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寸金莲”摧残中国女人几百年，罪魁祸首是这个儒家圣人？
南宋学者朱熹，在明清两朝五百年里，一直被儒家尊为圣人，他的理学学说，被朝廷官府大力弘扬，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答案。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朱熹受到很多现代学者的批判，认为其倡导的种种封建礼教，禁锢中华民族思想数百年。然而，近年来，却又有些尊古倡儒的“青年历史学家”，对朱熹大加颂扬，力图翻案。
其实，单单看朱熹曾经发布过的一项政令，就可知此人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危害，到了何等程度。
朱熹为福建漳州知府时，因为对当地男女相对自由恋爱的民风，深恶痛绝，就直接地方性立法，强迫当地女性必须缠足，而且必须缠到极小至“不良于行”的地步，用这种把女性变成半残废的狠辣手段，从此杜绝了他眼中的“淫奔”现象。
《中华全国风俗志》：【漳州女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庆吊之事，女子皆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盖初时民俗，淫奔者众，朱文公（朱熹）守漳时，立法命之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藉革其浇俗，故成今日之现象也。】
——朱熹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朝廷官府命令，强迫女性缠足的男性官员。
朱熹还公开发布了《谕民教》：【此邦之俗，有所谓管顾者，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不待媒聘而潜相奔诱”。 】
《漳州府志》则记载：【郡自朱子（朱熹）作牧，……女子工刺绣，鄙纺绩。种蔗煮糖，利较田倍，多夺五谷之地以植之。俗唯男女为兢兢，妇人非有大故不相见。贞女烈姬，在在有'黄鹄’之韵。】
漳州府下属的 《澄海县志》也记载：【妇人务女工，谨容止，稍有衣食者不出闺门。】
几份史料互相佐证，足以证明，朱熹担任漳州知府之后，确实直接改变了当地的风俗：此后的几百年时间里，漳州妇女一直被囚禁在家中，除非是有非见不可的大事，否则再也不能与其他男性相见。她们唯一可以出席的婚宴丧礼等“庆吊之事”，外出而行时，必须人手柱着一根拐杖，否则就不能行走，与残疾人无异。
孔子曾经曰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朱熹身为理学宗师，儒门圣人，非要和女人的脚过不去，大力倡导缠足陋习，是不是斯文扫地，足够“毁三观”的？
女性缠足这一陋习，从五代十国的南唐国君李煜开启，最初仅仅是“新月状缠足”：「李煜令宫中舞姬窅娘以帛绕脚，令脚型纤细，脚骨弯曲，脚趾外翻翘起，上翘若新月状，以为美观」
这种缠法，脚掌和脚趾的骨骼，并没有和后期缠足那样断裂，所以虽然肯定会带来一定痛楚，本身并不影响窅娘这类训练有素的女性去跳舞，也对步行没有太大影响。而且一旦放足不缠，脚型也会迅速恢复。
在此后的北宋时期，缠足还只是小范围流行于贵族女子间，其实更多是迎合达官显贵的特殊癖好，因此正统儒门中人，多半对此不齿。比如朱熹之前的理学宗师“二程”，都明确反对缠足。
“靖康之耻”时，宋徽宗之女柔福帝姬逃到南方，战乱逃命期间不再缠足，就迅速变得和寻常民间女子无异，还因此被怀疑其身份是否为假冒，就因为北宋末年时，广大平民女子是根本不缠足的。
这个例子也足以证明，“新月状缠足”的缠法下，脚的发育是可逆的，肯定造成了类似今天部分穿高跟鞋过度的女性类似的脚趾变型，和长期的脚部疾病，或许还要更严重些，但还不等于是真正的足部残疾。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类清末民初的惊悚老照片里，那种腿骨弯折、脚趾畸形的“断骨式缠足”，则是缠足习俗变本加厉的产物：令脚掌与脚趾断折残废，而且停缠后一生难以恢复，彻底废掉了女性的奔跑和快速行走能力，只能缓慢行走，而且走不了多久就疼痛难忍。
真正以朝廷官府命令，强制推广这一陋习的，目的就是戕害女性的行走能力，让她们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属物，目前有据可考的第一人，确实就是朱熹这个道貌岸然的理学大圣人无疑。
身为理学大宗师的大儒朱熹一生，为论证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政权是“正统”而操碎了心，反复发明各种辩经理论：
比如把否定占有中原九州之地的曹魏王朝的正统，却把只有益州一州的蜀汉奉为“正统”，
比如公开指斥武功与疆土远胜于宋朝的唐朝，是【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也是“唐朝夷狄论”“唐朝鲜卑论”的种种离谱谬论源起。
