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苾雯: 最爱我的人走了 / 开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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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坟前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1996年秋天，母亲没丢下一句话就急匆匆去了父亲那里。为了这一天，她等待了８年。

父亲安葬在一座山坡上，背靠着四季葱绿、开着一丛丛紫罗兰和野菊花的松林，面对着春来一片翠绿，秋来一片金黄的麦地、稻田。麦地和稻田中间有一弯月般的池塘，夏天一到，便举起一片粉红的、雪白的荷花。

听母亲说，这块墓地是爷爷亲自选定的。70岁那年，他回老家为自己选墓地，走到后山，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坡地，回来后欣喜地对我父亲说：“我死了，就将我埋在那里吧。”听母亲讲着这段往事时，我半信半疑，那时我总难以相信一个人能这么坦然地面对死亡，况且我的爷爷看起来是那样的老实和胆小。

选好墓地的第二年，奶奶去世了。我那为自己选墓地的勇敢的爷爷是在奶奶去世10年后才去那里的。他去时，没有一点痛苦，我和姐姐刚给他洗完脸剪完指甲，他轻轻吁出一口气就去了，就像风中熄灭的一支蜡烛。

父亲却是在毫无准备的时候就面对死亡的。那年，他才58岁，头上甚至找不出一根白发，会看面相的人说他天庭保满、耳朵大、人中长是个长寿相。我也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从家族史上看，他上面的几代前辈都是颐享天年无疾而终，况且父亲高大壮实，除了有点血压高，再无大的疾病。可是死神偏偏找上了他，甚至不给一点预兆。

那天，我手里拿着“晚期肺癌”的诊断结果从ＣＴ室出来，眼前一阵阵发黑，悲痛欲绝的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坐在外面等着我的父亲。犹豫徘徊了好久，我又找到医生，央求他另写一个检查报告。当我佯装高兴地将这份假检查报告给父亲看时，他的眼神只轻轻在上面划了一下就跳开了，回到病房，他积极配合治疗，并开始练气功。在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的病房里，父亲不会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可是他仍顽强地练着气功，一直到他站不起来的那一天。那些日子，我总想起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我问自己：那个与鲨鱼搏斗得精疲力尽，只拖着一付鱼骨回来的老人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父亲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那天，他从衣袋掏出一把钥匙交给我说：“家里的小木箱里有我这些年写下的一些诗，留着给你作个纪念。”停了停，他又说：“你的书出来后，可别忘了在我坟前烧一本。”说着这些的时候，父亲微笑着，苍白的脸上浮起一团红晕。

第二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父亲静静地走了。

我不知道面临死亡的父亲，心里刮过怎样的狂风下过怎样的暴雨，但是我知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抱怨过命运。为了生，他曾竭尽全力地抗争。当死亡已不可逃避时，他选择了从容，以这种从容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父亲死后，母亲独居在老屋。老屋的墙上挂着父亲的遗像，思念使她穿越阴阳两界，她常常与墙上的父亲喃喃地交谈，谈他们的儿子结了婚，生了个胖小子，谈他们的女儿又出差了，担心着她的安全和冷暖。她说父亲的嘴唇红润了，她说她听见了父亲的笑声。

每年清明节，母亲都要带我们去上坟。她总是早早就买好纸钱、鞭炮和绢花，早早地为这一天做着准备。她佝偻着背跪在坟前，一边喊着父亲的小名，一边烧着纸钱，风掀动着纸钱，掀动着她花白的头发。那头发是父亲去世后才白的。

后来她离开家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时她已患上糖尿病、心脏病，可是每年的清明，她都吵着闹着要跟我一起回去给父亲上坟。

1996年的清明，母亲已到了糖尿病晚期，一只眼失明了，腿也僵硬得不能弯曲，再也走不了那段通往墓地的小路了，她只能遗憾地坐在车上朝山坡那边久久地眺望。

半年后，母亲在昏睡中静静地走了。我们将她的骨灰送进墓地，让她和父亲安息在一起。

记得母亲去世前，我曾开玩笑地说：“妈，要是你去了爸爸那里，一定捎个梦给我，告诉我你们在那里可好。”

母亲哈哈笑着说：“我一定捎个梦给你，免得你牵挂。”

可是，母亲一直没有捎梦给我。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可好。再要见到他们，我却要用余生去等待。

作者：吴苾雯，女，湖北黄梅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72年高中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返城后历任武汉铁路局工人、打字员、局团委宣传部新闻干事，《中国青年报》湖北记者站记者、站长，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高级记者。后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94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一个女记者的梦》、《今日台湾探秘》、《滚滚红尘中的中国女人》、《漫漫征程》、《两个人的故事》(合作)、《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逃离大学》、《高三家长》、《哪把椅子是我的》、《是谁杀了我》、《向中国大学说不》、《父亲档案：革命年代的私人记忆》；先后发表中篇小说《今天不是昨天》、《无冕之王》、《寻找母亲》、《来自天堂的琴声》等十余万字，散文、随笔20余万字等。《漫漫征程》、《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分别获全国青年读物二等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