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同治年间宣城人口损失考量（中）
清咸同年间宣城人口损失考量
陆再奇
摘要：通过梳理现有史料发现，清咸丰四年（1854）正月至同治三年（1864）九月，太平军与清军在今宣城市境内相互争夺前后长达十年零九个月，宁国府城和广德州城先后八次沦为双方争夺战场，泾县、宁国、旌德、绩溪、建平（1914年更名郎溪）五座县城先后二十一次沦为战场。战争不仅遍布全境，而且在很多地方多次得而复失，形成混战和拉锯战局面，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尤为激烈。
《平浙纪略》云：“太平军盘踞金陵，视皖南为四达之衢，日驰骋出没其间，鹘落豨屏，飘忽无常，东备则西走，尾击则首应”。清军浙江提督邓绍良、湖南提督周天受，总兵戴文英、李嘉万，副将荣陞、朱景山、蔡应龙，皖南道尹福成，宁国知府颜培文，宣城知县王乃晋、建平知县何预纶、泾县知县崔琳、宁国知县吴世昌和李鸿等在境内战死；太平军根王蓝得仁、匡王赖文鸿、黄文英等在境内战死，保王童容海、奉王古隆贤及多名重要将领在境内投降清军。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战争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从清军统帅曾国藩、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奏章及现有的研究成果综合分析，今宣城市境在安徽省内乃至全国可能受灾最惨。
03
人口损失原因分析
（一）战争
（1）清军和地方团练的屠杀。太平军和清军在境内进行的拉锯战，在对待老百姓方面，清军甚至比太平军更加残忍。〔法〕史式微《江南传教史》载：清兵好像在同叛军（指太平军）竞争到底谁更凶残，他们每到一地便洗劫一空，无耻地、毫不留情地对待可怜的民众”。同治元年六月《同治朝东华续录》载：同治元年（1862）清廷一份上谕规定：“随贼打仗抗拒官兵，不能及早反正，将来克复城池，悉行剿杀。”负责镇压太平军的湘军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道上谕。同治元年六月十四日清军攻陷宁国府城时，“大呼直入东门，除跪降及老弱妇女外，一律斩薙无遗，前后毙贼几及二万”；“攻入旌德县，挨村洗劫，逢人便杀”。同治元年十二月，清军撤离旌德县城，以“不与发匪安身之所”为籍口，下令将县城内外房舍尽引焚毁。“游勇散兵到处为害，荼毒生灵狠比‘长毛’倍之”。民间童谣“清官军，猛于虎，驱贼既不能，杀人又放火”。
此外，地方绅士“兴办团练”的各种费用不仅取自民间，而且各团练“以旗械华丽相夸耀攀比”“团而不练团”。皖南道尹福成在奏折中称：“皖省自军兴以来，各邑绅士往往借团练之名，擅作威福，甚且草菅人命、攘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旌川杂志》载：白地团首王炳炎（绰号炎老五）少年狂妄，滥杀立威，有民从“贼”中逃出者，遇辄杀之，以张声势。其所召团丁，均属无赖之辈，荼毒人民，“未曾驱民害，反觉添民难”。旌德民谣 “旌德人死得苦，害在炎老五”。鉴于军队的滥杀，清军统帅曾国藩不得不发布禁令，严整军纪。
（2）太平军滥杀。在战争初期，太平天国军队纪律严明，将领对部下约束严格。咸丰十二年（1860）从美国回到国内的容闳至南京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军实地考察后认为：“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但他也认为太平军如“埃及石人首有二面”。起初“凡崇拜天主，信仰救主圣灵，毁灭偶像庙宇，禁止鸦片，守安息日，饭前后战争时均祈祷，种种耶教中重大这要旨，太平天国无一毕具。”〔清〕刘学诚《兵灾记》载：“咸丰六年（1856）贼翼王带兵数万，从青阳、石台走太平、过三溪、下泾县、到宁郡。三月二十三四两日过尽。典铺内并富家绸衣带去，余物不要。黄花岭至浙溪桥杀死者三十余人，掳去者不满百人，数日间逃回大半。”
咸丰八年（1856）九月，“天京事变”发生，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所属部众近三万人被屠杀；咸丰九年（1857）6月冀王石达负气率近半太平军部众出走，太平天国无气大伤，由盛转衰，其后加入太平军的多是“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盖此无赖之尤，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朝纲败坏，纪律废弛，抢掠财产、滥杀无辜时有发生。“至日杀数人，亦不能禁其抢掠，不肖者且阴纵之”。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世家大族奉清政府之命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情况发生了变化。如：咸丰三年（1853），旌德西乡庙首镇人、刑部侍郎吕贤基赴安徽省任督办团练大臣，其子吕锦文在家乡创办团练局，多次攻打和抵御太平军。由于地方团练均是地方青壮年老百姓，服饰、方言与一般老百姓没有区别，太平军复仇时，难免杀伤扩大化。咸丰十年（1860），吕氏父子故里庙首镇遭到太平军复仇式围歼，战前四万余人，战后锐减至二千余人。
