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商人鼎力助清官
杨维忠
况锺、海瑞、汤斌是明清有影响的清廉官员，他们在任上疾恶如仇、严惩贪腐，又敬业爱岗、视民如子。为官一生，极为清贫，以致病逝后无钱安葬。洞庭东山的吴海舟、朱良佑、朱允恭等儒商慷慨解囊，或为之安葬、或为之送柩、或为之立庙，获后人赞扬。
况锺幕僚吴海舟
明正统七年十二月，苏州知府况锺积劳成疾，病卒于府衙，刚满60岁。噩耗传出，阖郡罢市，哭声震天。况锺归柩靖安那天，运河两岸站满了男女老少，一眼望不到边，人们都自发身穿孝衣，头扎白布条，为况大人送行。在送柩的队伍中，有一位中年男子哭得格外伤心，他身穿麻衣，头戴白冠，扶着棺梓一路前行。此人名吴海舟，是况锺生前的幕僚及挚友。
况锺（1383—1443），字伯律，号龙冈，明南昌靖安人。宣德五年（1430），以礼部郎中擢苏州知府。况锺刚正廉洁，在任上诛豪吏、罢贪懒、兴学校、立农仓、救荒岁，深受苏州百姓爱戴。吴海舟（1408—1476），名吴敏，字思德。明东山武山人，少补博士弟子员，尤善贾，明代儒商。宣德年间，吴海舟被苏城郡守况锺选为幕僚，主幕二人有水乳之情。况锺卒，吴海舟捐厚资治其丧，并为之撰《故中议大夫赞治尹苏州府知府况公行状》。古代“行状”有点像墓志铭，为名士或好友对逝者一生的总结与赞誉。
武山吴氏为春秋吴王族后裔，吴海舟弱冠即浮江赴淮，游湖湘荆楚等地商贾，家境殷富。宣德五年（1430），况锺任苏州郡守，闻吴海舟贤而有才，且长于经济，到东山上门拜访，请他至府衙任幕僚。吴海舟为一代儒商，志在四方，不想当官，后被况公精神所感，遂弃商从政，至苏州府衙做事。况锺对吴海舟很看重，凡府中重大事情，都请他参与议事。吴海舟均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凡政之弊，衙之恶，民之利，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以私心为掩，不因怕得罪人而避让退缩。
吴海舟所撰 《故中议大夫赞治尹苏州府知府况公行状》，长2500字，高度赞扬了况锺在苏州不畏权势、勤政爱民之举，以及两人深厚的友谊。况锺任苏州知府后，在江南巡抚周忱的支持下，锐意改革税粮。他针对各县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重、农民不堪重负的现状，做重大调整，苏郡一下就减粮七十二万一千余石。苏州百姓欢欣鼓舞，户部大臣却寻来责难，刚正的况锺也感到压力很大。吴海舟对况锺说：“减秋粮，免夏税，公乃承圣谕，恩泽于民，有何不可，难道要朝廷失信于民？”况锺听后转忧为喜，户部大员也被堵住了话路。
苏州沿海卫所，有备抗击倭寇官船数十艘，每年要打造及更换一批新船。因造船的材料均由州县提供，那些卫所的军官就每年把一批船只拆毁沉没，再借造新船的名义，向州县百姓摊收造船税，加重百姓税赋。吴海舟到沿海卫所实地调查后，向况锺提议，由卫所自购造船物料，而州县只派遣工匠造船，互相牵制。这样一来，卫所军官见造新船无利可图，也就不拆船了，每年摊派给百姓的造船税也取消了。不久，朝廷以海舶不继，命工部速造一批新船，苏州府需造新船36艘，半年内完成。况锺找吴海舟商议，吴海舟说：“材非土产，何能速办？外地采购，船税重耶？”意思是说造船的材料苏州本地没有出产，需到外地去采购，老百姓又要派很重的造船税了。他向况锺提议，府衙出价，定出打造每艘新船的价格，让下属各县卫所自行购买材料，账册上报府衙，待批准后开工，可事半功倍。况锺准其言，按吴海舟的方案实施。那些原来想漫天报价趁机捞一把的卫所军官，怕造册上报府衙后露出破绽，只得据实报价。百姓免去了一场灾难，为感吴海舟之恩，给其取雅号“海舟”，意即大海中救人之舟船，后来吴敏就以“海舟”自为号。
况锺为官清廉，身后无厚蓄，病逝后其灵柩难归江西故里。吴海舟带头捐资筹办况公丧事，又护送其棺梓归葬南昌靖安老家。
