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孙犁的人格与作品

晚年孙犁的人格与作品

杨振喜《 博览群书 》（ 2018年11月01日）

孙犁旧照

　　孙犁是河北安平县人，1913年生，2002年逝世，享年90岁，从事文学活动60余年。从创作上讲，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可分前期与后期，前期自1938年至1966年，以小说创作为标志，有一个长篇：《风云初记》、二个中篇《村歌》《铁木前传》、三个短篇集《白洋淀纪事》等。还有诗集、散文集及杂著。他是以小说“圣手”闻名。后期，自1977年至1995年是又一个高峰，每年出版一本新作，其代表有《芸斋小说》《耕堂散文》《耕堂读书记》《耕堂书衣文录》《耕堂劫后十种》等多部；这就形成我们所说的晚年创作。还有一种说法，把“文革”前的孙犁，称做老孙犁，后期的孙犁新孙犁；所谓老（孙犁），即传统意义上的孙犁；所谓新（孙犁），指“衰年变法”后变化了的孙犁，一个“风凰涅槃”中的孙犁。所谓晚年孙犁，正是大家所说的“新孙犁”，即晚年孙犁。

　　晚年孙犁的魅力何在？具体表现是什么？下面我来谈谈。

　　首先，是孙犁的人格魅力，思想境界。我不愿像有的人所说，认为孙犁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给他戴一顶政治“帽子”。实际上，他是一个有政治立场坚定，忧国忧民的革命战士。他头脑清醒、审势度时、充满政治智慧。对国家大事，文坛走向，总有前瞻性的识见，在同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这与传说的不相同，比如说他，与世隔绝、躲在书斋的“纯静文人”，都市中的“隐士”，显然，这个说法不够公允。他自己说，他不仅“入世”，而且“尘心很重”。关心政治，关注国家大事，在他是一惯的。他的政治智慧，与他的革命经历有关。从青年投身革命，列身“行伍”，直到他的晚年，没有悔怼过；中年之后，大量阅读古籍，浸润传统文化，尤其是以中国历史上，那些仁人志士的精神为追求，以古代文人的情操建构自己的心理底线，为此对他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所以，从精神层面上讲，他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的济世忧民的人格精神，中国故代文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修养，在他身上都得到具体的体现。他极力推崇庄子、欧阳修、柳宗元、嵇康、王夫之，追求他们那样的思想境界，近代以来，他又独尊鲁迅，以为典范。所有这些，就使他与同时代作家鲜明地分别开来。

　　以此观之，他的思想魅力并不亚于作品的艺术魅力。能见到一个高出一般作家的孙犁。即是说，孙犁已不是一般性的作家，作品不仅是美，还以超出常人的震撼力，给人以方向、动力与信心。他是以艺术精神和思想力量，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家。

　　这就是晚年孙犁，一个思想与人格魅力无比独特的作家。

　　那么，孙犁的人格魅力有那些表现呢？下面谈谈我的认识与看法。

　　首先，为人平淡。80年代，孙犁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菜花》，菜花，很普通，黄色，结满米粒状的果实，它不是开在田间，而开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案头、桌上，农里院里。它不用耕种，可以在废弃了的、不准备再吃的白菜根部，努出叶片，开花结果，似花非花的样子，颗粒如米一般大小，淡淡的，无色，无味，因为太平常，不大为人注意。孙犁写它，像是在写他的一种兴趣嗜好：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总是在自己的案头，种上这么一株菜花；他说：它的“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静”很使他喜欢。文章写到这儿，笔锋一转，忽然写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辛劳一生，置下两座院落，几十亩的家业，临死前却种了一地油菜，花开时节，遍地金黄，但就在准备收获的时候，父亲突然离去，“只留下美丽”和“满地果实”，他是把创造和劳动归于自己，而收获和享受送给了别人，这样的人生，人格是美丽的，淡雅的，但又是令人怅思的。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人格精神，已经影响到孙犁，也支配着他的行动。所以，孙犁说：“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人生，无疑是个大题目。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法。正如孙犁所说，许多人，都想把它写成伟大的史诗，孙犁不是这样，他是将它写成“案头菜花”一样的小文，散文，这就是他的特别处，他的人格精神的美好表现。就是说，追求平淡，素朴，才是他的本意。事实上，想把自己写成史诗的人，未必伟大；将自己写成小文章的人，未必渺小。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人格的修炼，境界的高下，决定了作品的优劣。

