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些会盟故事：浮丘会盟
春秋战国时代的会盟，就是这国的国君与那国的国君驾着战车，带着亲戚子弟，带着精兵强将们，列阵于会盟之地，商议的大多都是攻战之事。正常会盟往往是硝烟弥漫，唇枪舌剑是要有的，尔虞我诈也是要有的。跟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富豪聚会不同，今天的富豪们稍不注意就是一句“先挣他1个亿”，还有就是“输了我给你10亿”，如此就是豪赌，显得气势轩昂，牛逼哄哄。
春秋战国时代的会盟，那都是要拿刀枪说话的，稍不注意连国君也被别人俘虏了，宋襄公会盟被楚国人俘虏丢尽了颜面还算好，楚怀王会盟直接被抓到秦国囚禁起来差点丢掉了楚国，这就比什么1个亿10个亿更危险了。大国会盟求称霸，小国会盟求和平，鲁国人曾经举行过一场会盟，正是为的邻国和睦。
在那时候，两个国家开会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就是如齐国、楚国这样的国家开会，都不太乐意当东道主，会盟的场地一般都选择在别国。为什么选在别国呢?因为选在别国就能省却了花销经费，作为主办方的诸侯国多半就会承担这些费用。而主持者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很多时候还要邀请周天子来参加会盟，这样的会盟就声势浩大。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别国举办会盟，那么这个国家就当然属于附庸之国，更能体现出号召者和支持者的权力。
在今天山东莒县的浮丘山上，有一棵千年银杏，银杏树下立一石碑，上刻“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隐公八年经。”此言来自《左传》，说的是鲁隐公与莒国国君会盟之事。两千多年前的某个良辰佳节，鲁隐公千里迢迢从鲁国都城来到浮丘山上，为着平息鲁莒纷争举行这场会盟，彰显出的是一代有识之君的明智抉择。在海风吹拂之时，两国国君把酒言欢，共商友好外交，相互之间没有算计，只有诚挚的盟约，这场会盟就与其他会盟有所不同。
鲁国到了鲁隐公时代，鲁隐公这位国君推行的更多是睦邻友好政策，当年鲁国与郑国，与宋国都有过对战，而到鲁隐公即位后，鲁国的政策就转向，鲁隐公不仅跟宋国握手言和，跟鲁国打了很多年仗的邾子国也跟鲁国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鲁隐公的这种策略很不寻常，因为当时的中原有两个强国之君，一个是郑庄公，一个是齐僖公，都是常常对外征战的国君，而更为可怕的则是齐郑两国似有同盟关系，整个中原和齐鲁地区的政治就显得相当微妙。
齐鲁大地上除了齐国，则是鲁国、纪国、莒国，而齐国常年与纪国为战，两国之间只有怨没有恩，纪国国君这个时候娶了鲁隐公的女儿伯姬，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鲁国与纪国是同盟关系，跟齐国则可能有潜在对抗关系。还有莒国因与鲁相邻，当齐纪之间产生对抗的时代，莒国又与鲁国有着土地纠纷，史书中说“鲁莒争郓久矣”，可见两国之间矛盾明显。
齐郑联盟对鲁纪联盟，显然鲁纪联盟稍为逊色，毕竟在征战之事上，齐郑经验更为丰富，郑庄公连天子也不放在眼里，那么对于鲁纪或许就更为不屑。在齐鲁大地上，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更为实际，纪国国君便希望鲁纪两国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这段记载的说法，很可能是在说鲁隐公委托纪国人当说客，试图要改变与莒国之间的关系。这是鲁国浮丘会盟的前因。
鲁国与莒国达成共识要举行会盟，以达成两国之和平，只是在会盟地址上产生不同意见。这场会盟实质上是齐鲁地区政治的重新划分，就国家疆土和军事力量来看，鲁国都很可能要比莒国要强，因此当鲁国人希望在鲁国边境举行会盟时，莒国人依然不太放心鲁国，担心鲁国军事上威胁到莒国。这就跟霸主之国的会盟不同，霸主会盟要称霸，在哪里会盟都无所谓，只要是属于自己控制的地区即可，求地区和平的会盟则有不同，弱国往往会主动承担会盟事务，主要的原因在于弱国不会允许强国带领过多的军队参加会盟，只会允许强国国君带着少量的军队莅临会场。百余年后宋国人主持弭兵之会的时候，也是在宋国的土地上举办。
莒国的担心在情理之中，毕竟在春秋战国时代弱国是没有谈判权力的。莒国的幸运在于，鲁国有个推崇和平的鲁隐公，这位国君的执政风格就是和家亲。齐国与郑国的野心日趋膨胀，齐鲁大地上的诸侯国们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共识，或许成为齐鲁之附庸势在必然，因此鲁隐公作出了让步，同意了到莒国的浮丘山上举行会盟。鲁隐公的这种坦诚对改善与莒国的关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莒国国君在浮丘隆重接待鲁隐公，鲁国与莒国成为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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