宣城金宝圩，三国孙吴时开垦，时为皖南境内最大的圩区，圩周120余里，良田数万顷，居民数万户，“土沃民殷富”。咸丰六年（1856）起，盐提举衔侯选训导丁翥与袁澄、魏珍、王兰、刘汉川、唐文炳、刘启林等创办团练，“捐资募壮士，教士步武，成劲旅”、“力抗悍贼”，咸丰六年二月和咸丰十年（1858）八月宁国府城两次被太平军攻破，金宝圩屹然耸立，“贼攻则败去”，“为宁国、太平、金陵诸富家大族所萃”，远近归依者数万人。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军围攻数旬终于被攻破。圩破后，太平军大肆屠杀达八、九万人之多，遗存的一千多名练丁逃至芜湖，曾国藩对其编营安插。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十六》写道：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载：甲子，阴，顺风，下午微雨。金宝圩在（宣城）邑东南，其地民团守十年，为宁国、太平、金陵诸富家大族所萃，于去腊中旬失陷，死掠无数。周围绕数百里内，去年皆有收，自贼至，尽弃盖藏而走，来芜地者，不下数十万，哀鸿遍野，莫可赈恤。现在贼营离此近者二三十里，据高阜可望见。
广德篁村堡（今桃州镇蔡家岭南），光绪《广德州志》卷八十五《杂志·兵寇》载:“自庚申二月（1860年3月），贼（太平军）窜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四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同治二年（1863）,投降清军的太平军将领童海容（原名洪海容，为避洪秀全讳改名童海容）部攻陷篁竹堡，大肆屠戮，民团遇害者达万人。
宁国梅村“仙人洞”，地形险要，十分隐备。邑人周赟《梅村千人墓记地》载：吾邑东梅村之山有仙人洞焉。山半一径，缘崖右转，危岩上覆，绝壑一悬，横残裂一缝，游者仰而先入其足，负石斜下丈许，乃得平地，渐入渐深，亦渐高大。乡人避其中者日众，多至千余人。乃籍其户口，推一人为洞主，水火出入皆有司。人各选胜而栖，居积鳞次，灯火星罗，往来交易成“洞市”焉。贼爇草薰之，烟不入，灼薪投之火不燃。贼众无可如何，故蹂躏三载，洞中人如在桃源焉。太平军酷刑通过拷打村妇，问出破之策，放火熏死洞中1300余人。洞中烟火10多天后才自然熄灭，此后，10多年再也没人敢进洞中。
（3）清军较太平军的杀戮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件使曾国藩声誉大受诟病的事是，他坚决主张将叛乱者斩尽杀绝。曾国藩推行的杀尽叛军为唯一目的的政策，实际上延长了太平军的殊死抵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传中回忆：如果曾国藩及其部将对讲广西话的太平军采取纳降、而不是坚持一概杀戮的话，太平军早已自行解体了。
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书中写道：（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十二日，（余）离无锡赴常州。自苏至丹阳，舟皆行运河中，河之两岸，道路犹完好。途中所见皆太平军。运河中船只颇少，有时经日一遇一舟。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有稻秧麦穗。旅行过此者，设不知其中真象，必且以是归咎于太平军之残暴。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愈于太平军。
曾为太平军俘虏的李圭，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与及其叔同为被俘，后为太平军“司笔札”，居太平军中二年半，逃至上海后，追述当时经历，著有《思痛记》。他在中《思痛记》写道：“各处烧杀抢掠，亦多有为溃败之官军所为者，不尽属贼也。又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杀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皖南石棣绅耆《致在省绅书》哭诉受害情形：“兵勇拆毁房屋以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居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百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
