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沉 | 王亚彬
北舞附中一年级9岁的王亚彬
九岁的我，已经离开家来到了全国舞蹈最高学府“北京舞蹈学院”开始寄宿制的学习。每周父母如同运输大队长，从天津给我带去各种好吃的，生怕我营养不良或者劳累过度。回想起来，冬季里的每一次分别，母亲总是在临行前，单膝跪地帮我把小棉衣的拉锁拉好。而每次，抬起头，在我的面前充盈的是满面泪痕的母亲。父亲，则站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们。从那个时候起，我仿佛懂得了为什么“女人是水做的”。
稍微长大一点，便自己搭乘火车回京。父亲送我到车站，最令我忍受不了的时刻即是分别。我把火车票从红色捻成了蓝色，年复一年。可每到那个时刻，我总是无法平心静气，即便到了快四十的年纪也是如此。慢慢地，我可以独自拎起沉重的行李，可以与拥挤的人群抗衡，可以通过快速通道买到自己要坐的班车，可以独立完成太多以前需要父母做的事情。这仿佛拉开了我与父母的距离，也许，父母可以通过这些事情和从小离家的我建立某种联系，而眼下这种联系仿佛也越来越少。我感到我独立的到来，而孤独也随之而来。每一次，我的目光越过拥挤进站的人群，看见父亲戴着棒球帽，站在人群中背起双手的样子。我的眼眶总是无法保持干燥，我甚至没有以前坚强，因为连站台还没有走到就潸然泪下。
第一次见父亲落泪是1999年，我本科报到的那天。那次父母专程开车去了北京，一路陪我报到，将我附中的被褥、床单全部替换成崭新的，装在后备箱一并发往北京。一路欢声笑语，父亲开车，约莫三个钟头，我又一次长时间地离开了麻花、包子们，来到北京舞蹈学院的院落里，满眼的熟悉与陌生。
本科宿舍第一学年，房间里一共住了8个女生，整个楼道里最大的一个房间。附中同学算上我一共三个人，我们都在一起，其他都是外地考来的同学。因为到京时已过午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上铺，我们一起费了牛劲把被褥弄到上铺，挂好蚊帐。9月初的北京，有着酷暑的余热，房间里所有人的前心后背都湿了。简单地吃过午饭，父母准备回津。我和母亲坐在车里聊着天，等着去厕所的父亲回来后出发。可左等右等都不来。我说我去看看，跑到一层的男厕所，站在侧门喊父亲。他爽快地说马上就出来啦，我也没多想，回到上车。从反光镜看见父亲从厕所出来，径直走到车旁，可手里的毛巾一直在不停地擦脸，擦脸，擦脸。父亲坐上车，还在擦。我和母亲都觉得很是奇怪，车里忽然安静下来，这会父亲拧了拧手上的毛巾，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两颗通红的眼睛。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未落泪过，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谦逊、幽默而又低调。我记得在我为数不多可以回家的日子里，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过各种小胡同，将笑声洒满煎饼果子和盛满豆腐脑的锅子里。我还记得，老人们都在的春节里，大家围坐在一起，父亲一人施展厨艺，用无法忘却的美味撑满整张桌子。然后，每个人都撑得直笑，挺着卓越的身板出门放花，可是没有一个人在盛宴后能蹲下来点燃爆竹，大家为此又在灿烂的三十年夜放声尽情地笑。在烹饪方面，我也许天生愚笨，父亲教了我很多次简单的步骤，蒸鱼、炒菜。我却连冷热水放饺子都分不清，时常煮成片汤。可是，我觉得父亲在厨房里有条不紊地操作，实在太酷了，我想我的酷也许只能出现在舞台上吧。
舞剧《青衣》 （摄影：刘海栋）
舞剧《青衣》的创作，经历了漫长的筹备、排练，终于进场合成，准备在我的母校北京舞蹈学院进行为期三场的预演。从1993年入校迄今，已然度过26个年头。将自己的作品为母校呈现，心情相当紧张和激动。
在北舞南门的那条巷子间，车转弯的地方有一大片草坪，那块草坪之上有棵非常粗壮的大树。冬日雪景远远望去，美得连时间都停止了。夏日里，道路两侧挂满了槐花，一撮撮蛋黄的花瓣像极了海底的水母，摇曳着坠落在车顶上、地面上。“舞蹈家的摇篮”我又回来啦，看着工作人员在花间飞舞般地忙碌着，期待着新戏的合成，预演。
