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明高
兑镇，过去一直叫兑九峪镇。
炭，现在已经很少了，尤其是好炭。现在，尽管出炭是机械化作业，产量也很大，而且大的惊人。一个晚上，一个作业班，就可能把深藏在八千米以下的一座山挖走了。一座山，一座煤的山，一座经过几千年几万年才能形成的煤山。现在，挖炭的煤矿越来越大，由古远的“煤窑”，变为近代的“煤矿”，又变为“煤炭公司”，又变为“煤矿集团”。但是，村里的人却越来越烧不上炭了，更不用说好炭了。村里的人也不知道老祖宗们留下的那么多几千年几万年才造化为“炭”的东西，都被轰隆轰隆的机械挖上来，火车似的大汽车一车接一车地拉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反正老百姓是很少能烧上炭了。
前两年，政府为了解决村里老百姓的过冬问题，就让那些“煤矿集团”给村里的人发“爱心煤”，并且由政府掏钱，但每年发下的“炭”，让老百姓都意见很大，一是分量不足；二是都是面子，而且是一点光泽都没有的发灰的面子，更不要说块炭了。炭，好炭，真正的好炭是那种闪闪发光的清亮的黑漆般的块炭。真正的好炭，那可真是一块一块闪闪发光的“黑色的金子”啊！现在，政府为了不惹麻烦事，也不掏钱采购炭了，而是按人口直接发老百姓钱了。但是，有了钱，也要有能买到炭的地方呀！呜呼哉，哪里有炭呀？不要说好炭了，就是再不好的炭也行！兑九峪的人把经过火烧的煤，炼成的煤焦，叫“蓝炭”，把那些不好的煤，不发光的煤，石头般坚硬的煤叫“夹石”。把过去烧砖烧灰用剩的，也已经变得很轻的灰炭的结状物，叫“硌凉”。夹石是不能烧的，而硌凉还能继续烧，但发热发光的力量，比起炭来要差得远的远。其实，在很早以前，村里的人已经烧不上炭了。炭都给“煤矿公司”和“煤矿集团”，洗了“夹石”后，又炼成焦炭赚钱去了。村里的人只能烧那些他们在洗“夹石”过程中用过的废水抽到土地里形成的“泥”，村里的人叫它“煤泥”。煤泥看起来漆黑漆黑的，但烧过之后，看到的都是发红的土，“泥”变成了“土”，“土”哪能是煤呢？所以发热发光的力量也很差劲，有的煤泥就差得不能说了，因为它就是个“土”。
小时候，家里日子紧巴，父亲身体有病，不能多干体力活儿。家里姊妹兄弟四个，我又是老大，所以很早就担水担炭了。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十三岁就开始担水担炭了。担水是每天除了上学以外要做的事情。我尽管年纪小，但很有计划性，我的安排是：春秋季节，中午、下午下了学都能担水。夏季则必须是下午下了学挑，早晨没时间，中午又太炎热。冬季则必须是中午下了学挑，因为中午阳光充足，暖和，下午太冷，井口又结了厚厚的发白的冰，每次挑水，在绞水的时候，老怕从冰上滑进井里。一家六口人，做饭洗衣，喂猪洗菜，没有三、四担水是不行的。因为我年纪小，用的水桶也小，像大人一样用的大水桶，我挑不动。所以，没有六、七担水是一天下不来的。等到我到十七岁了，才用上了像大人一样用的大水桶，来回挑水跑的次数才少了，我的心里才有些轻省了。挑炭也一样，我一般是在星期天去煤窑上挑。不是叫“泥沟”的煤窑，就是叫“大井沟”的煤窑，距离都差不多，不过是一个在我家的北边，一个在我家的西边。一个星期，一家人烧火做饭，没有三、四担炭是下不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每周的星期天，只歇一天半，星期六一下午，星期日一天。我一般的安排是星期六下午做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星期日这一天去煤窑上担炭，如果星期天下雨或下雪，担不成炭，那也就惨了，只能是抽平时中午下了学的时间去挑了。中午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小时，那时候，一天三上学，早晨六点上学，八点下学；上午九点上学，中午十三点下学；下午十五点上学，十八点下学。中午从一点到三点，就两小时，到煤窑上担上一回炭，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每次，我都是挑着笼子，从家里走到煤窑的煤堆上，煤堆旁已经停了好多好多的骡车马车。他们都在紧张地等从井下上来的煤箱，两个井上工人把那刚从井下吊上来的煤箱，推到煤堆旁，喳喳几下打开煤箱，工人走到煤箱后面，身一低，腰一弯，用力一托，煤箱就在倾斜的轨道上翻到了，轰隆一声就都倒在煤堆上了。那些骡马车的赶车人就纷纷而上，嗷嗷地叫着去抢那些从煤箱里出来的大块大块发亮的炭。剩下的面子煤就没人抢了。那两个井上工人边收拾煤箱，边朝那些抢块炭的赶车人哄笑着，很有自豪感。我总是看着这些黑脸黑衣服的工人笑。因为他们黑黑的人只有在笑的时候才露出洁白的牙齿，惹的我很好笑。笑过之后，我也放下挑担和笼子，加入那些赶车人抢块炭的队伍中去了。由于我人小，一会从他们胳膊下钻进去抢，一会儿又从他们两腿间钻进去抢了。有两三箱，煤箱出来的时光，我就把两只笼子塞得满满的了。那些赶车人就嗤嗤嗤地朝我笑，骂道：“这小子，猴精！”
