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中统”的红岩特工黎强
黎强，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潜伏特务机关时用名李长亨，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红色特工,“黎强”是董必武在党内为其起的化名。从1940年起,黎强奉命打入国民党内部近十载，获取了大量情报，在隐蔽战线上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向往革命秘赴延安
在高小和中学读书期间，黎强受到了几位思想进步的表哥的影响，其中二表哥姚仲蜀对他的影响最大。姚仲蜀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回到老家四川安岳开展党的工作。年幼的黎强就经常为二表哥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黎强高小毕业后，又在二表哥“革命需要文化”的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本县的最高学府——安岳中学。1935年，20岁的他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在校期间，他广泛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进步书籍，还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进步团体，领导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并十分向往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成都，黎强认识了安岳同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早年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此时在四川做情报工作的周俊烈。在周俊烈的安排下，黎强开始做一些秘密工作。
1938年7月，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毕业后的黎强来到延安，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
红岩受命重返“前线”
学习期满之后，根据上级的指示，1939年5月上旬，黎强等人返回大西南，来到了位于重庆市郊红岩嘴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长凯丰的接见。凯丰说：“你们都是四川人，你们也都知道，这里是抗战的大后方，但也正是你们的前线。我们之所以把你们从延安要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在这个前线上发挥作用。”南方局组织部干部廖似光还叮嘱黎强不可再使用在延安时期的名字李唯平，对外只能使用在安岳和成都读书时的名字李碧光或李长亨。廖似光还告诉他：“你在组织内的名字叫黎强，取能力和战斗力强的意思。这是董必武同志给你起的，你自己记牢就行了，不论何时何地，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你的家人。”因此，就算在党内也只有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少数几个人知道“黎强”的存在。这次谈话，黎强谨记在心。
与南方局接上关系后，黎强告别红岩，回到了阔别4年的老家四川安岳县石羊镇白塔寺乡，担任县立高小教务主任一职，并以此身份作掩护秘密为党工作。他领导老百姓张贴抗日壁报，组织抗日歌咏队和街头剧的排练演出，在县里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国民党安岳县党部十分忌惮黎强的领导力，想要把他撵出县城，还扬言撵不走就将他“干掉”。
此时的安岳县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县党部可以随时随地以“奸党嫌疑”为由抓人。处境艰难的黎强萌生了赴成都开展工作的想法。在周俊烈的帮助下，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拂晓，黎强悄然离开安岳，来到了省城成都。
打入“中统”秘密潜伏
在成都，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也十分猖獗，他们利用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大肆破坏中共在川西及成都地区的地方组织。为及时获取情报，保护我方人员，黎强的单线联系上级刘文哲向黎强传达了南方局要他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示。刘文哲说：“黎强同志，组织上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希望你尽量利用在成都的各种社会关系，尽快钻到国民党的‘肚子’里去。”黎强坚定地向刘文哲表示：“我一定设法打进去。”
初到成都，黎强住在其同乡的亲戚翟自湘的公馆中，他发现利用翟自湘的社会关系，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翟自湘有两个好友，一个叫曾心诚，一个叫周壁成，而周壁成就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任科长。善于交际的黎强同他们很快就混熟了。1940年6月的一天，周壁成对黎强和曾心诚说：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即将开办，目的是加强川康部队和各县国民党兵团的政治情报工作，该期班主任由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兼任，你们两个要是想去的话，我一定想办法帮忙。于是，黎强在征得上级批准后，抓住此次机会，在周壁成的运作下，履行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迈出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第一步。
为打入中统，黎强一直与班中的中统同学频繁接触，交朋友、拉关系，逐步取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9月，结业后的黎强被分配到成都，在川军五十六军一六四师九八四团的政训室任中尉干事。10月24日，由周俊烈做入党介绍人，黎强终于如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由于刘文哲调离，南方局改派陈于彤与黎强联络。除了与陈于彤直接碰面外，有时黎强还会将情报放在掏空的烟卷、煮熟的鸡蛋或点心里来传递。
为探查情报，黎强从不放松各种社会交际活动，他同原政研班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中统人员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了。在成都他还当上了“袍哥”（当时西南地区民间组织——编者注）大爷，颇具声望。不久，黎强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1943年，他在政研班同学、中统四川调统室（简称“川调室”）组训科长廖震华的帮助下，进入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学习。黎强深知中统和军统之间素有矛盾，为取得中统川调室的信任，他将自己发现的第三期训练班中存在军统“卧底”学员的情况向班主任吴汝成作了报告。此事被查证后，黎强取得了中统的信任，训练班一结束，他就被派到新成立的成都实验区去担任区长助理。
