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医学需要更多颠覆传统认知和假说的科研
做科学研究，到底是为了证实假说，还是推翻假说？很多研究者可能会回答是为了证实假说。
我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时，当时的我、同学、甚至导师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先在主流观点的假说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观点，然后设计实验，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实验得到符合假说的结果。
如果实验结果支持我们在主流假说基础上提出的观点，我们会非常高兴，认为实验进一步证实了主流假说是对的，我们的实验也是成功而正确的。
而如果实验结果不支持我们的观点，我们首先会怀疑我们的观点有误，如果结果不支持主流的假说，我们更是认为一定是我们的方法不够科学、样本不够完美等等原因。总之，实验失败了，接下来要继续修改实验方法，扩大样本量等。
换言之，我们的观点也是在主流假说基础上的一个小分支而已。而且我们当时认为，科研实验的结果应该是用来论证已存在的假说，这就是科研的意义。如果得出了不支持假说的结果，那肯定就是实验的问题。
毕竟，那么多教授、学者都说主流假说是对的，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介研究生，哪里有资格说它是不对的？这就是很多高校学生、导师、甚至是研究员们的惯有思路，几乎一直在主流假说里原地打转。
很明显，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科学研究必定会进入了盲目从众、不敢推翻权威的死胡同。
我国中科院院士蒲慕明就发现了这一点。今天9月，我国中科院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在揭牌仪式上，蒲慕明发表了发人深省的讲话，他说：
科学界有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很多学生和导师都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研究的本质，对假说和实验的意义没有正确的概念。
科学实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证实假说，而是寻找反证。假说是一种猜想，如果不能预测实验得到的结果，就需要进一步修正，提出一个能解释实验结果的新假说，这是对假说的重要反馈环节。
这种从假说到反驳到新假说的出现，是推动科学进展最有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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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一下子让我想到了精神医学中的“单胺神经递质”假说的现状。
“单胺神经递质”假说认为，大脑中有3个主要的神经递质系统：去甲肾上腺素（NE）能、多巴胺（DA）能，以及5-羟色胺（5-HT）能神经递质系统。抑郁症的主要发病机制，就是这些神经递质的浓度出现了异常。
研究人员基于“单胺神经递质”假说开发了不少新型抗抑郁药，广泛应用于精神科临床，并在整体上取得了较明显的抗抑郁效果。应该说，“单胺神经递质”假说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但也有很多临床实例表明，不少抑郁症患者服用这些新型抑郁药后，虽然神经递质水平得以改善，但症状仍未缓解。有的抑郁症患者甚至没有神经递质水平异常的指征。
可是，在精神医学临床研究领域，关于这些“反证”的深入研究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和研究人员仍在孜孜不倦地做实验、发表论文，力求证实“单胺神经递质”假说是对的。
就如蒲慕明院士所说：假说是永远无法被证实的，因为是不可能对涵盖所有实验参数空间进行所有可能的实验。
所以，与其总是重复相同的、意义不大的实验来“证实”单胺假说，还不如探索一下在哪些情况下，这个假说可预测结果，而哪些情况则不可以。然后再修正这个假说，应用到精神科临床用药上，促使医生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更有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蒲慕明院士的发言中，还有另一个亮点：
有的假说是基于几十年前的实验结果所提出的，当时的实验技术落后，得到的实验数据也可能比较粗浅、甚至不可靠。
但因为这些假说进了教科书，变成领域普遍接受的假说，也就没有人再去检验它们的实验基础的可靠性。
我们需要用新方法和新技术去重新验证这些传统的假说是否正确。可能有一半的机会，得到的实验结果并不支持这个假说，从而可能导致领域内的革新。这属于“回顾性创新”。
我特别想通过蒲慕明院士的这番话告诉大家：所谓的抑郁症、双相障碍的“遗传度”，就类似于这种情况。
主流的精神医学著作里说，抑郁症的遗传倾向为40%至70%，而双相障碍的遗传度约80%。但这些数据主要源于至少30到40年前的研究，当时主要采取较落后的家系研究方法来研究“遗传度”。也就是说，这往往只能说明当时这个疾病的家族聚集度，而不是真的“基因遗传率”。
可惜，因为这两组数据写在权威的精神医学著作里，在学术界“一代传一代”，显得那么神圣、权威而不容置疑，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对此并没有质疑，还有意无意中向患者、家属透露。
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引起了患者和家属极大的心理压力。不但不利于患者康复，而且更何况这些数据放在现在来看是不够科学的。让广大患者、家属为了一个早该被摒弃的观点而诚惶诚恐、陷于绝望，精神科医生们必须深刻地自我反省!
蒲慕明院士的发言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成立仪式上进行的，研究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可以为科学界做出巨大的贡献。
希望科研和临床工作者能时刻觉察自己是否犯了哲学上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把人类当成了简单的“生物机器”，而忽视了人类的高级思维、情感和心理社会因素。
尤其希望精神科医生一定要深刻地自我反省，提升认知边界，抱着敬畏和谦卑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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