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女人的故事
网图，选自岳西网
山乡女人的故事
——知青杂记之二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了当年在岳西插队时在山乡遇到的一位大美人，只可惜留给我们的都是背影。尽管如此，那个袅娜多姿的身影给我们这些初懂男女之情的懵懂少年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能吸引众多白帽知青目光的山乡美人确实不凡。
其实，岳西这个地方的漂亮女子还是挺多的。虽然偏僻落后，但此地民风淳朴，更有一股好风气：女子不下田。这就是说，此地男人呵护女人，田里的重体力农活都是男人干的。水田里的一切农活，无论耕田、耙田、育苗、插秧、修田埂、种黄豆、薅草、追肥，还是收割、打稻、挑草，全部是男人干。当然，男人的活计还包括所有需要出力气的重活，如挑担、砍柴、打土坯、起猪圈和打场等。
女人最多干些旱地里的活，如种菜、收红苕、采茶、切晒茯苓以及采摘茶籽（榨茶油）、木梓树籽（也叫乌桕树，其籽可制木籽油和木籽粉，代替可可粉制巧克力，文革期间中国缺少外汇进口可可粉，就用木籽粉代替可可粉做巧克力，据说价廉物美，味道却可以乱真）、板栗、毛栗和洋桃（也就是野生猕猴桃，酸酸的，有点儿甜）等林副产品以及家里的烧饭、洗衣服、带孩子和喂猪等家务活。
当然，岳西山区的女人在当年还需要承担一项很重要的生活担子，那就是种植和采摘棉花并纺纱织布。那时山里人的衣着所用衣料，主要是粗布，大多是山里女人们自己纺织出来的。只有拿薪水的公社干部才能穿得起洋布（机织布）。
相比于山区女人不下田，我印象中的合肥附近的江淮丘陵地区的农村女人，如我中学时学农时去过的肥东、肥西和长丰县的农村女人就辛苦多了。这些本应受到男人照顾和呵护的女人为了生计，除了与男人们一样下田干农活，如插秧、蓐草和割稻子外，打场和挑担子等重活她们也得干。而且干活收工后，平原与丘陵地区的女人们还得赶回家去带孩子、烧饭和浆洗衣物等，辛苦极了。
山区女人不下田的结果是，很少晒太阳，皮肤普遍较白，手脚较为细嫩，很少像山外农村女人那样皲裂粗糙。再由于很少干挑担负重等粗重农活，山乡女人身材一般也都比较好。女伢子（岳西方言，指姑娘家）干活就更少。除了前述的那些采摘类农活和纺织针线等女工细活外，那些堂客们干的烧饭、喂猪和打猪草等活儿也偶尔干干，但干得不多。所以，山里的姑娘一般来说还是挺漂亮的，身材也好，就是有点害羞，且略显青涩。
岳西山里结过婚的女人叫堂客，也叫婆娘，脑后都打个圆形发髻，用丝网罩上。她们出嫁那天都得开脸，也就是绞面和纹眉。前者是由母亲或村里手艺较高的堂客用丝线将待嫁姑娘脸上的细绒毛一排排绞去，而后者就是用镊子将将女子的长得不妥地方的眉毛一根根拔掉，然后再在眉骨上方画眉，画得那眉毛细细弯弯的，使得新娘子的脸庞显得更加光润、细嫩和妩媚。
出嫁后山里女人，即那些婆娘或堂客们也经常自己绞面和画眉，而且几乎每家，无论穷富，都备有一两面大小不一的镜子。山乡女人经过这一番化妆打扮后，两弯细细的眉毛挂在多为双眼皮的眼睛上，再加上因平时很少干重活而总是洁净细白的脸庞，还穿着相对整洁的衣服，你说山乡女人能不漂亮吗？
前面也说过，山里女人还干一种技术活，那就是纺纱织土布。当时山区农村，由于农民收入很低且交通不便，小农经济下的山区农村生产生活自给自足程度都很高。那时1 尺最便宜的白色平纹布也要1斤猪肉的价钱，即6-7角钱1尺，而当年每个工（10分工）只有2角钱左右（石岭山上每个工0.21元，山下的平畈地区工分值可能要稍高些）的山里人很少能拿出钱来去买洋布（机织布）做衣裳。
拿工资的公社干部以及少数大队干部还有条件穿一些机织布服装，如平纹布衬衣和咔叽布干部服等，但山乡农民，无论男女多是一身当地山乡女人自己纺织裁剪的粗布衣服，就是细土布的衣服都很少见。男人多是布纽扣的对襟褂，兜裆裤，而女人则多是穿着斜襟衫和兜裆裤。但无论男女都不穿内裤，也没有穿内裤的概念，都是一根宽布带或麻绳一把将裤腰束起来。这样一来，山乡女人窈窕的身材也因此而被遮掩了一大半，很是遗憾。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下乡头几年还见过不少大队或公社干部穿着用日本进口尿素袋缝制的衣裤很神气地到处兜风。这种衣料多是尼龙布，不容易熨帖定型，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总是飘飘抖抖，别有一番风味。但遗憾的是，虽然这些衣服大多染成黑色或藏青色并在裁剪上动了脑筋，但如仔细看上面仍隐约可见“尿素”及“xx株式会社”等字样。即便如此，穿着那种用飘飘抖抖的布料做的衣服的农村干部们因感到“时尚”还是很得意的。