朱良佑百金葬海瑞
明万历十五年（1587）的一天，在通往海南琼崖的山路上，只见一群白衣白裤白布缠头的人，扶着一具棺梓，日夜兼程，赶往目的地琼山。扶梓亲属中有位汉子泣得格外伤心。此人姓朱名良佑，而棺中长眠者是为官一生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南京右佥都御史海瑞。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海南）人。海瑞一生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为官清廉，严惩贪官污吏，有“海青天”之誉。海瑞因屡次弹劾权贵，多次惹来杀身之祸。嘉靖四十五年（1566），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上疏劝谏嘉靖帝。他在疏文中措辞激烈，指责严厉，气得嘉靖帝下令逮捕海瑞，判了死罪。行刑前嘉靖帝病亡，海瑞得以获释。万历十三年（1585），海瑞被朝廷起用后，派往南京任吏部右侍郎及右佥都御史。
朱良佑（1542—1604），字太和，明东山杨湾人。弱冠之年随乡人赴金陵经商，束发后在金陵（今南京）开设酒肆以谋生。朱良佑能文善商，性格豪爽，好与人帮困解难，有鲁仲连之风。又喜结交名士贤达，为友人解难不惜挥金。每挚友朋辈遇有急事，往往遇朱而解愁，在金陵城内朱良佑乐于助人的名声不胫而走。
海瑞到金陵赴任后，打击豪强，严惩贪污，对犯法之徒，不论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一律视其罪恶，按法论处，毫不手软，使南京城中的治安明显有了好转。为了解民风民情，海瑞常在金陵城内微服暗访，他在城中听到朱良佑贤名，微服到朱家酒店察访，见朱买卖公平，待客和气，生意兴隆，很有好感。秋日的一个傍晚，海瑞独自一人在城内走访，又来到城南的朱家酒店，在门口一张桌子旁坐下。朱良佑不认识海瑞，他性本好客，见这一位长者进店，殷勤延入，与客人热情攀谈起来。海瑞问朱能否饮酒？朱答能喝一些。又问能对弈否？朱良佑棋艺不精，为不使来客扫兴，爽快地回答说能。夜深客人渐渐散尽，于是两人坐在酒店中，边饮边弈至深夜。席间海瑞问及京中民间之事，朱良佑俱以见闻实告。临别海瑞始吐真实身份，朱良佑大吃一惊，他早闻“海青天”之名，伏地便拜。海瑞连忙把他扶起，说想与之相交，朱良佑喜不自胜。从此，海瑞忙完公务之余，常去朱家酒店相聚，一来二去两人成为挚友。海瑞除暴安良，深得民心，亦为朱良佑所敬重，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还能提出一些见解。海瑞通过朱良佑了解收集到许多民间实况，从而理清、平反了不少冤狱，也沉重打击了地方豪强与贪官污吏。
两年后，海瑞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卒于任上，享年73岁。朱良佑痛闻噩耗，前往哭灵。他见海瑞住所屋舍简陋，境况凄凉，心中大恸，悼之以诗曰：“萧条棺外无遗物，冷落灵前有菜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哭见泪如倾。”其诗挂上灵堂，大家争相传颂。海瑞为官一生，极为清廉，平时破袍遮身，只是在坐堂时才换上朝服官袍。后来海瑞官至右佥都御史（正二品），仍然清贫若素。死时家中只有破帐、破床、破箱和20余两（也有说一百余两）银子，不够丧葬费。海瑞无子嗣，棺梓难返故里，金陵好义之士目睹此境况，欲有所赠，归葬海公，但因海瑞在世时得罪权贵太多，同僚之间又不无嫉妒之人，想捐款之人，都不敢倡先。朱良佑见此状况，义形于色，大声疾呼：“海公为官如此清廉，谁忍使其骸骨不归故里？”遂取出百金，投置灵台。见有人带头捐款，观望之人争相仿效，三日之内共得五百金，凑足了安葬费。朱良佑又披麻戴孝，临装雇舟，亲扶海瑞棺梓送归家乡琼崖。筑墓既毕，朱良佑临别向海公墓长楫曰：“朱布衣从此相别矣！”启程归返金陵。
