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闽 | 叙事与重构——“新史学”视域下的区域美术史研究
叙事与重构——“新史学”视域下的区域美术史研究
内容摘要：文章从概念、三种史学方法论、国人的目光、区域历史过程、易代与差序、区域美术研究的意义六个方面，对区域美术史研究做了阐述。作者认为，区域美术研究不因其以“本地”或地方而显“偏于一隅”，否则就会有失“代表性”。区域史研究不仅是对主流历史的丰富与补充，在特定的时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出的不单单是局部的，更是整体的。换言之，中国美术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中国美术史，而重构了中国美术史。
关键词：“新史学” 区域美术史 叙事与重构
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在需要理论、需要思想，且一定能产生理论、产生思想的时代，社会大变革呼唤新文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往往体现了本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同时蕴含着方法论的光芒。
长期以来，国内艺术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少有交集，泾渭分明、壁垒森严，在“新文科”背景下更应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以历史学为例，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有极大的改变，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已经波及到美术史研究的领域。为此，笔者就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这种由内而外的变化。
区域是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按一定的指标和方法划分出来的地球表面的空间单位。区域史可以指华北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或东北地区的历史等。在这里，区域史侧重于福建以及周边地区的古代政体、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往昔发生的事件、事务、事项，学者们通过文献考证或实地考察藉以解释历史。历史学被认为是一门关乎时间的学问，或者说它是在时间长河中观察人类及其生活的流变[1]。有学者进而指出：“在或稳定或变动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经历时间，当我们思索过去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形塑’它。” [2]由此，一方面，史学家关注相对的变与不变的时期人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另一方面，史学家们在观察历史演进时，又如何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那个客观的时间流程。终归史书是由人撰写的，就看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历史，怎么去理解历史。
二、三种史学方法论
西方历史学发展，两个时期的史学变革值得关注：第一个时期是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被置于一个新奇的、强制性的框架内被讨论[3]。人们发现历史研究总是伴随着自然科学和新兴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的同时，德国《历史杂志》创立，两个有着内在必然联系的事件，标志着具有“知识系统化”的开始，比如提供了一个更职业化的交流场域，这个模式被各地模仿、移植。此后，大学设立历史学教席以及把一些重要城市变成历史研究重镇，这些行动演变为一场学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运动。在此期间，德国的学会确立绝对的领导地位[4]。
客观上，此时的史家们面临着两难困境：是遵循各种历史学传统模式——结论、宪政叙事、关于新兴的民主与自由的各种陈述——诉说主题，还是直面趋势，重新思考并革新：重现对语言的教育，吸纳接受新观念，以及吸收新环境文化（异域文化）；强调史料考证的训练以科学方法从描述偶然性跃升到发现规律性。此时，“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学术观念更能说明问题，明确史学家的三个任务：“发现事实，学会表达，寻找事件的逻辑联系，支配这些事件的诸法则。” [5]同样，他们还发现：“一门科学历史学的真正目标是处于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现世的人。”继而，首次把“经济学”带入历史学研究，避开了传统史学中的归纳方法的无序性，而展现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模式，给这门科学的结论添加某些接近确定性的东西[6]。“兰克学派”理论在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介绍到国内，对后世产生影响。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产生许多历史学派。但是说影响重大的当属法国的“年鉴学派”。该学派因1929年创办了《年鉴》杂志而得名，显然，它形成于“二战”之前，但其影响则是40年代末才显现，代表性人物有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福尔这两位早期奠基人。而让年鉴学派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肖尼夫妇和莫拉泽，包括后面的马克斯·韦伯等人。布罗代尔及同仁，继承了前辈关于历史研究的“综合性”理论，即：“通过研究环境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观察某种复合性社会构造，包括生活费用、社会习俗以及各种心理和地理要素等客观条件的产物。” [7]他认为，今日历史学的成就要求对长时段中活动着的各种隐蔽进程有所意识，因为那些由各种有形的历史所构成的模式与趋势是依据他们自己的逻辑在运作，并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各种短时段和特殊事件由此不应该再冒称是历史学家们据以进行他们那些诠释的基础；相反，长时段提供了所有历史分析对象都适用的那种模板[8]。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着眼于那些变化最为缓慢却作为运擎的历次地质学及地理学演化，在人口规模及增长、经济周期及社会风尚演变方面趋势性的、中速的突变，以及局限于短暂时期内不断变化的政治事件，即把一种对各社会形态的多视角探查与一种对全部文明的详尽核查整合在一起。
布罗代尔将历史演进划分为长时段变化、中时段变化和短时段变化，即由地质、地理演化为长时段变化，人口规模及增长、经济周期及社会风尚演变为中期变化，政治事件为短时段变化的观点影响了包括我国台湾学者许倬云先生在内的历史学家。
由年鉴学派发展出来的“新史学”，即微观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提供的参照和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关注特定区域的政治、军事、宗族、宗教、社区等研究蔚然成风。其既强调综合的、整体性的研究观念被广为认同，又因历史研究涉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方法被广泛运用，宏观叙事与微观体察相结合成为一种趋势。
