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20年，扶贫路上的“新”合作

刘文奎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他带领团队通过近20年的乡村扶贫实践，探索出一种新的合作社机制，这个新的机制像种子，正在蔓延到贫困乡村的各个角落，也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结出了甜美的果实。

很多朋友可能都给贫困地区捐赠过资金和物资，不知道大家捐赠之后，有没有继续关注过那些受益人和他所在村庄的变化？

2000年，我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做过很多类似的捐款捐物项目，但是在工作中我慢慢发现，这种捐款捐物的工作，只能满足贫困户一时的需求，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处境。有的时候我们回访帮助过的村庄，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之后，往往发现那些村庄并没有什么变化，那些贫困村、贫困户的收入没有增加，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都没什么变化。

如果仅仅采用这样简单的“输血式”扶贫，贫困的村庄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改变面貌？作为一个专业的扶贫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播善减贫”的使命？我和同事们经常反思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试图找出更有效的办法给贫困村庄带来更大的改变。

可是从哪里入手？我们认为，原来的捐款捐物的方法只是投入量太小，每次投入一点点，满足不了贫困村庄发展的需要，堵不住贫困的漏洞。这种方式不管投入多少，都会漏下去，没有明显的效果。那么，我们能不能尝试一次性投入很多资金，一下子就把这个漏洞堵住了。这个想法让我们非常兴奋，我们决定试一试。

从2002年开始，我们努力地筹钱，希望筹到足够的资金落实我们的想法。到2004年，我们找到了德国的米索尔基金会，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得以在四川大凉山昭觉和美姑的五个贫困村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按照项目的规划，每个村有200万可以使用，2004年的200万，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

对一个贫困村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投入，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做了很多项目：我们帮助这些贫困村的村民养猪、养牛、种中草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我们帮助村民改造破烂的房屋，修建道路。我们实施环保项目，实施传统文化保护项目，试图为村里创造更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我们还设立农民的田间学校，建议由县、乡、村三级干部组成项目管理委员会，以此来提升他们的管理能力，提升他们的生产技能等等。

项目的三年实施期很快结束，我们请了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来给我们做评估，我们对评估的结果充满了期待。

评估报告出来了，虽然评估报告肯定了我们项目的成绩，特别是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但是报告也指出，随着项目的结束，项目的可持续性存在很大问题。我们建立的项目管理委员会随着项目的结束就解散了，农民田间学校也很难持续，我们支持的很多环保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因为没有后续的资金支持，也存在很大的持续性隐患。这样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原本，我们以为这么大的投入，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一个小小的村庄肯定能够彻底改变面貌，却没想到虽然有效果，但只是暂时的，不可持续。

看来，简单地增加资金投入，不能解决贫困村的问题，我们必须还要找出影响贫困村发展的其它原因。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制约贫困村发展的瓶颈还有三个：第一个是规模的瓶颈，就像大凉山一样，我们国家的农村还是以个体为单位的经营方式，一个农户一般拥有几亩地，最多也就几十亩地，很难形成规模。另外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每个农户既要负责庄稼的种植，又要负责田间的管理、采收、运输甚至销售，很难做到专业，做出效率。既没有规模又没有效率，怎么能够发展起来？第二个瓶颈是村民的能力瓶颈，我们调研中发现，不管是超过一千人的大村，还是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真正能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的是极少数的人，甚至不超过5%，大部分的村民很难靠自己的能力摆脱贫困。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在过去的扶贫过程中，我们太关注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忽视了村民收入能力的提高。后来我们发现，不管基础设施有多好，如果没有持续的收入来源，没有后续资金的维护，再好的基础设施也用不了多久。我们意识到，外来的援助和资金只能是最好的发挥杠杆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撬动村庄自身的资源，教会村民学会合作，通过合作，形成经济规模，实现规模经营。另外一方面，通过合作把全村的村民团结起来，实现富帮穷、先进帮落后，这样整个村庄才有可能联合起来，迸发出他们自身的力量，从而真正地发展起来。

带着新的想法，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带着我们灾后重建办的伙伴们来到德阳的民乐村，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民乐村是汶川地震之后的重灾村，十几个村民因灾死亡。我们在村里组织村民成立了合作社，我们的捐赠资金没有分给每户村民，而是以股份的方式量化给全体村民，将资金集中在合作社，用来实施有规模的产业扶贫项目。

在合作社的建立过程中，很多村民不理解，甚至提出了质疑。“我们这个村在大跃进的时候就已经搞过合作社，吃大锅饭，全体社员只是出工不出力，最后大家连饭都吃不上，后来国家实行包产到户，我们才终于吃上了饱饭。今天你们又要来做合作社，这不是在走回头路？”我们耐心地跟村民解释，“我们这是全新的合作社，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一方面，全体村民每个人都有股份，均等的持有政府和社会捐赠的资金；另外一方面，每个村民仍然是自己承包地的主人，只不过是在合作社的领导下，引入现在企业的机制，实现规模化的经营。”

合作社建立之后，村民们很快就有组织性地帮助村两委参与各项灾后重建，灾后重建可以顺利进行，体现出村民合作的力量。但接下来要做产业项目，由谁来牵头呢？我们想到了村里的养猪大户叶先生，当时叶先生是村里养猪最多的人，年出栏生猪几十头，大约能赚十来万块钱。2009年的一天，我和合作社的骨干来到叶先生家，试图动员他站出来带着全村的人一块养猪，但叶先生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我自己养几十头猪，赚了亏了我都承受得起。但是给合作社养猪，全村人的这么多钱，万一亏了，全村的人都会骂我。我还怎么在村里面见人？”

