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谏太宗置郡高昌（资治通鉴卷一九六之九）

起初，唐军在平定高昌以后，朝廷决定将其变为直辖土地，于是每年都要征发一千多名士卒驻守当地。褚遂良上奏谏道：“自古圣王治理天下，都是先华夏而后四夷。陛下派军队攻取了高昌国，周边数郡一片萧条，多年也恢复不了元气；现在每年还要征调一千多人驻扎戍边，这些百姓远离乡土，倾家荡产才够置备行装。而且朝廷又将犯人流放到此地，这些人都是些无赖之徒，到边疆后正好大肆骚扰当地，对排兵布阵岂能有所助益。而且这些戍边的人又会逃亡，结果徒劳官军追捕。再加上一路上所经过的地区，横亘千里，冬季风吹如刀，夏季风吹如火，行人来来往往，遇见这种情况往往难逃一死。假使张掖和酒泉发生军情，陛下难道还能指望用高昌的一兵斗粮吗，最终还是不得不征发陇右各州兵马粮草。然而河西地带，乃是我大唐的心腹；高昌，则不过是他人的手足；为什么要荒废根本来占有无用的土地呢？而且陛下打败突厥和吐谷浑后，都没有占有他们土地，而是替他们重立君长加以安抚，高昌为什么不能和他们相比吗？将叛离抓获，对服顺者则封以官职，刑罚没有比此更威严的，恩德没有比这更高厚的。深望陛下选择高昌国王子中可以立为可汗的，使其为高昌一国之主，这样高昌子子孙孙都感陛下的大恩，诚心永为大唐的屏障，这样一来国家内部安定外部宁静，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圣王为治，先华夏而后夷狄。陛下兴兵取高昌，数郡萧然，累年不复；岁调千馀人屯戍，远去乡里，破产办装。又谪徙罪人，皆无赖子弟，适足骚扰边鄙，岂能有益行陈！所遣多复逃亡，徒烦追捕。加以道涂所经，沙碛千里，冬风如割，夏风如焚，行人往来，遇之多死。设使张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终当发陇右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无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浑，皆不有其地，为之立君长以抚之，高昌独不得与为比乎！叛而执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存焉。愿更择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国，子子孙孙，负荷大恩，永为唐室藩辅，内安外宁，不亦善乎！）”唐太宗不听。

后来，等到西突厥进犯之时，唐太宗才十分后悔道：“魏徵和褚遂良都劝朕再立高昌国王，朕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如今是咎由自取啊！（魏徵、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唐初经过大乱之后，国力疲弊、人口锐减，其力量不足以支撑对偏远之地的直接统治，就如同商周时代，其力量只能统治京畿之地，外围只能封建诸侯，各自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