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中豪侠”项从周，一个被遗忘的苗族抗法英雄【上】
苗族抗法英雄项从周
作者：龙永行
项从周，苗族，云南省西畴县么洒锅底塘村人。生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卒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
项从周七、八岁时，其父项正清又把家迁到麻栗坡县扣林地区的野猪塘(今中越边界线上)，后来又迁到扣林山下的猛洞村。项从周一家迁到猛洞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父亲是个勤劳诚朴的庄稼人，母亲是位善良正直的妇女。从周纵时就跟着父亲下地劳动，平时喜欢学习苗族武术，舞拳弄棒，十岁左右便跟着哥哥上山打猎。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项从周练就了一身好的武艺和强健的体魄，力气惊人。
他个子不高，但身材结实，没有文化，却聪明机警过人，不善言辞，对人却十分诚恳侠义。他的超群武艺和优良的品格，深受猛洞各族群众的赞赏，从而使他很快成为当地一位出类拔萃、众人爱戴的人物。
洞奔（今南境）苗族首领熊天主对他特别赏识，命人邀请从周去做他的贴身侍从。项从周欣然领命，并在这里向武术教师马飞天进一步学习武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殖民侵入了越南北折，苗族首领熊天主领导洞奔的苗族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
有一次，法国殖民者收买了一批安南仆从军，骑着十多头大象，全副武装，准备一举把洞奔踏平。起初，苗族人吃了些亏，对付不了大象军，牺牲了好几十人，村寨也被敌人烧毁。
后来，苗族首领熊天主叫大家想办法。年轻的项从周想了想后，对熊天主说：“大人，有办法了！大象不是最怕老鼠吗？我们可以多捉些老鼠，再预备一些小猪儿，等到法国、安南人的象队来时，把耗子遍地丢；再捏小猪儿的咀，猪就会象耗子叫了。大象一听老鼠叫，一见耗子跑，肯定扭头就逃。我们就趁势追杀，十拿九稳，可以大获全胜。”
熊天主深从其计。按照项从周的办法，第二天果然大破象军，杀死了许多法国侵略军和安南伪军，把敌人赶出了洞奔。法国殖民者武装入侵失败后，十分痛恨熊天主，转而采取收买刺客的办法，刺杀了这位苗族首领。
熊天主从当苗族首领到遇刺身亡，前后共十二年。项从周服侍了他八年。熊在临终前对项从周说：“这里有马飞天保护我。你回猛洞去当那里的‘汉大兵将’，那一带有我的几个跪主，有陶帅主，李帅主，等等，你可同他们联合，共同打击法国鬼子，保护那里的老百姓。”
熊天主死后，由他的结拜义弟马贸头(马飞天之兄)继位。马也是一位有名的爱国者(当地人叫他马爱国)，他继承了熊天主的遗志，积极组织群众抵抗法寇的入侵。他十分赏识项从的机智和勇敢，再次请项从周和他一起共事，并与他义结金兰。
不久，马飞天病故，马头失去宽了最好的帮手。法国殖民者趁机收买了几个苗族的败类，又悄悄地刺杀了马蜜头。项从周悲愤至极，在马赛头被刺的当天晚上，和其长兄由中一道，带着马资头的妻子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马小孥，即以后的项国恩），奋力杀出重围，然后回到野猪塘，携带父亲和全家，搬到等深林密的上营盘。不久，他在众人的一致拥戴下，当了苗族首领，继续马寄头未竞的事业，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
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加紧了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掠夺和剥削。法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与英、美、俄及后起的德、日等资木主义国家一起，为共同瓜分世界而进行激烈的争夺。在远东，它先后吞并了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扩张至北折，企图以此为跳板，掠夺中国西南的财富。