然而，在传统史学里虽然都视经济因素作为历史考察的范畴，但近年来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显得更普遍。它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后来在美国形成体系化。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借鉴计量、统计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新英国社会史研究代表性人物劳伦斯·斯通，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生态学、人口学的方法建立历史研究的模式——计量史学方法。他断定：社会史的使命依然是把思想及文化史的那些令人激动的进展紧密束缚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上。“他也确实地将计量史学的方法用于论证各种定量的、人口学的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比以往更清晰、更精确、更全面地将个体经验与宏大社会进程成功联结在一起。”[9]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将计量史学的方法应用得炉火纯青。事实上，稍早的人类学家已将物质文化中的各种物件清单以列表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而他们还将官方寺院与民间祠庙进行分列，以考证时间和空间上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分布和营建。还有相当多的艺术史家，将计量史学方法用于艺术史研究。
回到中国学术史。国内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介绍和阐释，同样是两个关键的时期：一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最先接触到西方史学理论，将其介绍到国内，并结合对中国历史加以阐释；二是20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国门初开，学界对新知识、新方法的渴求，大批的西方史学理论被介绍、被推荐。至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热议方法论，几近时髦、方兴未艾。冷静分析，似有许多话题不可回避。
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当时最具前瞻性的史学宣言，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文中找到端倪。梁启超谈道：“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卿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有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10]梁启超对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之责备，针对传统史学四大弊病提出“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的形成与衍化，这几个主要概念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观照下，史学界特别关注对“阶级”的划分，对历史世界中的农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贴上“起义”或“反抗”的标签，如此描述所谓人民群众的历史，利弊参半。一方面，这类历史叙述实际上未出“舍英雄几无历史”的套路，历史都是由英雄、领袖创造的，百姓是响应其正确的号召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政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调查研究，毕竟记录和保留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不管这些史料其背后政治意涵如何，但这些调查报告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积极介绍西方自“二战”后的新史学潮流，那种宏观站位、微观着手的研究视角给中国科学界注入一缕新风，人们发现，原来历史研究也能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观察往昔，那些看似纯属民间文化的素材和完全属于边缘群体的人亦可以被写进历史。
近30来，国内各出版社纷纷组成力量介绍西方文论：格致人文读本、凤凰文库、博雅撷英、开放的艺术史等。大量的西方史学研究成果呈于中国读者面前。各种史学研究方法论被学人所熟知。就连向来被忽视的近邻日本学术成果也开始被推介，抛开陈见，知识共享。
静心想来，百余年前梁启超先生曾经大声疾呼开风气之先的期许，正在得到不同背景和学术关怀的史家们的积极回应和实践。史学界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如此宏旨的胸怀，却逐渐地找到“我希望用什么方法回答什么问题”[11]。
当今十分活跃的“华南学派”的实践，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中国学人对区域史研究的思路。众所周知，华南学派是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主的几代学者构成的跨地域史学流派，数十年来他们针对“大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和台湾、香港、澳门）的区域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进行研究，侧重于政体、宗族、宗教、户籍、市场相关研究。
华南学派区域史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将特定区域的历史演进看成“结构过程”。既强调历史演进中人有目的的行动之重要，同时强调将“结构”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点，从具体的理论阐释中可以进一步理解：“我们一直以来，往往不必要地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截然二分。实际上，我们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而是‘结构过程’。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的和意义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12]。
区域史研究就是一种对区域社会的“结构过程”的研究，也是一种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空间过程”的研究。前者强调的是某个社会—文化复合体的形成过程，后者强调的是某个空间或者区域的形成过程。简言之，当结构被改造为结构过程时，人类学变为历史人类学；而当空间被改造为“空间过程”的时候，地理学也相应地转变为历史地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都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13]。
但无论是结构过程还是空间过程，在其中扮演能动角色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人及其活动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研究的主体。
就像中山大学教师刘志伟在《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一书中谈到的：“我们所追求的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分歧，其实不在于是研究国家还是研究民间，也不在于是研究精英还是研究民众，而是在于是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分歧就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分析以人作为逻辑出发点，那么在人的行为之上，有或强或弱的国家权力存在，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文化结构，还有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等等东西，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得到由人的能动性去解释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14]如此各种不同的空间或者区域，都不过是阶段性研究的单位，不同空间或区域的历史过程会尽可能地揭示出历史演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提示我们给出多样而复杂的历史解释。
