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真理负责的学者

——读《邓伟志文集》有感

邓先生是我思想上的引路人。1989年11月,是他介绍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2000年,我又有幸成为他的个人网站联系人。尤其是这八年来,深为他渊博的学术思想和无穷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内心充满敬仰,他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对真理负责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

6卷本的《邓伟志文集》,近千篇文章,大约占作者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感受最深的是作者的那些原汁原味、能折射当代历史轨迹的一篇篇真实文章。从中也看到作者代表各个时期的思想倾向,这是一本对真理负责的中国学者的思想地图。如,写于1959年1月的《保管员之歌》:“万丈粮山耸入云,登上粮山测粮温;撕块白云擦把汗,朔风当作鹅毛扇。”作者当时只有21岁。反映了当时大跃进时期的一种心态。也看到作者青年时期的文学才华和浪漫色彩。

诚如作者在作者自序中所言:我既摆脱不了历史局限性,也摆脱不了个人视角的局限性。因此,让读者去解剖,看看他是如何从上个世纪60年代参与批判唯生产力论,到80年代转为写《生产力颂》的;又是怎样从写《生产力颂》,到90年代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经济与社会同步,物质与精神齐飞”的。看看他是如何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在出版了第一本《和谐社会笔记》之后,又出版了第二本《和谐社会散议》,还撰写了《和谐社会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吗?》一文的。再看看他过去是如何从文字上批判“个人崇拜”,而实际上又发自内心的搞“个人崇拜”,并以“个人崇拜”来反“个人崇拜”的,转变为今天笃信老庄的“说大人,则藐之”。又如再看看他在1957年“反右”以后,如何连笔名都要叫“左子”,到后来反倒被人指为“右”,连发文章的权利也曾被几度封杀过。这种实事求是、大无畏的学者风范,令后人掩卷长思。

作者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能够在学术道路上坚持走了50多年,保持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完整的社会知识分子形象,十分难能可贵。比较现在一些学者有的已经沦落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个绝好的鲜明对比。如,在前几年国内房价正在趋向高涨时,有专家公开说:当今工薪阶层能够承受。最近房价稍微弱降时,又有学者出来说目前房价已经趋于合理,当前是买房最好时机。我真不明白:一个普通职工需要几十年收入才能买房的房价难道是合理吗?一个靠行贿少则上百万,多则几个亿的以暴利支撑的房价,难道是合理的吗?!前天晚上电视上在播放美国片《一个头两个大》,讲述一个患有人格分裂症的巡警的故事。现在,我们社会上官场中、学术界等,患有这种病的大有人在。有的是被迫的,私下感到痛苦。有的却以之为乐,沾沾自喜。这种社会现象值得社会学专家们深入研究:转型时期权力者们(学术界)的人格分裂现象。

站在社会公正以及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来进行治学,这也与邓先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学财经出身,后来又搞自然辩证法。曾经同时为上海市科协委员、上海市作协理事,上海市社联常委三方面都沾边的人。因此,他是努力以科学精神来研究社会理论,以人本思想来观察社会生活。他的资历也算够老的。红小鬼出身,父亲曾经是早期中国革命红军的团长。他是马背上成长起来的“三八式“老干部。但他一点都不卖老,非常平易近人,犹如他的学风,经常是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不知者以为他的学识平平而已,知之者却会常常从其精练的文章中,从其所举例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事迹中,读懂他所要阐发的真正涵义。这是当代中国学者处于转型时期的一种大智慧。比如,他写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曾引起争议的《越鸿沟记》等,都是属于这些典范。

邓先生一生中呼吁创新,也身体力行。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在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有好多光辉的“第一”。他的个人网站,也是当时在他同一层面中创立比较早的,迄今已经有近8年历史。从网民给他以及他的回复共1000多封信中,也可反映出邓先生与社会各界的密切联系,以及他在社会大众中的思想影响。邓先生的文章经常在国内著名报刊上转摘。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邓先生学术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面。邓先生今年正逢七十华诞。但他的精力尤其是他经常闪耀出来的思想火花,使他的精神面貌至少要比生理年龄年轻20岁。他的学术思想正处于中年的旺盛时期。他的治学精神和风格:“学者只对真理负责,除此而外,皆等而下之”,将不断鼓舞我们这些追随者,要象他那样勤奋读书、善于思考。为推进中国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实现而努力。

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20世纪5位圣人之一的、印度著名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说过:“只有当我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沟通的时候,从同一个层面思考问题的时候,才可能达成共识,才可能建立起共同的信仰,才可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这样我们才能并肩面对、观察人类存在、发展这个非凡的过程。”建设和谐社会,十分需要一个创新、宽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求同存异的社会环境。

2008年 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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