及至八十年代初期，法国殖民者侵占了越南北折，并进而侵入我国云南省的东南部，用武力强占了安平厅以南(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麻栗坡县境内)长一百余公里、宽数十公里的领土。
这一带与越南的河阳(今河江)、老街相接壤，地势十分险要；加之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矿产丰富，特别是无穷无尽的森林和丰富的矿藏资源，使法国殖民者馋欲滴。
他们曾先后派遣“商人”、“传教士”、“旅行团”到滨南进行“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地质和军事情报，接着便采取武装入侵，强占了都龙、南温河、猛洞、船头等大片地区，企图把这一带变成它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和向中国西南腹地纵深推进的前哨阵地。鼓吹在越南和中国西南建立所谓“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殖民主义分。
殖民主义分子古德尔孟鼓吹：“云南气候之温和，尤似法国南境，于法人尤为相宜。其矿田之富，物产之饶，较诸越南，奚霄壤，……以异常般富之物产，以生吾法人无穷希望之心……吾望他日火车游行云南时，吾法之权力随之而达云南绘省。”
十分明显，中国南部富饶的矿藏和它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已经使法国殖民梦寐以求，并成为他们掠夺计划中的重要目标了。
|中越国境界碑
1883年前后，法国殖民者用武力强占了滨东南地区，对当地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暴的殖民统治和奴役。他们疯狂地掠夺都龙、南温河一带的矿产和森林资源，强行征收各种赋税和劳役，迫使猛洞、保良街、那矿、董干等地的各族群众为他们纳粮交税，筑路修桥，建造兵营，甚至把青壮年拉到越南去为他们充当泡灰，对各族妇女任意蹂躏。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上下马都要以人垫脚，稍不如意即进行鞭打或杀害。在法国殖民者的铁蹄下，沦陷区的各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殖民生活。
1883年5月，在越南北折，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同越南人民一道，于河内城西的纸桥再次大败法国侵略军，打死法国侵略军司令、海军上校李威利和副司令韦鹭，杀死杀伤法军数百余人。次年八月，清政府正式下令对法宣战，数万名滇军将士浩浩薪荡开进北折；一部分广西军队在唐景盜的率领下，出龙州，经牧马，前往宣光，协助滇军作战。
中法战争由此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和滇、桂军队在北折英勇杀敌的事迹，进一步激发和鼓舞了广大的中国人民，特别是身处抗法斗争第一线的东南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忱。他们摩拳擦掌，热血沸腾，决心把法国殖民者赶出领土，光复祖国的大好山河。
但当时的斗争毕竟是自发的、分散的、无组织的。随着斗争的逐渐深入，群众就迫切要求一个领袖人物出来领导他们，并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项从周适应这一斗争形势的需要，及时地把群众分散的自发的斗争组织起来。他派人到附近的村寨进行联络，准备刀枪，筹集粮草，听候他的命令。为了打消部分头人和群众的恐洋心理，他亲自到各村寨去做说服工作。
他说：“法国殖民者依靠的是枪炮，但他们人数不多，到我们这里是两眼抹黑。我们的武器虽不如他们，但我们有的是人，有的是熟悉这里一草一木的父老乡亲，难道还怕他们不成？殖民者是佛爷头上的虱子——明惯着，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收拾他们是不难的。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就可以把法国殖民者赶出去。”