　　做人如此，作文也当如此。在孙犁看来，平淡素雅，既是文学上的风格表现，也应是作家的人格精神。做人与作文应是一致的。他多次声言：“作者如果是正派人，道德、学术都靠得住。写的书就可靠。反之，则有疑问。这就是司马迁、司马光，所以能独称千古的道理。”这里，孙犁将为文之道，和做人的道理统一起来，为文和为人相统一的。这是他的文学观，文学主张，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又是对我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说，早年孙犁，是用鲜明的艺术个性感染读者，影响读者；那么，晚年孙犁，则是以犀利明快的思想，充满人生智慧和哲学思考，来引领读者，启迪人心。晚年以来，鉴于广大读者要求再看到他那“行云流水”一样的诗体小说，他却真诚地回答：他再也写不出来当年那样的小说了，因为没有了当年那样的激情了。他认真地对大家讲：“作为文章行世，自己也应该慎重，不该太随便”，所以“不做欺人之谈，也不装腔作势。那样就会不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真情实感”。他很喜欢贾平凹的散文，因为它“平易自然，真情流露”，表现了一种清新自然之风，孙犁说：“文章一拿架子，便失败了一半。”以文自重，或以文自显的人，多半手里没有“真货”。唐宋八大家，韩柳欧苏，无不如此，他们的文章名重一时，为人也是“忠诚厚重，在朝如此，对朋友也如此”，“自然，朴实，加上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如此见重于当时，推仰于后世”，成为“一代文章的典范”。上述这些，正缘于他的“道德文章的统一，为文与为人风格的统一”。

　　其次，做事低调。“盖胥靡为宰，寂寞为户；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必回”这句话出自《后汉书·杨雄传》，讲的是一种思想境界。他曾以“大味必淡，大道低回”作条幅，赠送友人，说明了他的这样的志趣。我想说的，是他的人品，不只低调，不为欲望所累，尤其在名和利方面，能淡然处之。说白了，他对事想得开，看得透。这方面，有过许多例子，成为文艺界的美谈，传说很多，现找几例子说说。比如，关于官职和官位问题，他一向看得很轻，做事也特散淡。比如：他可以当报社的顾问（官），不当（作协或文联）等社会上有实职实权的官。他曾风趣地说：“余向来不当顾问，然报社顾问不能不当，因系饭碗所在处。中国作家协会之顾问，不到下届改选，亦无法辞掉。此顾问乃柳溪代允，亦不得不当也。”

　　80年代初，孙犁曾对文坛现实抱有美好的希望，多有赞辞，说它是“时代清明，文路广开“；但不久，随着“西风东渐”浪潮，各种主义各种形式大闹文坛，看上去“繁荣”，一浪接着一浪翻跟头；孙犁就发现，出了问题，而且原则性的也有。于是，他大声疾呼，说：所谓“文艺改革”，不过是“贩卖旧货，以为新奇”，“30年代早已有之”，“不是什么新玩艺儿”；他对那些“弄潮儿”并不认同，于是一路打来，毫不手软。当许多人在庆幸创作上伟大胜利，“今天一个突破，明天又一个突破”；他却说：“这都是成群结伙，给自己壮胆”，“还是老调重弹”。又如文学评奖，他指出严重弊端：“在中国，忽然兴起了奖金热。到现在，几乎无时无地不在搞文学评奖。人得一次奖，就有一次成功的记录，可以获得职称，可以有房子，——因此这种奖，几乎成为一种股市，趋之若狂，越来越不可收拾，而其实质已不可问矣。”他认为，“文学作品，以时代和读者，为筛选之具。如果连书名都不能印在读者心中，这种文学奖还有什么意义？”

　　其三，独立特行。孙犁的思想独立不羁，很少为人欺瞒。这种独立的人格，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表现尤为突出。面对各种思潮流变，颓风与弊端，他挺身而出，大声发言，坚决而坚定，无所畏惧，为捍卫真理与原则奋不顾身。比如，《文虑》中提出“六不”原则：

　　一、不再给别人的书写序，实施已有十年；

　　二、不再给书或作品写评论，因为自己很少看作品；三、凡名人辞书、文学艺术家名人录之类的编者，来信叫写自传、填表格、寄像片、一律拒之，因为自觉不足进入这种印刷品，并怀疑这些编辑人员是否负责；

　　四、凡叫选出作品，填写履历、寄照片、手迹，以便译成外文，帮助“走向世界”者，一律谢绝。因为自己愿在本国，安居乐业，对走向哪里，丝毫没有兴趣；

　　五、凡登名人作品的期刊，不再投稿，对专收名家作品的丛书，不去掺和，名人固然不错，名人也有各式各样。如果只是展览名人，编校不负责任，文章错字连篇，那也就是一种招摇；