对于经过这么努力，才捡到笼子里的每一块炭，我都很珍惜。等把他挑到出煤窑的磅房那儿，过磅卖炭的人出来看了一眼，说：“钱呢？”我扭扭捏捏地掏出贰角钱，递了过去。卖炭的人很不高兴，说：“就二毛钱？”我的脸红红的，我一个十三岁的毛孩子，能担多少？卖炭的人就很生气地说：“从笼子里下些！”我很不情愿地从笼子里掏出了两块。卖炭的人还不高兴，亲自跑过去又掏出了两三块，说：“去吧！”我就只好脸红红的挑起这两笼炭走了。走上一段路，就得放下担子歇，实在是有些沉。但我再也舍不得从笼子里掏出一块扔了。因为这已经是经过出钱买的东西了，我更珍惜了。还没走多远，担子压得我的肩膀很疼，只好放下担子又歇了。歇了一会儿，下了决心似的，挑起担子再走，还没走几步，肩膀上又是直生生的疼，腿肚子都有些软。但我心里已经不敢歇了，因为离家里还很远，下午上学的时间估计快到了，心里很急。可是，后面的笼子碰了一下铁路上的电线杆，有一块炭掉在路上了。为了这一块炭，我才觉得有理由放下担子歇一歇。放下了担子，我的头流水似的直冒汗，心里想掉了就掉了，掉了不就笼子的重量轻了吗？不返回去捡它了。可回过直冒热气的头去望那静静地卧在不远处的一块黑，仿佛自己的孩子似的，是那样的舍不得。那一块黑，已经从煤窑上花钱买出来了，不去捡到笼子里，不是可惜吗？再说自己已经从煤窑上挑到这里了，快到家里了，扔下它不要了，不是可惜了自己的力气吗？可惜了那钱，又可惜了自己的力气，这是多么的残忍而不道德呀！已经有这么多孩子似的炭在笼子里，快回家了，就多余那块丢在路上的那一块炭吗？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啊，我怎舍得嫌弃已经可怜得被碰在地上的这一块炭啊？于是，我疲倦地站起来，转身返回去，把那块亮亮的炭拾起来，放进笼子里，细细地把它放好放稳，生怕它再被从笼子里掉下来。这样，才放心地再看它一眼，拿起扁担，挑起了两只重重的笼子，吭哧吭哧地朝家里走了，满头大汗地挑着担子走进村头了，一抬眼，看见母亲站在大槐树下的土塄上，焦急地张望着远方。我的心就仿佛放在肚子里，朝妈妈喊道：“妈——”母亲仿佛心疼似的朝我急急地跑来了……
石像村的冯举人在民国时期，写了一本书，叫《山西乡土志》，其中第二十一节“矿产”中说：“五金名矿，天地不有，而煤铁之多且美，不独冠全国，且为世界矿震惊，其他品质亦众且多，惜乎无大资本家开此利源也。煤，从孝义西山所出为最佳，大同次之。铁，从潞安所出为最佳，平、孟次之。绛州之铜，隰州之硫黄，交城之玻璃，皆其彰明较著者，英人李提摩太谓，晋人之穷，如因饿于床，而床下满积金银而不知取。”冯举人文中所说最后一句，与孝义西山的人与煤一样，如同饿于床，而床下满积金银而不知取。
其实，村里的老百姓也知道“床下满积金银”但是“取不起”。取床下之“满积金银”需要钱，而且不是小钱，正如冯举人所说需要“大资本家”。现在，“大资本家”多了，但“满积金银”也都取得差不多枯竭了。不仅“孝义西山”的取完了，而且把孝义东部平川更深之下的“金银”也取完了。可在清末民国初期那阵儿，孝义县，尤其是兑九峪那一带的富贵人家，有好多是靠雇人挖煤发起来的。冯举人济川先生的冯氏家族就是如此。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渡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分校经纬学堂留学的费用，就是靠远在中国山西孝义石像村冯家的两个煤窑收入来供给。当时，冯家在兑九峪开煤窑两座，每年出窑七八百万笼。这个“笼”可不是我小时候担炭的那“笼”，而是足足装100公斤炭的大“笼”。冯举人在日本研究东西各国学说，知道日本的近代工业很发达，与煤窑开采有密切的关系。但此时，他的心中所想不在煤炭，而在教育。他给在山西省最高长官的《张中丞再游学书》中说：“方今海奸各国，日以瓜分中国为言，日俄之心尤为叵测，如不自振，印度安南之绩殆不远矣。”生等蒙培植之恩，派学师范，推原盛意，诚以欲振兴庶务，非人才众多不可；欲作育人才，非教育得法不可。教育得法，然后可统一人心，为富国强兵之计。”可是，冯氏家族能有冯济川先生在日本留学，正是靠他的祖宗们在孝义西山挖煤起家的。冯举人在《石像山人墓志铭》中交代：“冯氏之先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高之后毕万封魏，其支孙食采于冯，因以为氏。周末，冯亭守上党死难，遂家焉。”又说：“明初，有讳齐者，自洪洞大槐树迁孝义之石像村，乃定居焉，二十世至济川。”还补充说：“初居南关铁匠巷，后徙石像村，遂定居焉。”其中可见冯氏家族之发展脉络。民国十年，冯举人又撰写了一篇《清赠文林郎国子监太学生冯君赐五墓表》说：“君于治生无定业，常云兢于天者上也，兢于人者下也，兢于人者夺彼以益此，兢于天者日出而不穷。