而山乡里的其他人，尤其是农民，一般没钱到镇上布店去买机织布，身上穿的衣服、床上铺盖所用的布料以及洗脸洗脚的毛巾大多是由当地女人纺纱、织造和印染出来的土布做出来的。
深秋或初冬时节，我们常看到村里的女人或在家里纺纱或浆纱，或在村落的场地两端分别插上一些七、八十公分高的带有筘齿的竹棍以理顺经纱（织布前处理，也叫筘纱，“丝丝入扣”这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只是这个扣字其实原为筘字），或在家里的机房内装纱，最后坐在机房织布机前的长条凳子上踩脚踏板，交替升降两个经线综框，然后再手动穿梭、压纬，“啪嗒、啪嗒”地织布。所以，山区殷实人家以及堂客能干的人家一般都辟有一间房，里面放有一台木制原始织布机，是为机房，也叫织布间。
山区女子织布，虽是脚踏综框，手动穿梭、压纬，但工效还不错，即便干些家务活，一般每人每天还可以织出2-3尺布。能干的女子每天甚至还可以织7-8尺，甚至1丈土布。这些布织好后要平铺在一块木板上，用竹篾片刮去两面的纱头及杂色的棉籽碎屑，然后在一根扁木条上卷起成匹。这种由家庭作坊织出来的土布也叫老布，幅面较窄，一般多为2-3尺左右，暗白色略带点黄，布面较粗，也硬，不能做内衣，易伤皮肤（这可能也与山里人不穿内裤有关吧？），只能印染后做成衬衫、外套或棉夹类服装。
但也有心灵手巧的山里女人会织细土布。这种细土布纺纱的前处理就很讲究，棉花经仔细捡摘之后，又经多次梳篦，然后再搓成细细的棉纱棒去纺纱。纺纱时动作较轻，也慢，稍有不慎，纺出粗纱，就得拽断重新细纺。一锭纱要比粗纱长至少3倍。
上世纪七十年代或以前的山区，不会纺纱织布的女子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山乡女子在姑娘时期就开始跟着母亲和奶奶学习纺纱织布的手艺。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女人都会这个手艺。这也是冬天山乡女子的主要劳动。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民手里的闲钱多了起来，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有能力到镇上购买机织布做漂亮的衣服了，这种生产力十分低下而产品却质量很差的家庭式的纺纱织土布便逐渐绝迹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刚下去插队那年，我妹妹年仅16岁，也跟着左邻右舍的农家女人学习纺纱织布。但纺纱织布那活儿确实很繁复，尤其是在场地上理顺经纱，又是纱筒纱骨朵的，又是纱线绕来绕去的，还不给人靠近，连狗和鸡都要撵得远远的。妹妹学得很认真，到后来她也学会了坐在邻居家的织布机上织上一会儿布，然后高兴地对下工后的我们指着还在织布机上的布说：瞧我今天织的布。
这些老布织出来一般得经过染色才能成为布料做衣服用。山乡染布颜色多为黑色和藏青色，也有一种颜色稍淡的海棠蓝。没有印花，也没有蜡染，就是一种单色。一般农家没有染坊，织好的布多是送到白帽镇上的一家染坊里染色。染过色的土布多是自用的。山里染布用的颜料也多为就地取材，利用一些植物花果或树皮，甚至土壤作为原料制作，纯天然。染过布的污水除了烧碱成分，其它内容物都是天然成分，降解得也很快，对环境的污染不算大。比如当地女人喜欢穿的毛蓝，也叫海棠蓝颜色的土布衣服，就是用大别山里到处都有的一种植物——蓼蓝草染制的。