　　六、不为群体性、地区性的大型丛书挂名选稿，或写导言，因为没有精力看那多的稿件，也写不出像鲁迅先生那样精辟的导言。与其拆烂污，不如岩崖独处。

　　这就是孙犁，一身正气，铁骨铮铮。说是勇士，并不过誉。

　　上面，谈到孙犁在人格和思想上的魅力，当然，他的魅力还表现在，作品当中，这里，只能说其大概。

　　孙犁的晚年之作的时间点，应是自1972年始，书籍发放后。在他开始整理这些书破损的书籍，在包书的同时，有些感慨，便写书皮上，即为“书衣文”，发表时起名：《耕堂书衣文录》。它或长，或短，短者不足百，长者一二千字。内容与书的内容无关，与后来所写的“耕堂题跋”，也不一样；但都是传统“书话”的复生。这类文字，实际是，创作前的试笔、准备。孙犁说，他一生没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此“书衣文”就具有日记性质。既为日记，就不能不有（他的）一些经历，闻见，感触，思想火花；特别是，这期间，他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然而，情况也不顺遂，有些纠结。这一方面的内容，占了不少；但更多的，是对“文革”罪恶的批判。义无反顾，气愤填膺。涉及国家政治、大政方针，方方面面。同时，还有他对老朋友、亲人的怀念的记事。世间百态，人世炎凉，公私大小之事，悉数写来，无所不包。

　　在晚年创作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是散文和随笔。这种艺术形式，由于它个性突出，影响广泛，成为公认的“老年文体”。孙犁从理论到实践，对散文这一艺术形式，做了全新的释读。有多篇散文理论文章问世，加之他的实践，使现代散文创作出现新面貌，从过去狭窄的模式化状态中走了出来，恢复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良好文风，而且，还上接中国古代散文，与传统赓续。孙犁认为，散文不只是“美文”一种，还要有议论或说理，抒情和叙事必要，但“议”和“理”，也不可少。我们读孙犁散文，经常为他那深邃的思想，准确的议论感动、感染。80年代，他写作的回忆战友的散文，是他沉淀已久的感情，看似平静如水，在其背后，都有冷静地描述，深长的思考。牢牢抓住读者的神经，敲打，唤醒，让你长叹。随后而来，他以《乡里旧闻》为题，共有二十几篇，抒写家乡风物、风情故事，人生片断与历史回望；还有对亲人（如父亲、母亲、妻子、女儿）的真情描写和回忆，也是真情流露，血泪交并；他对一些熟人，老同学、老同事，凡能写的都写入文章。因为孙犁所写，可以传世，所以，当他们在世时，或离世后，他们的儿女都知道孙犁文章的重要，便求他留下文字，求他“写写”。有他的文字与没有，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孙犁散文，只要面世，就会叫人称奇。 孙犁散文，凡是经历，皆可写入作品，一成作品，就有品味。这是他的高人之处。孙犁散文的两大特点，或说“绝活”。

　　一是出自平淡。写文章要有姿态，好的文字都是平淡的，即不拿架子，自然朴素。这是孙犁一生的追求。晚年散文，感情都已过滤，沉淀，回望这些，不管场面有多大，多么复杂，都能淡然处之，冷静处理。比如，生死大事，也写得很平淡。妻子临死之前，他写了这样一件小事。四十年以前，他们结婚不久，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买了两丈花布，直接寄到妻子的娘家。文章写道：

　　（妻）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有多少酸楚与血泪，尽在不言中。看似平静，心底波澜难平。

　　如《母亲的回忆》写了1956年，孙犁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他走出屋子时，母亲站在廊子里对他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这年，母亲80多岁。

　　文章结尾是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与母亲的永诀。在我外出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84岁。”平静写来，不动声色。

　　二是细致。细致，首先是细节的真实，描写的传神。这在孙犁散文里，随处可见。《包袱皮儿》，写大女儿收拾亡妻之物，见到一块儿日本造的丝绸包袱皮儿，这东西跟随她四十多年，触物伤情，夜里他做了一个梦，追赶逃跑，总也突围不了，又遇上了大水，醒后他就与大女儿说了，女儿说：“遇到大水好”，文章结尾，写道：“现在，就你能知道老家的事了。”这是什么意思？他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而理解他此时心情的，也就是她了。这叫“弦外之音”，妙笔。

