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 “文化古城”简说（下）
再有一九二九年八月顾颉刚要由广州回到北京时，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但广州的不能研究学问是极明显的。第一，此间书籍不够参考，商量学问又无其人……第三，广州房价太贵，要租一所房子把北京的书都搬来，非每月出百元的租金不可，怕这不能负担。而且广州为各派政治家注目的地方，政治的变动最快……第四，在北京，就是没有事情也可以挨住半年，因为生活程度低，而且熟人较多，有法通融……”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化古城：在历史环境上、在文献资料上、在经济条件上、在人情敦厚上、在生活程度上，都为各方面的学人准备了足够的条件，在无政治势力干扰的情况下，聚集了全国有世界名望的各方面的人材，在教育和学术上无形中形成了一种风气，灯火相传，造成了深远的世界性的影响，这是谈近现代中国教育、文化、科技史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我国自清代末年废科举、兴学校，旧的教育制度转变为新的教育制度，经过清末、民初的逐渐转变，似乎到了文化古城时期，才达到了相当的深、广度，即对传统文化既有深厚的继承，对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又有敏锐、广泛的吸收。自然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决定于其个人的一个指示、一纸命令，而是经广大学人共同努力工作所造成的影响。《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载一九二七年夏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中说：
“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哪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的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
粱任公这段话所说的意思，在客观存在上，无疑也是当时清华、北大这些著名学校的学风实际，也影响到中学、小学教育，在接受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方面，都是比较踏实的。钱宾四在高龄八十八岁时所写的《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情况说：
“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又说：
“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
梁任公的话，可以作为文化古城时期学风肇始的影响；钱宾四先生的话，可以作为文化古城时期学风实际的小结。再宾四先生所说的“人物荟萃”，是指文史哲方面的学人，如胡适、钱玄同、孟森、傅斯年、顾颉刚、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林宰平、梁漱溟、陈寅恪、吴雨僧、钱稻孙、贺麟、张应麟、张孟劬、张东荪、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容肇祖、向觉民、赵万里等位。而另外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名学人，如建筑梁思成，物理萨本栋，数学张贻惠、冯汉叔，图书馆学袁同礼，生物秦振黄，经济赵遒抟，生物秉志、郭毓彬，语言黎锦熙，化学刘拓、赵学海，机械王季绪等等，再加中西名医，名画家等等。虽因日本侵略战争的突然而来，学术研究及学风未能使之延续发展，但在这十年当中所造就熏陶的人材，却为数甚多，遍及世界，在学术界造成很大的影响，即使至今天，文化古城时期培养熏陶出来的人材，仍然有不少活跃于世界各地。这不只是各种政治力量中的领导人材，高级官吏，以及像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那样的国际活动家，而且更多的是各个文化科学领域的学术领导人，各种门类的专家。
最近在香港《文汇报》附送的七八六期《百花》周刊上读到美国黄文湘写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邓昌黎博士》一文中说：“出生于一九二七年的邓昌黎博士，在十九岁来到美国，后来在美国落地生根，表现了与爱因斯坦和费米相同的信念：‘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出于政治原因，尽管可以这样说，但却无法改变他在文化古城的西城墙下巡捕厅长大，在北师附小读小学、育英中学读初中、志成中学读高中、辅仁大学读大学的事实；也无法改变其尊人芝园先生在文化古城时期在北平作寓公，经营模范牛奶厂为他创造的出国条件……这些都是任何原子加速器都无法改变的，因此认祖国也罢，不认祖国也罢，在文化古城中成长的历史事实和文化教育熏陶的影响，此生此世再也抹不掉了。因而他虽然是美国籍，其根原本还是在太平洋此岸的土地上的。只不过是“出洋入籍”而已，一个大活人又何能“落地生根”呢？自然他的第二代，就可以“落地生根”了。
邓同杨振宁氏一样，都是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的学生，都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而杨也是文化古城时期清华附中、崇德中学的学生，后在昆明西南联大，由联大留美。其受文化古城时期的基础教育和学风影响和邓是一样的。因为早几年，可能所受影响更深些，似乎还没有听说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总之，也都是多少经文化古城学风吹沐过的人罢。或者也可悟到：越到后来，这种影响也就越淡泊，慢慢就是“渐行渐远渐无书，水宽鱼沉何处问”，半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消失殆尽了。正像钱宾四先生在《师友杂忆》之十《北京大学》中说的：“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采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文化古城时期，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了，这一时期的教授、教员，大多也都老成凋谢，硕果仅存者，也极为稀少了；这一时期受大学教育的，也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均已气息奄奄矣；这一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自然还多活跃者，但所受影响巳远不如前者，年代久远，记忆都已褪色苍白了。因之其学风的影响，也就越来越淡，慢慢消失，彻底消失了。真有不堪回首之感了。此文所谈，只当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小结吧。
历史是延续的，又是阶段性的，至于未来呢，自然还会出现更恢宏的篇章。让更年青的朋友们等待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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