项从周的一定话，使大家的心里亮堂了许多。他们说，只要你领着干，就是钻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跟著！这样，猛洞地区的各族群众在项从周的号召下，纷纷地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为了斗争，项从周还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家私，派人暗地里购买和打造战斗用的武器。于是，一场抗法爱国斗争的风暴，逐地在老山——扣林一带酝、形成……
1883年，项从周的阿爹项正清到猛洞，被法国殖民者硬拉去船头当苦力。由于山路崎岖，荆棘丛生，荒章没径，加之年近力衰，负重难行，项正清只觉得两脚一软，两服发黑，一筋斗就进了山场里。法国殖民者竞残忍地对老人进行举打脚锡。阿爹当场口吐鲜血，昏死过去。
这些国耻家仇使项从周怒火燃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抗法的决心。后来，项从周约集了他的十七个舅弟兄和猛洞一带对法国殖民者苦大仇深的苗、瑶、壮、汉各族群众，在他家的门前聚会督师。他命人抬来几缸烧酒，盛满了几十只大碗，随即杀了几只雄鸡，将鸡血滴到一个一个大碗中。
项从周一手高壁大碗，一手紧握双刀，大声地说：“兄弟们！红头洋鬼子打进我们的国土，欺悔我们的同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们任意撞捐派税，打杀我们的父老，糟踏我们的姐妹，实在可恶之极！我受先辈的重托和乡亲们的信任，担起这副担子，上没有报国，下没有安民，说来很是惭愧。从现在起，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消灭洋鬼，保国安民！”说完，他拾着酒碗，大步走到众人报前；“如大家和我同心，请满饮一碗！”下面几十个弟兄都同声高呼：“愿随大人，努力杀贼！洋鬼不灭，决不數兵！”
项从周揭竿而起后，很快得到文山地区各族人民的响应和支持，起义队伍由三、四十人迅速地发展到三百余人，成份也由单纯的农民、猎户发展到铜、锡业工人和小产业主、民族上层，地区也由猛洞、船头、老寨扩展到保良街、都耄、曼美、马关一带。他们用自己制造的六刀、杆子(长矛)、甩杆、流星锤、火、毒弩、牛角叉、浑金铛、火矩(土炸药包)、竹签、滚木、擂石等为武器，同拥有来福枪、把枪(一号欧、二号欧、三号欧)、鬼绿枪、铜炮枪和火炮的一千多名法国殖民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战斗主要在今天中越边界一带的高棚、扣林、上营盘、马鹿洞、野猪塘、船头等地进行。
他们利用滇东南山峦叠障、林密菁深有利的熟悉地形，常常用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有时他们于敌寇的行军途中，设下埋伏，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一个不留地消灭；有时又趁着黑夜，投放土炸药包，骚扰敌人的军营，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丧魂失魄；有时敌人来攻，他们预先准备好擂木滚石，但听号炮一响，滚木巨石横飞，直杀得敌人措手不及，人仰马翻；等到敌人仓惶后退，他们又用事先布好的连弩、竹签和陷井来杀伤敌人。
就这样，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士气高昂、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从而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经过战斗，他们又不断总结经验，并用缴获的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进一步去扩大战果。
智伏刀背岩，歼敌马跌坎
猛洞地区的抗法武装斗争揭开序幕后，项从周以上营盘为抗法根据地，积极地联络和团结四方的各族爱国志士，不分民族，不分土司头人和穷人，也无论是官绅、地主、商人和农民，只要是打法国鬼子的，都欢迎参加到抗法的队伍中来。
