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少留意 ——吉川幸次郎的《汉武帝》 | 黄德海
有年夏天，随诸师友泛舟太湖，有位朋友忽然问，如果想就某方面展开研究，应该做些什么呢。老师答道，如果不急着写论文，先留意一些问题，留意久了，自然会深入，到时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说完，老师顿了顿，笑着说，当然，要先留意自己的留意。听到这句绕口令样的话，大家笑了起来。小船加速，犁出一道长长的水痕。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留意”，其中最难也最重要的，正是留意自己的那个留意。过此以往，便顺理成章。如已经开始了解某个领域或某些人、事，自然不经意就留意到这方面的研究和著作。我因去年写到汉武帝晚年的《轮台诏》，翻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待看到吉川幸次郎《汉武帝》译本出版，赶紧去买了本来读。
后世人写较早之前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声名极盛的人物，基本材料上几乎翻不出什么花样，只能在见解上揣摩用心。这本《汉武帝》，虽然据说作者长于考据，也算得上“汉学泰斗”，但并没有石破惊天的翻案文章，倒是其持论的平正，叙述的流畅，留给我非常好的印象。另外，大概是长期研习文学之故，吉川常能在文字的缝隙里，辨认出历史记载背后的人心和人生，颇引人深思。先节引《汉书·景十三王传》里的一段文字——
建元三年，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问其故，胜对曰：“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芦苇杆内壁的薄膜，指关系疏远的亲戚）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
原文很长，使用的典故和比喻很多，大概是因为对帝王说话，不得不小心谨慎。从节略的部分来看，意思传达明白无误，即（没做成皇帝的）皇子“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汉武帝》隐括这段话，说武帝登基不久，“他的兄弟中的几位来朝。为此举办欢迎酒宴，音乐奏起，突然席中有一人抽泣出声”。武帝询问缘故，哭泣者言道：“尽受欺侮的自己，一听到悲哀的音乐，不禁落泪。我们（皇子）都是如此。”这个哭泣的人，就是上面写到的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的异母兄。不过问题来了，那些胆敢侵辱皇子的，到底是“群臣”还是某些臣子呢？
谈到这问题的时候，吉川先从汉代的公主入手：“一般来说，汉代的公主拥有非常权势。这些权势甚至在皇子之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皇子都会以地方王的身份，离开国都长安，因此，他们很少有干预中央政治的机会。”也就是说，出现这现象，并不表明汉代女性地位高（“她们没有继承帝位的可能”），而是皇子在国都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因此常被赶离，所以公主才获得权势。不过，即便皇子们离开国都，去了自己的封地，仍然是不稳定因素，“一旦他们发动叛乱，中央将极度困扰，所以皇帝派遣监督的官员，以日本江户时代家老（原注：日本江户时代各藩藩主的首要家臣）式监察官的名义，用锐利的眼光时刻监视他们”。
刘胜肯定夸大其词了，侵辱皇子的应该不是什么“群臣”，而是随诸侯到自己封地上去的监察官。这些监察官对皇子不只是侵辱，有时候还“会故意策划事件陷害地方王，以此作为自己的功绩”。我们约略能猜到这结果，因为人总是这样，即便前面无比危险，为了一时的功绩或利益，仍然会刻意去构陷。吉川更深一层的推测，就不太容易想到了：“武帝的兄弟诸王大多被描述成超乎想象的愚昧之人，这些记录似乎也是在前述状态下产生的。”蓄意构陷的监察官报送的材料既有问题，进入皇家档案馆后史书照录，当然会让皇子们显得愚昧。这推测提示我们，读各类历史的时候，要时刻有警惕之心，即便出自中秘的文书，也未必全值得信赖。
《汉武帝》里没写的是，刘胜这一哭，让武帝“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稍稍缓解了皇子与监察官的紧张关系。其后，武帝“更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此举虽显出皇帝对封地皇子的厚恩，诸侯却从此“地稍自分析弱小”，势力大大削弱。其实不止跟诸皇子，武帝晚年与太子刘据的紧张关系，恐怕也可以从这个方向去理解。吉川点出的这一情形，撩开了历史华丽帷帐的一角，让我们看到了重重宫闱里的某些深痛隐衷。这深隐之处，书中还有另外一段，涉及的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从这记载里看到的深痛，大概是贾谊的有志不获骋。既然“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贾谊当然应该“任公卿之位”。可在一干元老的干涉之下，文帝卒“不用其议”，真堪惋惜。数年之后，文帝再见贾谊，结果也竟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让人感慨万千。后贾谊早逝，成了屈原一样有才而不遇的典型，历代感叹不绝。
贾谊的遭际早就为人熟知，关于他遇不遇的问题，也有包括刘向、苏轼、李贽在内的人物发表过不同看法，算不得新奇。引起我注意的，是吉川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有名为贾谊的年少男子，天下秀才，因此文帝在未央宫的宣室召见了他。召见之际，贾谊建议文帝施行文化型的政治，改正朔，易服色，并‘悉草具其事仪法’，进诸文帝。而后，文帝对窦太后言道：‘那家伙所言之事，太过高尚，非我所能行。’”文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汉朝自有汉朝的成规，轻率随便行事，是会危及生存的大事”。
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根据不同的人生经验，对吉川这段话会有不同的理解，暂且不去深究。我感兴趣的是，文帝对窦太后说的这番话，出处在哪里，因为《史记》和《汉书》里都找不到。非常大的可能是我读书太少，很小的可能是日文另有记载或解说。或者，还有一种微弱的可能，这是吉川根据文帝“谦让未遑”推论出来的。如果是这样，这话就有吉川独特的判断在里面，既显出文帝对当时局势的判断，推行政策有量力而行的节制，也暗暗点出贾谊的建议不太顾及实际，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老成人清楚，在慢慢积累而成的大局面前，这样的急切往往容易偾事。
前面的事情涉及的问题太多，容易让人忽视吉川的心得。那就拿公孙弘的一件事来做例子。《汉书》说他“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閤以延贤人，与参谋议”。照姚鼐的说法，“此閤是小门，不以贤者为吏属，别开门延之”。吉川在此基础上，另转进一层，谓公孙弘提携后进，将官邸辟出一部分作为沙龙，让年轻知识人自由出入，而“官邸的东侧特意辟一小门，作为沙龙的通道，从这里进出可以不与他的属僚碰面”。推测起来，应是怕年轻贤人还没有地位，性格也不稳定，跟吏属同门出入，碰面时或遭轻视，或亢奋激昂，或产生自卑心理，都于前途不利，因此别开小门延之。此意颇为深曲，如所猜不谬，则公孙弘此处的表现，正中下文“其性意忌（疑忌），外宽内深”的评价，不过是同一性情的阴阳两面而已。
对性情的认知和疏导，或许与治理之道一致，应如书中提到的卜式所言：“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随顺性情和社会的节律，去除恶者，不让其败坏群体，而不是如监察官的蓄意构陷，贾谊的高尚其论，或公孙弘的阴谋报复。这一点，饱读诗书的贾谊和养猪出身的公孙弘，大概都可以有所借鉴于牧羊出身的卜式？愿有志者少留意，尝试去除性情和社会的阴面，阳面的部分应该会有发展的可能吧。其情形，大概如书中所说——“人类对知识、对文化的渴望，如同对水一般。一旦杀伐的时代过去，这种渴望必然会不声不响地复苏。这种现象，无论东西，都未曾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