黎强任职不久，一件大案的发生让他又一次抓住了“立功”的好机会。原来，中统局本部的一份关于侦查中国青年党的电报在成都地区被泄密了。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拿此事质问蒋介石，把蒋搞得十分狼狈。蒋介石责令中统局头目徐恩曾限期破案。黎强想起负责外勤的曾庆高曾向他索要过此电报原件进行阅读，几天后才将文件归还。他敏锐地断定问题出在曾庆高身上。就在川调室彻查案件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黎强抓住时机，向主任孙云峰透露了这个重大线索。曾庆高立即被秘密逮捕押送至重庆中统局本部。经过审讯，曾庆高供认他是曾琦的堂弟，是他将电报原件借出偷拍成照片给曾琦的。案件尘埃落定，川调室渡过难关，孙云峰更是夸赞黎强“忠诚可靠，精明能干”。
黎强没有辜负党组织的重托，他不仅打入了中统，还被派到全省最高特务联合机关——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简称“省特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一职。这对获取重大情报，保护我方人员安全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南方局对黎强的工作非常满意，联络人陈于彤勉励黎强说：“南方局主要领导同志说，你占领的阵地是很能发扬火力的阵地，要坚守、死守，非到非撤离不可时不能撤出，要做长期打算，准备组织家庭……”
隐蔽战线为党立功
在中统，黎强调阅了大量关于“川调室”和“省特会”的档案文件资料，掌握了很多机密情报，他通过陈于彤将这些情报秘密地传递了出去。他还发现中统川调室的各科中，第三科（即党派科）掌管着整个中统川调室最机密的“特情”材料。所谓“特情”材料就是中统掌握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叛变自首者的名单、地址或所在单位、联络通讯方式等有关材料。有些人作为“内奸”仍隐藏于我党内部，秘密向中统传递消息，对党组织危害极大。中统对这批材料极为看重，三科科长叶申之将材料锁于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中，亲自保管钥匙。
为搞到特情材料，黎强开始主动与叶申之交好，两人经常一起吃喝玩乐，慢慢地，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哥们儿”。黎强从叶申之那里打听到中统内部不少消息。一天，叶申之酩酊大醉，神志不清间取出绝密的特情档案向黎强炫耀，接着便倒在沙发上大睡起来。黎强趁此时机快速翻阅起“特情”档案，发现了陈景文、冯一飞等3个叛徒名单以及打入民盟的特情人员名单和他们所填写的特情登记表。得到这些极为重要的情报后，他马上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南方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主动断绝与陈景文等3人的联络，并通知相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撤离成都。
在中统，黎强还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机智地解救我方在押人员。1946年8月，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不幸被捕。周俊烈被捕后严守党的秘密，只说他早年与共产党有过一点关系，之后多年没有来往，现在是个失业者，工作也没有着落。得知这一情况，黎强便开始设法营救。
由于黎强曾帮助过负责审讯周俊烈的杜石公，因此杜石公对他十分敬重。一天，黎强在请杜石公吃饭的过程中，故意问杜石公手里有多少无头案、多少“死老虎”。杜石公叹着气说多着呢。黎强便趁机对他说：“杜胡子，你要放聪明点，你关这么多无头案做啥子嘛，这些人囚粮吃多了，上面捞不到油水会不安逸的，你的饭碗说不定就会被砸哟！”黎强建议他不如写个签呈，就说这些案子没啥审头，列个名单报请主任秘书批示放了算了。杜石公为少惹麻烦果然听从了黎强的建议，第二天就将签呈报了上去并得到了批准，而周俊烈的名字就在释放名单中。为长期埋伏，黎强还迎娶了为人正派的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赵选之女赵蜀芳为妻。婚后两人十分恩爱，但他从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透露给妻子。
1947年5月，解放战争激战正酣。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决定于6月1日凌晨开始抓捕其所掌握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成都的抓捕行动由省特会负责组织和策划。在讨论抓捕名单的会上，黎强为保护我方人员和进步民主人士，提出一个在数学上叫做“提公因数”的法则——建议半数以上的机关提出的人名才列入拟捕名单，不足半数的不作为这次行动的抓捕对象。他说：“大逮捕我们肯定要坚决执行，但鉴于以往的教训，一下子把什么人都抓起来，抓多了也不好办哟!我看还是数学上‘提公因数’的方法比较好。”他的想法得到了一些特务头子的赞成。因此，许多人逃过了这次抓捕。黎强还设法将逮捕名单传递出去，使名单上的许多人员得以紧急撤离，保存了革命力量。如川康特委负责人王宇光和贾唯英，就是得到情报而及时撤离的。
战败“被俘”迎接解放
1948年底，黎强被调往南京。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是大厦将倾，黎强也早已做好了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继续卧底的准备。1949年初，黎强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三一二师副师长。为早日迎接解放，黎强有意弱化三一二师的军事训练强度，命令该师以修筑工事为主，结果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用，更不用说上阵杀敌了。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前夕，黎强和全师官兵在行军途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八十八师俘获。
被关押的黎强在与我方人员交涉自证身份时，恰巧看到了在延安相识的同学钱申夫。钱申夫此时正担任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黎强激动地对他说：“我是李唯平呀！老同学，抗大四期三大队的，在延安时我们还同住过一个窑洞呢，想起来了吧？”钱申夫认出了这位老同学，一脸惊讶，他明明听说李唯平去的是华北前线，现在怎么成了国民党的人。黎强答道：“关于我的情况，现在和你说你肯定也不会相信。我想请你立即报请三野前委，致电党中央，就问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等中央一回电报，我的身份你就明白了。”
两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两个月后，黎强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钱瑛报到，接受了党组织分配的新任务，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队伍。
黎强近十年蛰伏，孤身奋战，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在险象环生的隐蔽战线上为党立了大功并最终顺利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黎强曾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继续努力工作。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