在爱国抗法的义旗下，参加者不仅有苗族，而且还有当地和外地的各族群众，如响水一带的瑶族青年梁武、盘绍光(人称“盘铜炮”)，汉族的杨三、膝教师、张师爷，壮族的卢和、王正祥、梅廷况，傣族的黄承亮(在马关城子上)，以及古姓、马姓、项姓的苗族弟兄，甚至还有从两广、四川、贵州、文山、西畴、丘北等内陆前来投奔的爱国志士，象李双刀、姚远学、黄继夹、童棍子、庞少管、苏铛钯等人。
他们团结在项从周的周围，赞划军机，勇敢战斗，大都成了抗法的骨干和项的亲密助手。至此，抗法斗争的形势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席卷了大半个滇东南地区。
法国殖民者眼看猛洞地区的抗法武装日益壮大，勾结当地个别民族败类，带领一百多个殖民军，由猛洞向野猪塘扑来，但项从周早已举家迁走。殖民军扑空后，便丧心病狂地放火烧了项家的草房。
当他们得知抗祛武装的主力和首领都驻上营盘时，便气势汹汕地杀奔上营来。上营盘距野赌糖约五六公里，由街塘到上营盘须经一条势狭窄的羊肠山道，地势险峻。起初，法国殖民者的队伍凭仗若先进的浮险洋炮，根本没有把只有大刀长矛的抗法武装放在眼里。他们吹响口哨，大摇大摆地向上营盘接近。当一半人马进入刀背岩时，只听一阵山地裂的响声过后，山上的括木，滚石象暴雨般地倾滚落下来，走在前面的几十个法军，顿时被下了两面的深渊。
在后面的敌人，见状后吓得赶忙往后逃跑。他们在仓皇选窜中，又触发了事先设在草丛中的连环甩杆（当地人民作狩猎用的一种木质机关武器)，一瞬间，只见一排排、一串串碗口粗的大木棍，从隐蔽的草丛中呼啸而出，法军当场被横木打死、打伤二三十人，被甩杆扫下深渊者十余人，剩下的连滚带爬地逃回猛铜法军营地报丧去了。
驻猛洞的法国侵略军，自上营盘遗伏击后，将也不敢轻视猛洞地区的抗法武装力量，只好整日缩在营房内，不敢迈出猛洞一步。项从周根据敌众我寡，敌人武器装备优良而现时又新遭打击不敢出洞的情况，决定进一步骚扰、打击敌人，不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
项从周和杨三，滕教师等几位首领，率领一二十个苗、汉青年，悄悄来到猛洞法军营地的后山坡上，借助灌木丛林的掩护，用兜把十来斤、二十斤重的大石块，狠狠地向法军营地甩去。法军顿时象被插了窝的马蜂，乱作一团，但又不敢跑出营地，怕再次吃上连环甩杆和擂木滚石的亏，所以只好躲在营房内，向后山的丛林乱放枪炮壮胆。
等到万籁俱寂，法军已经酣然入梦时，抗法武装又以更多更大的石块，冰雹般地向敌人甩去。打得法军哭爹叫娘，食不甘味，夜不安枕，一日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项从周看到敌人军心动摇、士无斗志后，又进一步巧布疑阵，迷惑瓦解敌人。他把上营盘根据地的一百多名抗法战士，组成九队疑兵，每队每人各执火把二束，夜晚于猛洞法军营地前的大山上，不停地穿梭绕转；又把当地的苗、瑶各族老幼妇孺组织起来，于山上大敲铜锣、皮鼓，大声呐喊，作厮杀状。
惊疑未定的法军，看到大山上整整过了一夜人马，弄不清抗法武装到底有多少；锣鼓声又此起彼落，使得本来就已疲惫不堪的法军，更成惊弓之鸟；而眼下，营地四周又都是抗法战士埋下的竹签、陷井、连环杆、“三步跳”(即“见血封喉”，是当地人民猎获猛兽用的毒弩)，弄得他们四处草木皆兵，动弹不得。
眼看整个猛洞地区变成了埋葬殖民主义者的汪洋大海，这匹冲入火阵的野牛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了，于是过不几天，侵入猛洞的法国殖民军，便夹着尾巴滚到船头，逃到越南河江去了。
项从周领导的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法武装力量，赶跑了猛洞的法国略军后，声威大震。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信心倍增。他们亲眼看到，过去神气活现的高鼻子洋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再凶恶的敌人也是可以被打败的。于是又有儿百名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法的洪流中来，这支抗法爱国武装力量随着斗争的节节胜利而不断地发展、壮大了。一个抗法斗争的高潮正在猛洞地区形成、扩展。