　　关于芸斋小说，我说这是“晚年经典”。主要说两点：一是芸斋小说被人说成新笔记小说，因为文脉上讲，它更接近于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短小隽永，故事简单，追求神似，白描写实，文字不长，篇幅只有一二千字。在艺术形式上，与当代小说，特别是现代派小说有很大不同，内容尽管也切入当下现实生活，但在文风和情调上，总有回归传统的感觉；因而，成为当代小说的一个“异类”。这样，说它是“新笔记小说”，也有一定道理；二是孙犁并不单纯的守成于传统，而又有自己的创造；他虽黯熟古代笔记小说，却能区分笔记和小说之不同，认为写实与真实是一致的，但文采和想象，才是小说的本质。所以，芸斋小说虽也带有自传性，真实为重，然人物神采奕奕，空灵活现，是其最大特点。《女相士》中的杨秀玉，《葛覃》里的葛尧，《幻觉》里的女仙人，《罗汉松》里的老张，其行踪，其表现，都是当代小说绝无仅有的形象，神采班烂，直通古代。三是芸斋小说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它的语言形式。由于采用文白相间，甚而，以文言文为主体，这种写作方式，在当代文学里是久违了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又使人们发现，我们的古代语言没有死去，它的生命力，因为有芸斋小说而青春再现，或许，更增加了现代语言的表现力。这样，我们从小说里，可以重温文言文的美艳与丰饶。这一点，给了我们无限的启迪与审美。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理事，河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

编《孙犁读本》的特殊情感

梁东方《 博览群书 》（ 2018年11月01日）

　　花山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孙犁读本》，一套10种，包括《孙犁抗日文学作品选》《孙犁诗歌剧本选》《孙犁评论选》《孙犁书信选》《孙犁作品·少年读本》《孙犁作品·老年读本》《孙犁晚作选》《孙犁论读书》《孙犁论孙犁》《孙犁名言录》。这套书由孙犁的女儿孙晓玲撰写长篇序文，并与资深编辑专家李屏锦先生共同主编。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写作的审美视角与其终生坚持的“写真话、写确有所感的话”的原则，使其创作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尤其在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史中显得“另类”；然而也正是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写作特点，使其作品更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在今天愈加显示出非同凡响的价值。

　　孙犁一生不随波逐流，坚持讲真话，愈到晚年，思想愈臻成熟、老辣，他的“劫后十种”不同凡响，其深邃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最终成就了他作为作家良心的公众形象。

　　孙犁饱览群书，博古通今，知识渊博，是学者型作家。他的文章、题跋、书衣文录等，成为引导读者正确阅读的有效方式。他广泛地阅读文学新人的新作，不失时机地扶植他们走上文坛，有口皆碑。

　　著名教授苏庆昌先生说：“建国以后，政治运动连绵不绝，作家少有不卷入其中的。孙犁是罕见的清醒者。他不写应景之文，不写表态文字；他的所有文字，都经得住实践与历史的检验。在众多当代作家中，唯有他，守住了文学的纯净性。因而，通过这一套丛书的编选与出版，向广大读者推荐孙犁、普及孙犁，实际上是从事一件弘扬文学纯净性的工作。大而言之，这对于社会人性之向善、向美，也是极为有益的。”

　　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评价说：“《孙犁读本》首次将孙犁的作品分门别类作了归纳，从立意到构想，富有新意与个性，文风清雅，言简意赅，免于翻检之劳，阅读会成为读者审美的享受，且适其时也。”

　　《孙犁读本》收入了孙犁文集和全集出版时诸多没有收录的新发现的文章，对之前出版的文集和全集中诸多疏漏作了校正和补充。丛书按归类的原则，将同一类的内容作了明确的统一归纳，便于普通读者阅读。

　　丛书还首开先河，以《孙犁论孙犁》《孙犁名言录》《孙犁论读书》等新颖角度编辑归纳，别开生面地展现了孙犁写作人生的各个方面，相较文集、全集，每册主题鲜明，体现了编选者独特的编辑出版思路。

　　书出来了就是出来了，前言后记是主编说话的阵地，此外是没有编辑写责编感受的地方的。这里的“编后记”不过是自说自话的一点回味。

　　我与孙犁的缘分自然源自阅读他的作品以后对他的敬仰敬佩，是他文字对我的感召。

　　孙犁是中国文坛上非常奇特的一个存在，他作品中那种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原生的质朴而缤纷感觉，使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文坛上非同凡响。他的写作和思想也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前行的，像是一棵大树，越长越高，越到老年越伟岸越丰富。如果说早期创作中文学描写上的俭省笔墨之间有时候还可能略有青涩的话，到了老年，他自成一体的简洁与精准文风中，透露出来的就是圆融之后的深邃与辽远了。