从杀戮的对象来看：太平军镇压的多是官僚豪富和缙绅地主，对一般的平民则是力滥杀。据《太平军在上海》载，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亦有同样的看法：没有疑问，叛军也有时迫不得已必须相当无情地使用他们的大刀，但这只在为了保护他们绝对安全的时候才会使用。城里的人也许逃避一空，且由于各种原因致死而躺在地上的尸休，为数也可能很大，但若把这种情形归罪于长毛的过分残酷与嗜血成性，那是很不公平的。”
但是，清军则滥杀无故。曾国荃在攻隐安庆后，清军“排队入城，乱杀不曾作战之平民，不分男女老幼。其被残杀之尸体，顺大江湍急之水，东流入海。我（注: 英国人吟琍）亲见此种惨被凶酷的魔鬼用种种残虐方法所杀害之尸骸，顺流而下，整百整千，乱挤成团。”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九日清军攻破太平天国都城，进城之后湘军就开始大规模地烧杀抢掠。据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嚎哭之声，震动四野。” 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清军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
（二）饥荒
道光以来，境内灾荒不断。咸丰元年，宣城金宝圩鼠伤田稼。四年、五年、七年、八年，蝗虫害稼，连年荒歉。同治《宁国县通志·杂志类》载：宁国县“咸丰二、四、五连年荒歉，飞蝗蔽天，所集田，苗稼立尽”。残酷的战争，又使人们无法正常从事农业生产。
《泾川张香都朱氏续修支谱》载：“（泾县）咸丰庚申，粤匪蹂躏者三季，荡析离居，逃避四方”。战争致使人迹罕见，则野兽横行，夜晚人们只得打着竹筒呼喊，吓退野兽，单家独户不敢居住。
同治《宁国县通志·艺文志》载：“自兵火后，人烟稀少，草木繁盛，野猪百十成群，所过田禾立尽。农民于禾熟时露宿田间，呼号四彻。”宁国县境内还遭受虎患之灾，“吞噬人命，仅如鹿猪，始而啖食行路，复徙他所；今则白日捕掠，渐逼郭邑”。虎患使得“春农力作，避之无时；负米拾薪，昼不敢走”，严重影响了农耕生产。加上清军、太平军对粮食的掠夺，人们乏食，饥馑荐至。
太平天国前期，军需粮饷主要来自于沿途攻克的官署和富豪的“进贡”；后期，被清军长期包围在一地，又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粮食极度匮乏。为了解决军队给养而就地进行横征暴敛，作战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同治元年（1862），春荒非常严重，活跃在境内的太平军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襄王刘官芳、匡王赖文鸿、奉王古隆贤等部为就粮求活而奔走转战，不仅导致了太平天国为解救天京之围制订的“进北攻南”计划失败，而且折损了大量的有生力量。
湘军统帅曾国藩在给其同僚的信中认为：太平军向清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米粮甚少，金陵贼首不肯少为接济”“贼中无米，急图反正以便就食”。驻扎在皖南的十余万湘军由于清政府供给的军粮饷不能及运到，以至攻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加剧了人民的贫穷。清军和太平军所到之处老百姓“掘野菜和土而食”“人相食”的记载史不绝书，甚至出现了将人肉标价出售的现象，冲击人伦道德底线。同治元年四月二日（三月初四）曾国藩在其家书中云：“口粮极缺，则到处皆然，兵勇尚有米可食，皖南百姓则皆人食人肉矣。”胡在渭《徽难哀音》（二编 ）载：“贼未退以前，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贼既退，米价每斗至二千钱，（人）肉每斤五六百钱，日不能具一食，绩溪之乡村，有至于食人者，于是饥饿而毙者，亦不可胜计。”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旌德县城驻兵一年半之久，时旌德团练局团总吕锦文偕白地团练首领王炳炎，退守箬岭（老庵）固守，驻旌德、太平两县太平军围攻箬岭，始终不克。旌德白地、江村等地处战场前沿的村民深受其害，“围困日久，内外断绝，民初啖皮箱，糠秕，草根、树皮。迄腊月天雪，掘食死尸，并杀人为食”。旌德江村《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载：“咸丰辛酉（1861），吾族十室九空，遗孑之民至于相食，其存者不及嘉道盛时百分之一”。“族人丙崖，兆棠皆被人食。兆棠病卧在床，见有持刀来者，因哀之曰：‘我终为君腹中之物，何妨稍缓须臾，待我气绝矣’，亟戕之。又族伯笏迁，以三子全福出嗣胞弟，年已十三矣，为嗣母所食。此二者，当时不戕，后又知丧于谁手？”谚云：“挨到嗷嗷欲疗饥，权寻人肉刳在手。人肉未食已巳颓，巳身之肉人拿走”。
（三）瘟疫