就在法军撤出猛洞的第二年，即1884年，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集结了数百人马，悄悄地由越南河江经船头，进攻老山，企图从侧后偷袭猛洞抗法根据地。从船头到老山脚，是一条险要的马跌坎石道。该石道位于老山山腰的陡峭石岩中，其上是状如刀削的千仞石峰，其下则是万丈深渊，险峻异常，以往马帮经过此，就有不少人马因不慎而坠入万丈悬岩，因而当地群众以“马跌坎”故名。马跌坎石道，又是越南河江到老山、猛洞必经的唯一的咽喉通道，因此，它不仅十分“险”，而且还十分“要”，真有一夫当道，万人莫进的境况。
当法国侵略军从越南河江经船头，向老山进犯的时候，当地的瑶族群众便将这一十万火急的情报飞报了项从周。从周一方面命令驻守天险马跌坎的瑶族首领盘绍光(人称“盘铜炮”)、梁武，迅速集结当地的瑶族战士，坚决扼守通道，不准敌人向猛洞靠近；另一方面，他迅即带领猛洞主力部队，赶赴马跌坎增援。而此时的盘绍光早已作好准备，在敌人尚未到达老山前，便已设下埋伏，在马跌坎石道上布下了大量的播木滚石、连环甩杆，安上了“三步跳”毒弩和竹签；还在道口摆上两门土铜泡，填满火药，专候来犯之敌。
数百名法国侵略军分作前后两队，向老山进犯。当前队法军进入马跌坎伏击圈时，盘绍光一声令下，顿时铜炮怒吼，擂木滚石齐发，连环甩杆和毒弩象飞蜷殷地射向敌人。法军倒下了一大片，但敌人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在遭到伏击后，就地卧倒，用密集的枪弹向抗法
战士射击，抗法战士有的用火，有的用毒弩，有的或使用刚缴获的洋枪回敬敌人。盘绍一手拿着大刀，一手提着铜炮枪，专向法军指挥官冲去。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盘绍光身负重伤，其他瑶族战士也多半壮烈牺牲。
正在这时，忽听山后一阵喊，原来是项从周带领的增援部队赶到了。他们象下山猛虎，直向法军扑去。法军猝不及防，在这支生力军的冲击下，损失了大半人马，不得不遗弃大批的尸首、枪炮，往来时的路上撤退。项从周追赶了一程，获得了大批的军用物资。
马跌坎之战，由于抗法武装充分地利用了有利的天险地形，并事先作了周密的布置，加之有效的配合和及时的增援，因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七八十人。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法军，粉碎了殖民者妄图进攻老山、偷袭猛洞抗法武装根据地的计划，而且还使抗法力量获得了急需的先进武器装备。
船头、新寨之战
一八八五年春，中法战争的陆路战场进入了紧张激烈的阶段，法国一万多名侵略军，在尼格里将军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扑向谅山、镇南关。白族清军将领杨玉科英勇阵亡，镇南关失陷。法国侵略军焚毁了镇南关后，疯狂地叫嚣：“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甚至他们已经狂妄地制订了胁迫清政府投降的计划。
盘据在滇东南的法国占领军也趾高气扬，气焰极为露张。为了配合陆路战场，他们加紧拉夫派款，强迫群众交粮、交鸡、交猎，并抓走许多青壮年去越南为他们当炮灰，做苦工。项从周一方面教育群众，起来抵制略者的无理勒索，一方面又派人在途中设下埋伏，多次打死押送民夫的侵略军，解救了许多被押送的各族同胞，从而配合了清军的正面战场，在敌人占领的后方打击了侵略者。
为了更有效地牵制和打击敌人，拔掉敌军的据点，这年春天，项从周还率领队伍，主动地进攻盘据在船头的法国侵略军。法军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企图负隅顽抗。项从周的队伍几次冲到敌人据点跟前，都被密集的炮火挡了回来，项从周的部下伤亡很大。后来，在当地壮族群众的支援下，找来了十多大棉被，项从周和十几名勇士，披着浇湿的協被，冒着敌人的炮火，饼着大刀，抱着火，齐声呐喊地向敌人冲去。
经过激烈的肉搏，勇士们终于冲进了敌人的阵地，彻消灭了盘据在船头的法国侵略军。接着，高棚、猛洞、保良街一带的苗、瑶、壮族群众，也赶走了敌人；驻守在马关的以李云珍(壮族)为首的清军，经过马白之役后，也赶走了法军。到此，法国侵略军才全部被逐出了我国国土。
但是，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一有机会便会卷土重来。虽然1885年4月，中法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慈禧太后下达了停战撤军的命令，但法国殖民主义者并没有停止对滨东南地区的侵路。