我曾去过白帽镇上那家染坊看过。到处挂的都是染好的布，颜色各种各样，黑的，藏青的，海棠蓝的，还有紫的和红的，但多以前三种颜色为主。一股染坊特有的那种有点温热感的烧碱味儿伴着水蒸气氤氲着四周，闻多了还头晕。可惜的是，1969年夏天那场大水将白帽镇上沿河的很多房屋都冲垮了。那家染坊也被洪水毁掉了，直到我们离开白帽也没有重新开张。
不过，山乡女人有一个大不幸，就是大多没有接受过起码的学校教育。那时的女孩子读书很稀罕。前面提到的那个“山乡美人”也仅读了初小就辍学了（后续文章会谈到这位美人姑娘）。从她哥哥读到了县中高三可见，她家在女孩子读书问题上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当然也是比较罕见的。因为我们所在的石岭村还有几个与我妹妹岁数相仿的女伢子（伢子读音阿子）就连学校门也没有进过。山乡女人不能读书，也就不识字，不读书不识字，也就没有文化，而没有文化的女人的生活，除了沿袭她母亲、奶奶或其祖辈的旧有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循环似地过日子外，还能怎样呢？
山乡偏僻，文化落后，民风虽然淳厚，但在男女性关系上却显得比较随便，甚至开放得让人惊讶。我在前文《厕所革命》中谈到的山上茅子裸露程度如此之大，而且村里的男人和女人对此似乎都蛮不在乎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没有研究，不好乱说。但我感觉，山区偏僻闭塞、山民没有文化以及贫穷落后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当然还有婚姻的不幸与痛苦。
那时深山里女人的婚姻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都是媒妁之言，父母做主。除了极少数女人能有幸嫁给一个公家人（指公社和区里吃商品粮的）外，绝大多数山乡女人都是在方圆二、三十里路的范围内非自主地嫁给了一个她可能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但可能与自己同样贫穷的山乡男人。
那时贫穷是山乡的普遍现象，娶一个女人，拎着几刀猪肉和几盒当地产的用红纸或油纸包裹着的点心上门说媒也许就足以权当彩礼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这种丝毫不能主宰自己命运下的女人，甚至还有一些男人，在面对她（他）们的婚姻时还会有忠贞和幸福可言吗？普遍缺少了忠贞和幸福的婚姻显然也为山乡男女性事的随便与混乱铺垫了道路。
山里的农活，很多都是男女分开干的。如田里活计都是男人干，女人不下田嘛。但是到了秋冬季，我们这些男知青，当然还有队里的男人们，就有机会与堂客们（山里对结过婚的女人的称呼，也叫婆娘）和女伢子们（山里人对姑娘的称呼）一起干活了。比如挖红苕，就是红薯，也叫山芋。山里一般11月份才上山挖红苕。这时水稻早已收割完毕，田里农活除了挑农家肥下田也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
挖红苕时，男人与女人干的活儿也有不同。比如一块地挖完后，婆娘们都是空手下山，或是路上顺便捡上一小捆柴火回家。而将挖出来的一堆堆的红苕再用箩筐一挑挑地挑下山，堆在挖红苕地附近的某个平坝场地上便于全村分配，就全都是男人们的事儿了。挖红苕后得挑红苕下山，虽然累，但我们也乐意。因为劳动时可以随手搓1-2个红苕果腹充饥。当年我还曾写过一首五言古风或者叫打油诗吟咏此事。具体如下：
挖红苕
爬山一何苦，山路陡又峭。
吾等荷锄上，身弓像怒猫。
未及到山顶，汗湿如水浇。
此行无他事，只为挖红苕。
红苕不算粮，但解腹中枵，
生吃也无妨，搓泥即可嚼。
山民笑我馋，人饿怎知臊？
从此喜登山，山上有红苕。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此乃至理名言。可以说，每年秋冬之交上山挖红苕的活儿是所有山民，无论男女，都向往的一种农活。因为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张家长、李家短以及各种有关山乡男女之间的情或性的话题，甚至行为艺术，便都开始公开上演了。