连绵不断的战争，尸横遍野，尤其是尸体没有及时清理，遇高温腐烂，“蒸郁积为瘟气”，极易引发瘟疫。一人患病百人被染，救济不及，只需几日即成蔓延之势。
据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及《曾文正公全集·未刊信稿》载，同治元年（1861）至三年皖南、苏南、浙西北爆发的瘟疫，宣城、广德、宁国、泾县等无一幸免，“疫病所至、村落为虚”“白骨蔽野、十室九空”。
同治元年八月，曾国藩特使、湘军将领甘晋在致曾国藩信中报告说，湘军占领宁国府（治今市区）后（注：指六月十五日，浙江提督鲍超率部克服宁国府，见曾国藩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克复宁国府城并请奖恤出力员弁折》），“暑疫大作”，疫疾殁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刚攻克宁国府时，城内原有居民加上投降的太平军总人口不会少于二万多人，再加上进城从事贸易的商人和原料来出逃的居民，总人口数会超过三万，但最近两月以来，清军加上平民瘟疫去世的有二三万人。看看城内走在路上的人，一个个面带病容，十人中仅一二人是健康的。城内外五六里，人死后留下的臭气简直不能忍受，一路上还没掩埋的病尸，即使想快速地把尸体埋进土里，但谁去埋，谁马上也会得病，因而没有人敢去埋死人，（有旋埋而掩埋之人旋毙者），只能任凭臭气冲天。沿路尚有尸骸，在城河（主要指水阳江、宛溪河）里，漂浮着尸体，互相连接有三里光景。尸体上生满了蛆，只要有船经过，这些蛆就会爬上船沿，吓得船只不敢通航。城里的水井和近城的河流湖泊，都开始发臭混浊，人如果一吃这水就会染疫，所以没有人敢吃。
严重的疫情，迫使曾国藩不得不向清廷告急奏报。闰八月十二日，他报告说：“长江南岸各军，普遍盛行疾疫。尽管现在已是秋天，但疫病仍没有停息减缓的迹象。疫病以宁国（府）所属境内最为厉害，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地驻军，也都是疠疫繁兴，死亡相继，兵士减损严重。”他在报告中根据甘晋的汇报，着重把宁国府的灾情谈得十分详细。他说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军民死亡相继，道殣相望。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都不可以吃了，一些有财力的居民，用船到数百里外装水运回城内饮用。整个宁国府城臭秽之气冲天，十病八九。由于害怕传染，无人敢接近病人，更不用说病人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了。许多病人被集中到一起，由于健康人都吓得走开了，无人送药，连饭也没有人肯烧给他们吃。
光绪《广德州》载：“五月至八月积尸满野，伤亡殆尽”。民国《宁国县志·杂志》载：“同治元年乱定。五月，宁国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藉，无人掩埋”。同治《宁国县通志·杂志》载：“尸体遍野，疠气干宵，阴郁成灾，祸延游客，阳微积眚，殃及土氓”。1988版《绩溪县志》载：“是年，大疫流行，人口死亡甚众。”《泾川张香都朱氏续修支谱》载：泾县“大兵之后，瘟疫盛行，数季不息，归者皆死。” 胡在渭《徽难哀音》（二编 ）载：“庚申之乱，徽人之见贼遇害者，才十之二三耳，而辛酉五月，贼退之后，以疾疫亡十之六七。
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自安庆东下，观察的情形是：“壮者被掳，老幼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
同治十年（1871）六至八月，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从上海到宁波，经浙江金华、桐庐等县，进入天目山，越千秋关，至境内宁国、泾县，到芜湖，乘船至镇江，进行较细致的地质考察和测量，其田野调查看到的景象是：“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当你走近一组隐蔽在树丛后的粉刷得洁白的房屋时，会明白它们已成了废墟。这是当年富饶的河谷地带变为荒芜的有力见证。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者造成的。联络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这从村庄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原来的房屋都以条石或青砖建造，有两层，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裕和舒适。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
（作者系宣城市史志办副主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