战后的第一年，即1886年秋季的一天，法国侵者在猛洞对面的黄树皮（今越南境内），调集了几百名侵略军和越南伪军，从清水河、老寨方向，悄悄地向扣林、猛洞扑来，企图一举消灭项从周的队伍，重新占领马关、麻栗坡地区。
项从周得知消息后，没有等到敌人站稳脚根，就主动出击。他命令部队主力在新寨附近埋伏接应，自己则亲自挑选了古姓（苗族）、虎姓(瑶族）、梅姓（壮族）等几十个精壮第兄，由他领，脱去衣服，全身抹黑（一可借助黑色保护，二可吓嘘敌人)，带着大刀和轻便武器，趁着月黑风高，很快地干掉了敌人的哨兵，冲进了驻在新寨的敌营。此时法军尚在梦中，比及惊觉已经来不及了，一个个竟成了刀下之鬼。
江山，寸土不让
|中越界碑·来源：王洪星
中法战争结束后，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清政府命内阁学士周德润会同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张凯嵩办理中越勘界事宜，并着吏部主事唐景崧等随同办理。由于法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和百般阻挠，直到1895年双方才勘界立碑，确立了现在的中越边界。
自龙膊河至戈索为第一段，立界碑二十二号；由戈索至高马白为第二段，立界碑十九号；从高马白至瑶人寨为第三段，立界碑二十四号……中越界碑的勘立，主要是由于边疆各族人民斗争的结果：在马关一带，由于壮族清军李云珍在马白之役中击败了法国侵略军的入侵；在猛洞、船头一带，主要是由于项从周积极领导人民抗法，因而迫使法国殖民主义分子、督办西威仪不得不承认没美及猛洞三村（猛洞上村为今之上营盘，中村为扣林、猛洞，下村为船头)归属中国，从而放弃了原来“请将该地剖分一半”的贪婪妄想。
中法双方所立的界碑呈方柱形，顶部是个正四楼台，中为长方柱，下面是座基。全用花岗岩石料做成，被深深地埋在士内。界碑北面向中国，镌有“中华”一字，南面对战南，镌有“安南”二字，侧面则刻记着界碑的号数，一般都安置在高山之端。每一界碑的附近，我国又密埋界砖，上刻汉字，以防界碑之被偷移。
但尽管如此，界碑建立后，法国殖民主义者还是像以前那样，偷偷把界碑往中国境内搬移，企图重新侵占我国的领土。项从周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主权，率领苗、瑶、壮、汉各族群众，为保护界碑而斗争。
他们同侵略者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步不让。敌人趁天黑无人之际，偷偷摸漠地把界碑移进来，他们就白天把它抬回了原处。有时为了争夺一块界碑，双方你来我往，竟达一二十次之多。特别是位于茅草坡前的第十号界碑，因所管的地方比较辽阔，法寇千方百计想把它移到大塘子来，苗、壮族群众在项的领导下，又坚决地把它拾回茅草坡。
项从周估计，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便决定派人看守。果不出所料，天黑尽时来了四、五个无赖，鬼鬼祟崇地又在动手挖碑了。早就埋伏好了的战士，在一声“打！”的命令下，顿时枪声大作，几个挖碑的家伙也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打这以后，敌人越发恼羞成怒，又不断出动兵力武装移碑；项从周也毫不客气地用武力去回敬敌人，一次次地把移碑的强盗歼灭，最后迫使法国驻河江的军官在第十号界碑前与项赌咒发誓。项当即严正警告侵略者：“这界碑是中法双方共同勘定建立的，大家都应遵守。谁要再把界碑移过来，有如这鸡狗一样的下场！”说完，他把一鸡一狗的头斩了，掷于碑前。
法官吓得面无人色，连声：“不敢！不敢！”随即灰溜溜的走了。项从周深知，同强盗赌咒是十分靠不住的，敌人常常是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于是命令各族战士作好充分的准备，以防敌人再来武装移碑。但就在法官赌咒返回河江的途中，愤怒的船头人民立即将法军包围，并把他们抛入河中，从此法寇就再也不敢移动界碑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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