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坝老茶馆

（图文无关）

1974年,我在离陕坝不远的公社中学上初中,这时候,课本上没有多少让人感兴趣的内容，学校又大搞“批林批孔”运动,聚不住人。有几个同学，到学校和老师撒谎请个假，就骑着自行车跑到陕坝蹲茶馆。

有好多年,茶馆是陕坝极具人气的地方。曾几何时,听书、看戏、泡茶馆是陕坝人娱乐消遣的三大内容。

陕坝的茶馆,始于1939年傅作义的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的迁移至此。期间虽是抗战紧要关头,但河套战事不是经常都有。何况那随军而来的，不光是荷枪实弹的将士和公务员,还有文人墨客、买卖商号、三教九流,以及不在少数的闲散人。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得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忽而戏院有了,忽而书馆有了,忽而茶馆也就有了。陕坝红火得翻了天。

据老年人回忆,解放前,泡茶馆的多是街面上的有闲阶层，有闲的人也分三六九等。有失意的政客、落魄的文人及达官贵人的三亲六故；有耍把卖艺的、做小生意的；还有无固定职业打短工的游民。到后来,种地的大户、城郊的农民也纷纷加入,再加上我等逃课的书生,把个茶馆生意闹得沸沸扬扬。

茶馆所以热闹,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当时无可替代的民间信息集散地。后来我曾听人打趣说,旗政府晚上开常委会的内容,第二天一早就能传到茶馆。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砌上一壶茶,你绝对可以听到走了样的官方消息和变了味儿的民间传奇。所谓天南海北,应有尽有。打了胜仗的军官在这里扬眉吐气,下了戏台的名角在这里养筋舒骨,投机者在这里窥探信息,买卖人在这里互通有无。时事新闻,芸芸众生,世相百态,尽在其中。

对我等农村学生来说，蹲茶馆是个很奢侈的事。一壶砖茶一毛钱，七分钱无限续水。再花上八分钱、二两粮票，就能买一条麻花。如果还能挤出五分钱,便可以到茶馆对面的电影院，看一场革命样板戏电影。星期天和我的妈妈去陕坝的小自由市场卖鸡蛋，一块钱十颗鸡蛋，通常是攒够二十颗进一次城，收入两块钱，妈妈就给我一块，她自己买些零七碎八回家去，我就进了茶馆。现在想起来，我一个人用家里的一半收入蹲茶馆，真是罪不可逭。没有鸡蛋卖的时候，我还有办法。我的父亲在商业部门做采购员时，存下一饭盒全国粮票，这在当时是奇缺的东西，茶馆有人收，三毛钱一斤。我常从家里偷出去卖钱，过了几天至今还以为是有钱人过的日子。不过那时候,没想到今后能给茶馆写文章。

　　茶馆所以热闹,还在于其公平的经营之道。不管是哪路的神仙,一进茶馆,都是茶客。没有雅座,没有特殊服务。一样的桌凳,一样的茶具,一样的收费。就如京剧《沙家浜》里唱的：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不存在“周详不周详”一说。

　　一来二去,有的人就离不开茶馆了。城里的尚且不说,一些郊区的老年农民,每到冬天,从家里揣一块白面烙饼进城蹲茶馆,一壶茶喝得颜色全无,直坐到日落关门。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倘若手中有些余钱,还可听听评书,看看晋剧,以为神仙的日子。

　　大集体时,我们村有几年种大白菜的历史,但年年卖菜难。村里有几个常上茶馆的人有天领回了几位兵团采购员,一下子卖了不少菜。我们队长笑着说,原以为你们是不爱劳动游手好闲,没想到,蹲茶馆还能办大事。后来,队里头让他们挣上工分泡茶馆卖白菜。这大概是我们地方上最早的最廉价的招商引资形式。

　　“文革”时期,古戏不能唱了,古书不能说了,戏园子、书馆戴上“封资修”的帽子一度关门,唯有茶馆没有被取缔。此时非彼时,茶馆生意冷落了许多。老茶客们交谈起来也是小心翼翼,唯恐说错了话,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改革开放后,陕坝的茶馆又红火了一阵子,但红火归红火,却少了一份古朴,少了一些文雅。尽管还有着消遣散心的功能,还有着交流信息的作用,可毕竟抵挡不住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消费终于把老茶馆挤进了悄无声息的角落，进一次新式茶馆，也成了很有档次的消费。

　　老茶馆以其特有的方式,见证了陕坝的兴衰荣辱,记录了百姓的喜怒哀乐。

　　古镇文化,多有积淀,小小茶馆,自有一页。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