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的思维方式,不是西方200多年的工业化就能学会的

文化历来都是人们都重视的话题,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国都十分注重文化的交流,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和以欧美诸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圈这两种强势能文化圈的比较也成了文化领域的热门现象,我们也有必要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下面我就来对其展开简单的讨论。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的差异以及文化典籍的多样性等原因而形成了各自独有的特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中国人安土重迁,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重在向内修身和怡情,西方文化中再向外探求和征服,前者以向善寻美为目的,后者以求真逐利为宗旨。中国人注重和谐;西方人注重对抗;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中国人天人合一,西方人天人相分。这是两种文明无法改变的烙印,也是中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

从地理上讲,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部,地域广阔,东北有大兴安岭,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东南面是难以逾越的太平洋,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自省内敛的特性。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中说过“我们的祖先自有独特的天下观念,对同时处于同一个地球的其他文明不太在意。”

而西方文明则不同,欧洲地域狭小,山地众多,在整体上分为四大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依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南面即是广阔平静的地中海,欧中文明的发祥地,克里特,麦锡尼文明即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中。地中海对欧洲文化的生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欧洲资源匮乏,所以只好与他人进行交换,向外发展海洋事业,所以形成了他们征服海洋,冒险求真的精神文化以及开放热情的民族性格。

山川河流皆属于物质,文化则属于一种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地理位置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制约,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如果说蔚蓝的地中海哺育了西方民族开阔的胸襟和勇敢的性格,那么中华大地的黄色沃土则培养了华夏民族依恋故土,寄情家园的性格。

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而黄河经常泛滥,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人早早地便领略了水的威力,所以中华文明也或多或少地与水的特向有些相似,外表温顺,但力量不可忽视。在性格上,中国人往往是善恶并存,和谐圆通,好似太极图的曲线,而西方人则是善恶对立,严肃求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文化讲究善与美,而西方文化则追求真与利。就好比中国的武术重视内在的个人修为,讲究效法自然,以自然为师,天人合一。而西方的拳击则重视实战,强调超越对手,超越自然。

中华文明由于东亚地理的半封闭结构,基本上独自发生,独立完成,不受别中文明的影响,在不太大的土地上养活了众多人口,所以必然强化家族亲缘的聚集,重视安定和延续,厌恶动荡和迁移。正是这种原因使中国人对对外贸易,出外探险的兴趣不大。即使出外远游,也多以文化交流为主,不搞殖民。中国历代的皇帝虽然也自命不凡,但很少像希腊,埃及和巴比伦的君主那样长距离的侵略别人,与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的确是最安分守己的。正如杜甫诗中写得那样:“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治侵邻,岂在多杀伤。”反映了中华人民既有抗击外族侵略的坚强决心,又不热衷于无限扩张疆域。这也是中华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修建万里长城,而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与隔绝,而不是为了扩张与殖民。即使是扩张了,例如元朝统治者,他们也不搞殖民,仅仅用武力征服了亚欧大陆,而他们自己则被当地的民族所同化。而西方民族则不同,他们每征服一地,便向当地人灌输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很多受殖民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文化。

对国家的热爱,使中国人极少跨出国门旅行,除去了也很快的就会回来,所以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大规模的探险旅游,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浪潮。霍达的《穆斯林葬礼》中有一句话“这又一村我恐怕去不得,我这里有家,有商店,有老婆孩子。”进而作家发表了她自己的观点:“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太重了,太恋家了。”

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麦哲伦于1519—-1522年进行了环球航行。而在此前大约100年,也就是1405-1433年。中国的郑和早已将船队驶进了印度洋西部非洲东岸。但我们并不是为了掠夺和殖民而去的,而是为了文化交流,以天朝上国的身份去教化四方。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指出:“国境西界葱岭与西亚及欧洲的文化向隔绝,南界喜马拉雅山与印度文化向隔绝,缺乏机缘与其他文化相磨砺相滋长,故其文化为鼓励的,单调的,保守的,无文化足以裨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凡百关皆闭足自给,故民族从不做海外发展之想。”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是亚洲诸国的老大,文化先进,这也就造成了历史上的中国对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不是很感兴趣,同时也是近代的中国走上了被侵略,被奴役的道路。

而西方文化则不同,西方人善于冒险,行为比较张扬,喜欢表现自我。在历史上,欧洲有不少传教士到中国游历,古罗马使者在东汉和魏晋时到过中国。15-16世纪,西方冒险家开始了征服世界的航程,探险活动又进一步的创造和磨砺的西方人冒险无畏乃至扩张的性格,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他们的文化,开拓殖民地,国力日渐强盛,最终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

