文体的变化尤其明显，历代累积的词文体特征都能不同程度地在这里找到异代回响，但都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在各方面都潜滋暗长地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各种细微变化的累积，以至成为巨变。
首先，宏大叙事是新中国早期词作的突出特征。最晚自20世纪最初开篇的《庚子秋词》起，公共事件开始大量地进入词文体的题材范围，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新中国词作者，面对天翻地覆的时代展巨变，热衷于书写公共事件，表达共有的时代激情，导致词文体主体性、个性化抒情的日渐式微。论者认为，“写实”是“古诗传统”诗篇的内在需求，但“要眇宜修”的词文体受到体制与格律等各种限制，面对宏大叙事对象时，未免力不从心，因而大量词作彻底摆落了细节呈现，表现出高度抽象化与标语口号化的特点，日益偏离“写实”的传统，形成了一个足以与“古诗传统”抗衡的“今诗传统”。
其次，正因为受到宏大叙事、革命叙事语境，和大众化、通俗化等文艺政策的影响，当新诗人郭小川反复申辩他诗中的“我不是我”时，这种主流文学领域的文艺观也不可避免影响到了词文体写作，词文体中的公共情感对个人情感的挤兑，导致了词文体抒情性的淡薄和议论性的强化。特别是新中国早期词作者，多为党政领导及社会贤达，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公开写作及公开发表诗词作品，他们在词作中叙写公共事件，主要是写给别人和时代“看”的，便自然而然十分小心地隐藏了个体生活和个人情绪的隐秘角落，而充分展示可以公开的带有公共性的情感世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词作，及其后的主流诗词圈的词作，概莫能外，从而表现出千口一腔，千人一面的平庸化倾向。
再次，当代主流文学文体对词文体写作的影响无处不在。自从王国维针对传统的“写境说”提出“造境说”，便为词文体写作的解放敞开了方便之门。部分词家借鉴小说、戏剧、影视文学叙述事件、塑造人物的影响，提出词文体也可以虚构人物、事件、情节的观点，并进而提出“整体虚构”，在这一词学观的指导下从事词文体写作。这部分词家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受到小说构思、戏剧情节和电影语言的影响。再如，叶圣陶曾提到俞平伯是用写新诗的手法写旧诗（包括填词）。从文体互涉的视野加以审视，更容易捕捉当代词文体审美特性（即叶嘉莹先生所说“美感特质”）的变异。
第四，基于全球化视野，欧风东渐日益成为影响当下词文体内容与风格变异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公认，新诗是受到西方翻译诗歌和西方文学思潮尤其是诗歌理论双重影响下的文体变异的产物，可西方诗歌及诗歌理论对词文体发生的影响，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观照下的词文体创作自觉，已日渐成为部分词家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举凡超现实主义、深度意象、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等，都能从当代词文体创作中找到回响。与新诗受到西方诗歌和文艺思想影响的步伐相比，词文体受到的影响要相对“迟滞”一些，但其“先锋性”方之新诗领域的的早期先锋写作，未遑多让。此外，西方诗歌观念、诗歌流派的生成，是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相影响的时间进程，但影响到词文体时，往往是将“历时性”压缩成“共时性”影响居多，因而，词文体的新变，跟不上西方诗歌流派演进的节奏。
新中国词文体新变所提供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它还有很多未知的侧面，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揭示出来。词文体的创作已经随着时代往前走了很远很远，我们的批评与研究，需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而不能守着先秦两汉时产生的批评理论，或者守着唐宋人的词体观念来看待今天的创作，更不能以之作为权衡当代诗、词创作的唯一准绳。基于此种现状，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经过如此变异后的新中国的词，除了格式等外部特征禀承传统之外，它还是传统的“词文体”吗？
《中华辞赋》创刊于2014年，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一本专门刊发当代诗赋类作品的国家级杂志。2020年8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华辞赋》出版单位变更为《诗刊》社，编委会主任李少君，社长王冰，总编辑石厉，副总编辑江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