朱允恭建庙祀汤斌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杨湾儒商朱允恭发起募捐，在轩辕宫前筑造了一座汤老爷庙，纪念清初江苏巡抚汤斌。该庙规模不大，只有三间，与庙后雄伟壮丽的轩辕宫形成鲜明反差。据说汤斌庙原准备建得富丽堂皇，可与轩辕宫媲美，筑庙时发起人朱允恭对众人说，汤老爷在世清廉，若此庙建得宏丽，他在九泉之下会不高兴的。庙虽不大，但香火很盛，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日，东山及苏州许多人乘车来杨湾进香，奉祀有“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师”之誉的清代名臣汤斌。
汤斌（1627—1687），字孔伯，号潜庵，清河南睢州（今睢阳）人。顺治九年（1625）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工部尚书等。汤斌是清代廉洁从政、敬业爱民的典范。他在江苏任巡抚期间，除盗贼，减税赋，立社学，禁邪神等举措被百姓称颂。
朱允恭（1646—1715），字公懋，清初东山朱巷人。他年轻时外出经商，后捐官为苏州府巡检。清朝初年，太湖上兵匪横行，地方很不安宁，以张三为首的湖匪，白昼抢劫，名曰打粮。结伙进村入户，口称贷饷，稍有不允，夜必烧劫……苏州府衙几次派重兵围剿，因匪穴设在湖中，情况复杂，待官兵攻入水寨，张三等湖匪早已从湖面上逃之夭夭。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派汤斌任江宁巡抚，他见太湖地方不宁，人心惶惶，决心剿灭这股湖盗。时东山朱允恭在苏州府衙任巡检，汤斌召他，并与之商议一番后，嘱朱巡检回东山如此这般去办。朱允恭回到家中，整日宴请宾朋，先放出风声，说是自己办事不力，已被苏抚衙门辞退。继而访得张三同党，说：“张君诚豪杰，吾欲与之交欢，今以千金为寿，愿保我桑梓。”喽啰携金回湖寨复话，张三大喜，复信约某日到朱府面谢。过了几天，张三传信将赴东山还礼。
朱允恭在朱巷缥缈楼设盛宴招待，他深知张三勇力过人，凶悍异常，事前作了充分准备。挑选十多名艳丽的女子备于堂中，暗遣勇士混杂于优伶中，又密使人把炒熟的黄豆遍布于地。张三不知此计，是夜带了十多名喽啰果然赴约。酒酣，朱允恭借故退去，帐后假装乐师的武士亮出利器扑上前去。张三大惊，酒也吓醒了一大半，从腰间抽出佩刀腾空跃起，方欲展技，谁知落地踩在用油炒熟的黄豆上，仰面朝天跌于地，朱率众将其擒住，马上钉了手足，立即押往苏州抚辕衙门正法，余党骇散，湖中自此安宁。
汤斌庙正殿有一块匾额，上书“折半又折半，一斗减成二升半”，据说是朱氏建庙时所书，也有故事。说清朝时有一年东山遭遇大旱，江苏巡抚汤斌奏请朝廷，免交皇粮一半。过了几年，东山遭遇更大的旱灾，汤斌再次奏请免粮，于是朝廷又一次给东山免交一半皇粮，一斗米变成了二升半。事后权臣明珠拿出地图给康熙看，说苏州东山坐落在太湖中，如一粒小丸，一勺水可从山顶淋到山脚，告水荒还差不多，哪会遭什么旱灾？是汤斌在收买民心。康熙听信了明珠的谗言，免去了汤斌的官职。
其实，自然灾害有一定的地域性，但也有偶然现象。《太湖备考》载，清顺治八年（1651）至乾隆十五年（1750），一百年间东山受灾12次，其中10次为淫雨、大水、湖溢、冰冻等灾害，但也遭受了两次旱灾，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一次更为严重，六月大旱，七月湖滨蝗飞蔽天，食芦苇叶殆尽。东山人的口口相传与历史记载不谋而合。其实第二场旱灾发生时汤斌已病逝多年，是人们心中感念汤斌，认为他若活着，一定会站出来为灾民说话，于是编造了这则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