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地方性”——求异，不管是异中趋同，还是异中见异、异中求异，都是对抗文明进步对文明多样性的毁灭。地方性知识的寻求是后现代意识共生的……有人总结现代性对今天社会科学产生的重要影响，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指出几个面向：第一，地方性让位于全球性的普世性；第二，功利的计算取代了感情与神圣的崇拜；第三，政治与社会单位不再是宗族、家庭，而是个人；第四，人和人的关系不由出身、阶层，而是由现实的选择决定；第五，人定胜天取代天人合一。
以历时的、变化的角度理解区域历史，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说，“地方”或“区域”不一定与“国家”具有阶序关系，时间随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呈现。我国台湾学者许倬云则认为：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超越政治或低于定义的“中国”。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出现过这种现象：改朝换代之际，同时出现了多个时间标识；或是易代时期的“失序”“朝秦暮楚”。古代社会，不同的人们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了不同的“文化时间”，他们或饱经战乱而流离失所，或遇灾害共克时艰，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忙碌、或快乐、或闲散，经历世事、繁衍生息。
换言之，当人们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不同的“文化空间”时，意味着他们已处在一个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之中。这个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与上述对时间的定义一样，同样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化空间。因此，区域的概念不能限于各种物理区划，空间亦面向流变的行政区划、族群迁徙、语言状态和生产生活等。
代际更替作为时序概念，往往被史学家所重视。我国史学家郭沫若从“易代时期”的第三种力量——农民起义开始评价；至于“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解释显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新近的一些西方汉学家提出的看法值得注意：史景迁等人的《从明到清》一书，明确指出了跨越明清的长期连续性是客观存在的。而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中提到：“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翻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如此看来，“易代”或“鼎革”就一定被看成是一个历史上的分水岭或转折点。例如，北宋时，泉州、漳州二郡直至977年方归入宋朝，虽然早在18年前省内各州已易宋代，而泉漳两州仍按闽国旧制运行，实为“宋依唐制”在福建的具体呈现。清代福建，与南明政权有关的案例时有发生：第一，明朝在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了多个流亡政权。其中南明隆武政权短暂地设都城于福州；清初，靖江王朱亨嘉（石涛之父）及家人由广西被押送到榕城入狱，并死于狱中[15]。第二，清顺治年间，郑成功军队在潮州一带，与南明、清、各种地方武装混战，他们之间不断改换身份，构成了较长时期“不清不明”的局面。第三，清康熙年间，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1683年打败郑氏军队攻克台湾，并屯兵治理台湾。施琅在台期间，发现台湾社会各个方面沿续明代制度，百姓尊崇郑成功，称其“开台祖”。为此，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于是，康熙年间的台湾地区民间沿用明朝习俗，“不明不清”成为这个时期区域社会的现实。
古之中国，王朝易代在远离中央集权之地，常有“失序”之状态。“清承明制”一语，为治清史者熟知，通常意指清朝的许多制度承自明朝，并以此来论证明清时期的连续性和清作为明朝继承者的合法性。综上所述，清初的许多史实并非由清的入主中原所导致，而具有更长期的渊源。无论是“不唐不宋”“不明不清”还是“不清不明”，表明易代时期，区域社会“朝秦暮楚”或自立为王等现象，意味着没有一个超强的权威对各地行使统一的政令。因此各种势力乘机攫取自身利益，或试图打破原有的均衡和差序格局。这种易代失序，甚至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表现，更是一种集体心态显现。
钱钟书在其《中国诗与中国画》文中提到：“画派分南北和画家是南人、北人的疑问，不难回答。某一区域的专称引申而为某一属性的通称，是语言里的惯常现象。譬如汉、魏的‘齐气’、六朝的‘楚子’、宋的‘胡言’、明的‘苏意’；‘齐气’‘楚子’不限于‘齐人’‘楚人’，苏州以外的人也常有‘苏意’，汉族并非不许或不会‘胡说’‘胡闹’。”杨万里说：“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家铉翁说：“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西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更是文学流派名称的好例子。
由此可见，某个被认为是属于某地域画派的画家，并不仅限于与地缘有关系的画家，同样包含在此活动的异域人，那么，该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该画派产生关联。如明清时期江南书画及文人趣味研究，因其特殊的区位优势。一方面是商业发达，推动艺术品收藏的风气；另一方面是画派林立，画家群体活跃，著书立说、刊刻版印等，极大推动了本地区的艺术发展。此时之江南即是帝国的艺术主流。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区域美术史可能是整体美术史的主流。例如，“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美术史”研究。虽然战时首都在南京，金陵美术界亦有重要的力量，同时期北平、上海可能亦相当活跃，但相比较此时的西南：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显然，“大后方”美术更鲜活、准确地反映了战时美术的形式与内涵。
区域美术研究不因其以“本地”或地方而显“偏于一隅”，有失“代表性”。事实上，漠视了区域历史进程与中国历史重要转变环节的内在关联，并忽略了地方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本地舞台上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区域史研究不仅是对主流历史的丰富与补充，在特定的时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出的就不单单是局部的，更是整体的。区域研究的特点在于：本地之事，本地攸关；本地之事物，备受关注；关注不囿于本地，议题与中国历史重要问题互相映照，跨越本地。
诚如梁启超在百余年前的呼吁：要摆脱“帝王将相”的历史叙事，回到“群体之历史”或“国民之历史”，区域史研究从了解民间社会的视角出发，是对以国家为中心所营造的中心论或以士大夫、富绅、文人形成的主流历史的补充和丰富，然而在特定时空中显现的特质，本身就是那个时代国家与群体意识的表征。它已将区域的历史叙述，纳入国家话语的体系，表明其所谓的“中国性”，区域即是整体。而以今日的观念，则思考怎样将当地人的观点，置于相对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族群社会及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本土经验，应被认为是审视同一历史整体的不同视角，这就是区域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李豫闽，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理论与区域美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