　　孙犁晚年的创作，不仅对于人生与世事的思索更其浩远，阅读的范围与关注的细节也都有登峰造极的趋势。典籍收藏、诗文绘画、小品摆设、花草树木、窗外人影，都可以自由地被收纳到对人生的回顾与思考之中，真正臻于融会贯通之境。

　　文体之于孙犁，实际上已经很不重要，小说、散文、诗歌、回忆录、报告文学甚至哪怕仅仅只是写在信件上或者书页上的只言片语的几句话，都只是做着真情实意的率性表达，很少受到文体本身的限制；即便后来被标明为某一文体了，往往也并非写作的时候的预设。

　　这种将文学作为表达和抒发的手段的含混，在世界上很多大作家那里都并非鲜见。与孙犁精神气质非常接近的德语大作家黑塞，晚年的文体实际上也有这种不分的情况，很多集子里都是这种诗文结合的东西了，当然他还另加上了画。

　　孙犁的文名和他的作品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在今天的文坛之上也依然是令普遍的现实功利主义的写作者们汗颜的存在。

　　正是他的这种特立独行贴近文学本质的写作状态与人生状态，使我确定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为了写孙犁，我曾经骑车远赴孙犁在安平的老家，去观察他家周围的环境，想象其作品中诸多人物在类似环境中的行为言语状态和地理气氛；走在他在散文作品中描述过的家乡的村路上，去实证地体会他所描述的那种丰富而深厚的情感。

　　从此以后孙犁在自己的阅读感受和想象感受中，就不再只是纸面上的作家，而成为了一个立体的存在，成为一个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的话语方式与行为状态、精神气质的近在咫尺的人，伟人，伟大的普通人。

　　一直到2015年的春天，终于有机会远赴天津，拜谒孙犁故居，与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见面，根据社领导的指示，基本谈妥了“孙犁读本”的具体出版意向。

　　孙晓玲女士颇有乃父之风，言谈举止之间温和而雅致，礼貌而严谨，对父亲孙犁的作品了若指掌，说到了很多孙犁生活工作中的细节，并引领我们参观了孙犁的曾经的卧室和卧榻。

　　那是一张五六十年代非常普通的木床，床头是几根间隔着竖起来的木条，床脚也是，不过床脚要矮一些。暗红的漆皮已经斑驳，而床还很结实。孙犁的晚年，很多时光就是在这张床上度过的。这貌似平常的家居旧物，却承载过一位矢志不渝的老人的一颗永远思索着的心。在孙犁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床头记下思绪的记述。这里无疑就是他创作的现场，就是那些纷纭的文字的出发点。

　　孙犁那熟悉的照片就高悬在书架上方，亲切地望着我们。意识到孙犁先生晚年大量的作品就是完成于这个空间，走过的路径就是从客厅到卧室，从卧室到厨房的轨迹，就是我们现在脚下的这片地板，我很是有些激动。

　　正是这样的激动使我在日后责编“孙犁读本”的时候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手里进行的不仅是工作，也更是精神信仰意义上的爱。非常有幸，不仅做了本套从书的责编，还担当了其中的“老年读本”“少年读本”两本书的分册主编，撰写了真正是编者意义上的“编后记”。让自己的名字和自己所敬仰的大作家并置在同一本书上，既是向老人家的致敬，也是自己无上的荣光。

　　这套书从立意到最后出版，断断续续经历了将近两年时间，其间与孙晓玲女士及其家人多次往还，电话通讯邮寄书刊，还在孙犁研讨会上又见了面，结下了彼此信任的友谊，合作十分愉快。

　　在孙犁研讨会的讲台上，孙晓玲的女儿张璇在代表家属的发言中，深情地说：今天各位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尊重，都来自我外祖父的作品与人品，我们作为家属更应该也更有责任学习和继承孙犁深厚的文学遗产……

　　的确，孙犁以自己质朴诚挚而坚定的意志和敏锐精准的文学之心，不仅为家人留下了财富，也更为广大读者创造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渊薮。他化身为文字的存在，藉着载有他文字的书籍，将永在人间。

　　(作者系花山文艺出版社编审，《孙犁读本》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