以故生平致力如牧畜森林，如煤铁矿皆于天然 ，而家以日兴，乡邻依以生者亦自众。君量才赋金前后致小康者无算，而君积券至万金。”从中可见，冯家经营煤矿，始于冯济川祖父冯秉福。孝义西山煤碳资源丰富，冯举人祖父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大搞煤炭采掘经营，很快获得成功。民国初期，兑九峪一带有这样的顺口溜：“只要紧紧跟上冯举人，就能读书出国去留洋。”还真的，就有不少人不仅跟上冯举人去日本留学，还跟上冯举人挖煤大发了家。郝家寨村的郝文灿就是如此。明朝初年，郝氏定居郝家寨，祖上多人为官，郝文灿的祖父郝正谊，生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为贡生；其父亲郝丽田，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郝文灿幼年失怙，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与母亲张氏及哥哥郝文郁相依为命，家境贫困，日子过得朝不保夕。饥寒交迫的日子造就了郝文灿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他母亲张氏，虽为女流之辈，却也颇有见识。郝文灿六七岁时，到了该上学读书的时候了，却因交不起学费不能入学。一日，得知知县大人要去胡家窑的瓷窑上办事，郝家寨离胡家窑不远，下了寨子山就是。这个小脚女人踉踉跄跄地拉着文灿、文郁两兄弟，跪在官道中央，将知县大人的轿子拦下了。她将郝家几代先人均有功名，家境贫寒，两孤儿不能入学等等，娓娓道来。知县大人听后深受感动，大笔一挥，写下字条，两兄弟于是入本村私塾就读。郝文灿年龄稍大些后，迫于生计，与兄长课余时间参加乡村劳动。冬天私塾放假后，兄弟二人就到附近的小煤窑上打工。郝文灿聪明伶俐，把教师肚子里的东西掏空了。此时，张氏又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让儿子郝文灿送至冯济川举人那儿学习。当然，冯举人收学生不是什么人都收的。冯举人就是名气很大的清朝甲午科举人，石像村的石像山人。但好就好在冯举人是郝文灿姑母的儿子，与郝文灿表兄弟相称，长他二十余岁。他在冯举人家读书读到十六岁，冯举人推荐他到黄文村担任私塾先生，后又经冯举人指导，他考入山西省农业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十九岁的郝文灿参加了山西省省级科考，取得了大清朝的科举人学位。同年，他又参加了清政府招考公费赴日留学生的考试，在一千八百多名山西举人的考试中，名列第二。冯举人借他白银四百两，助其赴日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农林系。
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二十四岁的郝文灿毕业回国，先后担任陕西省苗铺县知事，山西省壶关县及右玉县知事。郝文灿早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进入民国，他率右玉县民政旗易帜，响应并拥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辛亥革命后，他任山西省政府实业司科长，山西省财政厅秘书长等职。先后任山西省农业专门学校总学监，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山西大学训商主任等职。
郝文灿回国后，家道日隆，一来他俸禄可观，而且他还四处讲学，讲学收入高于俸禄。二来他利用积累的资金，投资工商业。首先，他在兑九峪镇南面的弓家原里，数家合股开办了一个弓家原煤矿。煤矿获利后，他又在此沟里独资开办了石门子、拐把子两个煤矿，还在郝家寨村西南的家沟里开了个后家沟煤矿。这些煤矿获利后，他又在兑九峪镇沿街购买了五六处商业铺店，有聚源庆当铺、益源庆商行、东日升粮行等。他又在孝义旧城和汾阳城开设了多处商号。同时，他在省城太原的几家大型厂矿里及榆次晋华、经纬两个纺织厂投入了股份。后来，他就用这些获利资金，大量购置田产房屋，仅在郝家寨村就购置土地百余亩，同时新建、购置不少房屋。村里的好地和房屋，基本上被他买去了。他又在周围的村里买地，圪卓头村的葫芦坪、令狐村的原上、于家庄的原上、偏店村的洼儿里、兑九峪的南河滩、水峪村的河槽里，都有他的大片土地。偏店村洼几里的这一百五亩地，离村庄近，向阳背风，他不仅逐渐将其全部收购，而且在这块地里建了一座占地十余亩，房屋二十余间的骡马大店，既可以让过路行人车辆住宿，又可以做为长工及短工们的食宿地，还可以作为储放粮食、农具的库房。郝家的财富与日俱进，很进就成为孝义境内西山的首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