总之,东西方民族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其各自的文化类型以及以后数千年的文化特征。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可见,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

如果说地理环境对东西方文化特性的孕育,产生以及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土壤,并帮助其形成各自最初的文化意识,那么当其各自的文化体系初具规模的时候,地理环境的影响就会渐渐地变弱。转而是人们大脑中已经形成的意识去支配人们去创造更深层次的文化,进而完善自己的文化体系。那么人们的这种意识是通过什么途径去支配东西方民族去完善自己的文化的呢?答案是东西方民族各自的经典著作——文学作品和哲学典籍。

前面已经提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平和内敛的特性,那么当这种观念产生后,文人们便有意识的通过文学作品去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并向他人传播这种情感,最终通过文学作品影响中华文化的走向。使安土重迁,恋乡情结这一思想反映的特别强烈。有大量的谚语反映这一观念,诸如:穷家难舍,故土难离。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等等。游子们在潜意识里无数次的重复恋乡情结,并将其付诸文字,文人士大夫们也不断渲染这一观点,如“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马志远的《天静沙秋思》更是以二十八个字将外出游子的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寄托思乡之情,对重返家园的渴求,也就成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使这种文化心态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心态。于是,春节,中秋节的意义在全球华人的心目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西方文学作品则不同,外向,富于冒险精神的西方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也多以外出探险,开拓新的生活环境为主。这些文学作品更进一步的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完善,使他们开拓了地理大发现这一局面,使世界纳入了新的体系。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的《荷马史诗》生动的记述了古希腊人游历埃及,叙利亚和黑海沿岸的情形,描述了那里的历史,风光以及文化成就。所以欧洲文明比较善于吸收外部世界的文明成果,是动态的,而中国古代文明则有些封闭,是静态的。所以西方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中国则没有。这些事件反映了西方民族对世界的抗争,西方史诗便体现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在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斯威福特的《格列佛游记》,迪福的《鲁宾逊漂流纪》这样的作品中传承不辍。这些作品也成了西方的畅销书,但是在中国却没有造成太大的轰动,中国人对外出探险不感兴趣。

前面提到了西方史诗,它主要重视记录战争或探险的过程,情节,风光,对身处期间的人描写不多。而中国文学作品则不同,先秦时期的《左转》,后来的《资治通鉴》,以及蜚声世界的《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都以描写战争发生前的决策,谋划的过程为描写重点。强调处世为人,强调人际关系,强调谋略。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可见中国文化对影响事物的因素分析的比较到位,求稳健,不打无准备之仗,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粗犷豪放的西方民族所不具有的。在中国,人与人的和谐很重要,做一件事,不但要作对,还要做好,所谓好即是左右逢源,皆大欢喜。而西方民族则要求做对做真,强调对抗。前文提到中国文化求善求美,西方文化求真求利,原因即此。

但这种事事三思的思想也造成了一些消极的方面,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说过“中国文化给现代带来的最大的阴影就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由此带来的处世观念。”可见其也有消极的一面。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着详细的说明,这也就左右了日后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是乐感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国为仁性文化,西方为知性文化。

中国哲学当中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大。中国人不喜欢远游,于是孔子在《论语》中指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就限制了中国文化向外辐射的可能。像西欧商人往来世界各地,传教士远行的景观在中国极为少见。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是中国人不愿为利益而外出奔波。而西方民族则以赚钱为荣。他们扬帆远航,到海外寻宝淘金。哥伦布就相信在中国和印度遍地都是黄金,因而得到了西班牙皇室的大力支持,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虽然也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是以宣扬国威为目的的,根本不计成本,因为我们不以求真为目的,而是为了求善,求和平。中国人特使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缺乏对大自然观察和探求的兴趣,他们认为世界是神秘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使古代中国哲人不可能形成像古希腊哲人那种探索自然奥秘和追求客观真理的精神,所以自然科学在中国不是很发达。结果必然是重伦理,重仁性文化,而轻科学,轻知性文化。

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心是知识,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生。中国的文化注重内心的体验和美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这是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由此可见,中西方的经典著作对其各自文化的走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显得更加的明显,并最终形成各自的体系。这种体系也决定了中美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当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与定位,并最终为各自的发展提供理论与文化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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