在我们合成的日子里，父亲一直都跟在剧场里，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着我们忙，吃饭的时候跑来一并张罗着。我知道每一季“亚彬和她的朋友们”到来的时候，家人最兴奋，同时也最紧张。我九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北舞附中一年级，父母只能在每个周日往返一趟北京。落地北京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5小时，几乎就是碰头，吃中饭，文化课教室聊一聊，母亲帮我拉上小棉衣，父母就回天津了。
由于父母的全职工作，他们几乎在我上学的时候没看过一节课，一场演出，无论附中还是本科的10年。唯一一次周六上午，父亲请假来看我的基训课，结果发现我面若番茄，小脑袋一直耷拉着，反应比同学们慢半拍。他本能地知道我又发烧了，于是向老师请了假，带我去了海淀医院。我记得那天我真的很开心，一是因为父亲来看课，二是因为医院门口的娱乐抽奖，我抽中了一袋洗衣粉，与这些相比，发烧好像不算什么了。
然而，从“亚彬和她的朋友们”开始，几乎每场父母都准时出现。他们从来不会多说一句，从来都是默默地在某个角落安静地注视着我。有时累极了，偶尔会和父母其中一个人的眼神对望一下，看到的全是心疼的表情，欲言又止，赶紧躲开目光，避免压力、疲劳带来的情绪失控。
这一次，预演，父亲来了，母亲在家休息。现在的父母退休了，只要他们有体力，他们就会一直陪我在剧场，但还是老样子，一言不发，静静注视。
舞剧《青衣》 （摄影：张罗平）
预演一演就是三天，第一场，早上9点进剧场，合光，合景，合视频。大家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接着联排、采访、化妆、演出。一天24小时，从7点30就出门了，直到演出结束，感觉任务才完成了一半。舞剧《青衣》是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项目，也是上海艺术节扶青单元的委约项目。为此艺术节专门从上海派来了纪录团队为此进行拍摄。那会儿“筱燕秋”跳的我泪流满面，不知道该怎样更好地收敛起自己的情绪，忘情地表演过后，从里往外透着无力，却还要咬牙完成拍摄。结束了舞段拍摄已经23：00，接着，在空旷无人的舞台上摆放灯光，打亮。剧场好像除了值班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已经回家。我脸上带着淡淡的残妆，明晃晃的灯撒在我身上，竟然觉得一阵暖意，入秋的夜晚却是有些寒凉。
采访开始了，多数也是问我的生平，关于创作，关于人生，关于……不知道聊到哪个问题的时候，忽然静悄悄的观众席一声椅子响，拍摄瞬间停下来。顺着声音望过去，一个人影从昏暗的角落里站起来，逐渐慢慢地向舞台亮光的地方靠拢。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不知道还有观众在。那人，顶着一个棒球帽，越来越近。夹杂着眼影和汗水印迹的眼睛因为夜深而感到干涩，刷了好几次眼球才看清，那人是我父亲。我赶紧跑到台沿，靠近他。这会，父亲应该是困得不行了，眼睛半眯着跟我说：“彬彬，太晚了，我要先回去，不等你了，你自己回家注意安全……”
不说倒好，这话扎进耳朵，太难过了。我忍着，什么话都没能说出来，特别使劲地点点头，嗓子眼挤出一个声，“嗯”。看着父亲有些弧度的背影从剧场门洞消失，我的眼泪喷涌而至。站在摄影机旁的外国友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对我而言，太多的感动，愧疚和不舍。为了早点拍完，我盲从了我的控制，我用肌肉把情绪压的扁平，泪水在流出来的路上被风干。我转过身，背对起所有人，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是黑漆漆的一大片，而我的小臂上全是滚烫的泪。
本文刊2019年6月26日《文汇报 笔会》
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