能人不愿意干，怎么办？我们想到了招商引资的办法，我们在四川电视台和四川日报打公益广告进行招商引资，最后引来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食用菌的种植项目，一个是长毛兔的养殖项目。

食用菌种植项目，项目负责人叫戴志强，戴经理是德阳本地人，地震之前在马来西亚帮一个企业管理食用菌生产，技术非常过硬，但是让戴经理万万没想的是如何与村民打交道竟成了最头疼的问题。在食用菌生产的过程中，村民有的会把厂里的物料拿回家，有的村民甚至会把生产出来的食用菌拿回家自己吃，这种情况屡禁不止。还有的村民看到别人到厂里来上班，竟找到戴经理大闹，“我也要来上班，凭什么都是一个村的人，他能来，我就不能来？”戴经理对此没有什么招架之力，最后一个只需要十几人的小厂，竟招到了几十个工人，养了不少闲人，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人员管理不顺的同时，又在生产环节遇到了菌棒感染的问题，造成食用菌厂大面积的损失，导致了项目的失败。

长毛兔项目怎么样？情况也差不多。村民平时自己养兔子的话，他恨不得24小时都把心思扑在兔子身上。但是在合作社上班，给合作社养兔子，他们只上8小时的班，似乎8小时之外，兔子的死活跟他没什么关系。由于养护、管护不到位，兔子死亡率非常高，再加上2009年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兔皮价格严重下降，村里生产的兔皮卖不出去，这个项目最终也失败了。

这两个项目的失败，表面上看起来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后发现，这两个项目失败的背后有共同的原因：虽然全体村民都是合作社的股东，但是从行为上看，大家谁都没有把这些股份当回事，谁都没有把项目当成自己的项目，而是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想方设法占便宜。外来的能人很难得到村民的信任。要真正地团结村民，得到村民的信任，形成真正的合作，看来还是要发挥本村能人的作用。

2010年，我们来到玉树结古镇的甘达村继续进行实验。吸取民乐村的教训，这次我们提了一个条件，我们支持你们，但必须村里的能人要跟大家一块干。村里的能人很快就选出来了，这个人叫巴桑扎西。

巴桑扎西在地震之前做虫草生意，去过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巴桑扎西带着村民进行讨论，跟我们提出项目建议说，“基金会可以给我们建个车队，我们跑运输生意。”基金会经过调研发现，玉树灾后重建的物资业务量非常大，所有的建材都要从800公里之外的省会西宁拉过来。于是，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投资296万，给村里配备了八台大车，合作社的积极性非常高，在理事长的带领下，不到两年的时间，合作社就收回了我们的全部投资，还实现了村民的分红。

随着灾后重建后的生意越来越少，合作社又开始转型，用自己的运输队从西宁拉大宗物资进行批发，批发给沿线的用户，生意做得非常好，现在不仅在玉树，也在西宁买了商业铺面。原来我们还有一个担心，合作社的理事长年龄越来越大，他如果干不动了，合作社怎么持续经营？2014年，合作社换届，70岁的巴桑扎西从理事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一个30多岁年轻人当了理事长，合作社的经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们认为到这个时候，村庄的能力就完全建立起来，因为村庄的能人实现了顺利的交接。

从大凉山到玉树，从民乐村到甘达村，我们走出了一条帮助贫困村庄发展的道路，这个道路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帮助村民合作，将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合作。第二，选出村里的能人跟大家一块干。第三，项目一定要面向市场，可以得到市场的认可，这样才可持续。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外界的援助，村庄才能发展起来。于是，我们试着把这个模式带到更多的村庄。

南峪村是河北涞水的一个贫困村，村里除了村民闲置的一些房屋，没有任何其它可利用的资源。2016年，我们和三星集团来到南峪村，实施百美村宿项目，改造村民的闲置老房，开始经营民宿项目。

其实每一个城里人大概都有一个乡村梦。大家的想象中，乡村是什么？是山清水秀，田园风光，清新的空气……但是当他们真正来到乡村时，往往面对的是脏乱差的环境，没地儿可住、没地儿可去的尴尬现实，有的时候甚至找一个干净的、能下得去脚的厕所都是一种奢求。南峪村的项目很好地满足了城里人回归乡村、体验乡村的需求，所以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用户的热烈欢迎。2000多块钱一晚的院子，到现在经常是一房难求。在项目带动下，去年南峪村顺利地实现了整村的脱贫目标。

坪阳村是四川石棉县的一个贫困村，位于红军长征路过的安顺场旁边。村民种植一种叫黄果柑的柑橘类水果，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但是由于过去村民的生产观念和技术落后，生产的果子质量参差不齐，价格低廉不说，而且经常卖不出去。2015年，善品公社项目组来到坪阳村，帮助村民建立合作社，改进生产流程，制定新的质量标准，提高果品的质量。短短的两年时间，坪阳村黄果柑的价格就从原来的一块多提高到两块多，合作社的社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坪阳村也在项目的带动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就这样，以甘达村的模式为基础，从2014年开始，我们相继在50多个贫困村实施了百美村宿旅游扶贫和善品公社电商扶贫项目，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扶贫成效。

大凉山和民乐村让我们认识到乡村合作与能人带动的重要性，甘达村和后来的几十个村庄则验证了我们乡村合作的项目理念，坚定了我们的信心，鼓舞我们把更多的经验带到更多的乡村，如果说新的合作机制是根，那么南峪村和坪阳村，还有更多正在发展中的美丽村庄，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在向我们展示着乡村本该有的生机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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