朱熹的徒子徒孙们，更进一步指斥汉唐两朝是“臭汉（汗）脏唐（糖）”，只因汉唐时男女关系的相对开放自由，于是在“去人欲，存天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宋朝面前，就完全不值一提了。
所以，对朱熹一脉的理学门徒而言，大力戕害妇女身体与权力，禁止男女自由恋爱，是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利益的。
眼看蒙古帝国崛起草原，威加海内，横扫百国，朱熹的众多志同道合的理学同门，郝经、许衡、姚枢等饱学大儒们，纷纷加入了蒙古皇子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为其献计献策，终于到崖山之难，神州陆沉，南宋灭亡时，理学也彻底成为儒家的统治学说。
元代科举，时断时续，但已经确定，只准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就是他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指定用书。这关键一点也为后来的明清科举所继承。
在大力倡导儒学与礼教的明清两朝，朱棣在朝廷官府与学术领域两个层面，彻底确定了与孔子孟子并列的儒家大圣人的地位。
朱熹既然已经成圣，他大力倡导的缠足陋习，当然也跟着愈演愈烈，登峰造极。让女性不良于行，从生到死的活动空间，只有一个院子四方天，极大满足了愈发劣质和堕落的士大夫们，对“贞节义烈”的变态追求，所以即使那些自诩君子、不好女色的道学家们，也对缠足大加赞赏，不遗余力大力提倡起来。
清朝入关后，其统治者在强行推行【剃发令】的同时，也确曾下令，严禁汉人女子缠足，但和剃发令不同，其实并没有真正认真的执行过，很快到了康熙初年，大规模笼络汉人士大夫的时期，就直接废除了。
而那些一边剃了秃瓢、留着金钱鼠尾，一边读圣贤考科举的理学门徒、败类男性，心安理得地安享“新朝雅政”，另一边却疯狂折腾起自家女人：明明是把玩畸形小脚，满足其各种不可言状的变态欲望， 却非要自欺欺人“不忘故国”，胡扯什么“男降女不降”——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明朝时，已经有1/3以上的地区，女性普遍缠足，清朝开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到了清朝末年，几乎已经是南北十八省，几亿汉人女子，无人不缠了。
甚至于那些常年劳作、下地干活的底层劳动女性，同样被强迫缠足，只因若不如此，根本无法出嫁，和不从事生产的上层妇女相比，显然她们所收到的痛苦更远过之。
至于缠足女性因此一生都严重缺乏运动，也令她们的骨盆狭窄，生育变得更加痛苦，产妇难产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就根本没人在意了。
而根本溯源，朱熹最早发布的这道强迫缠足令，最恶心的一点是什么？他是理直气壮，以“禁止女子淫奔”的名义，才要令她们“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的。
——换句话说，那些不愿缠足的女性，就等于自认“淫奔”了，当此理学猖獗时代，礼教便可杀人。是以当然，家家户户，无女不缠，让这一丧尽天良的陋习，迅速推广至全国，戕害亿万女性，整整数百年光阴！
以朱元璋法度之酷烈，以马皇后之贤德，只因她其早年随军征战，不曾缠足，都会被无聊市井之徒，公开讥笑嘲讽，可见“女性大脚=淫奔”的奇葩观念，在朱熹之后，竟已深入无数人心。
朱熹的家乡徽州府，据当地县志记载，单单休宁县，明代“节妇”、“烈妇”有四百余人，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一杀、竟不嫁以终身”者达二千余人。
朱熹的老家婺源县，“节烈”、“节妇”、“节孝”等牌坊有百余处，从南宋至清光绪四年，所谓“贞节烈妇”达七千余人。
朱熹为官的闽南地区，其中同安、晋江 、尤溪三县，明清两代未婚妻守节、夫亡殉节的，有近千人，（《福建通志》）
而且，【福州旧俗，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或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挞使从者。】（《闽杂记》）
因此，朱熹戕害的，又岂止是这亿万汉人女性的身体与权益，他更戕害了此后数百年，无数华夏子孙的灵魂！
曾经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千载之下，历朝历代，皆是当时世界最高度发达的文明，物产丰盛，衣饰精美，文华风物，地灵人杰，诸子典籍，诗词文章，礼仪冠裳，延绵千载，灿烂辉煌。
而从宋末、明末的两次神州陆沉，生灵涂炭，经济凋敝，文化毁灭，到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理学思想占据垄断统治地位后，数百年的文明倒退与停滞，终于令欧洲文明后来居上，抢占近代化与工业化的先机，又何尝不是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