种红苕的地一般在石岭山上的某个山坡上，向阳，坡缓，树木稀疏，视野开阔。男人们各自拿着一把锄头，一人负责一垅地，在距红苕藤的根部一尺左右的地方一锄下去，然后一掀，一串红苕连同土壤一起翻将出来。此时跟在这个男人后面的女人便蹲下身来，将挖出来的红苕一串串地拎出来，抖落上面的泥土，然后就堆在两垅地之间的地上。山乡男人和女人在挖红苕的活计上配合得几乎天衣无缝。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自由搭配干活儿的一对男女大多不是夫妻俩，而是由女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而随机选择的。男人们也乐意这么做。也许这样便于男女之间调情，心情会更舒畅吧？
劳动休息时，坐在地边石头或草地上的男人们，除了带着旱烟袋的，其他人便摸出身上的白铁皮烟盒，取出放置在烟盒中的一张淡黄色半个手掌大小的桑树皮纸，然后再取出一小撮烟丝放在纸上，用手几下一卷，再用舌头一舔，用口水将卷烟纸沾住，一只圆锥形的卷烟就卷好了。此是再摸出火柴，点着，便抽了起来。那时山民也有人省钱，不用火柴（那时火柴要2分钱一小盒），仍然用火镰石碰擦，点燃一种草绒子，然后再点燃用草纸卷的纸媒，用于给烟锅点火。但这种用草纸火媒儿点火的多是回家休息时抽水烟用。劳动时还是擦火柴点烟为多，一根火柴点着了烟锅，通过借火还可供好几个山民点着烟。
因此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下，与种棉花一样，石岭村的山民每年都要在山前山后的坡地上零散地种上几块地的烟叶。烟叶收割后分到各家，都是山民各人自己晒烟，自己切烟丝，自己抽。山里的烟多晒不烤（也有烟叶产量多的生产队自建烤烟房烘烤烟草）。我尝过山民晒出来的烟草，感觉比味道相对醇厚的烤烟要凶得多。
有点让人意外的是，山乡女人，尤其中年以上婆娘，几乎都抽旱烟，虽然抽得不多，在外面也一般不抽，只在家里悄悄地抽。可就这一个不良习俗让很多漂亮的山乡女子染上了一口黄牙。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挖红苕时，女人们则聚在一块，席地而坐，开始了她们的以黄色为主的各种颜色的话题，先窃窃私语，后放声大笑，自成一个独特的社交圈，但色情喜剧也就开始了。我们虽是知青，因岁数都不大，还是外乡人，认不得几个当地人，那些山里女人们讲起黄色故事或打情骂俏来也从不回避我们。也就是在这里，让我们得知了很多有关山乡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史性事。
比如，我们从哪些婆娘们嘴里得知，公社革委会某个很年轻帅气的委员的那活儿不行，他的堂客有点姿色，又耐不住性子，就到处找相好的，而那个革委会委员因他的短处被其堂客抓住，对此却没办法，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据说与那个委员的婆娘相好的男人多得几乎数不清，四里八乡的都有。我们大队也有好几个，而且是哪个谁和谁，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还有，哪个村的哪个叫什么名字的女人的几个孩子都不像他爹，哪个孩子长得像哪个村的哪个谁？还有哪个孩子像谁或谁（声音越来越小了）。还有，哪个村里的哪个女人还有特殊癖好，喜欢专门找半大小子弄那事，搞得附近村里人只要看见此女进村了，都把自己家十多岁的男孩子看得紧紧的，云云。
每说到这类故事，婆娘们的表情有惊讶的，也有淡然的；有嘲笑的，也有羡慕的，就是没有羞涩的。然后，这些堂客们也不知说了什么更黄色的话，就笑得前仰后合，花枝乱颤。随着故事的深入，那笑声也逐渐变得粗野又放肆，丝毫没有女人的矜持，弄不好还会打成一团，土坷垃乱飞。有的女人手里纳着的鞋底也都扔掉了。
此时，村里参加挖红苕劳动那些女伢子们一般都零零散散地坐在那些婆娘们旁边，静静地听，不插嘴，也不走远，不离不弃的。也有泼辣的姑娘，听到什么私密话时，还会脸红红地小声地骂些什么，但那样子看起来似乎也喜欢在这种场合里偷听。
相比之下，男人们则显得庄重得多，大多坐在那里闷头抽旱烟。但也有行动派，被女人挑逗之后忍不住，上前故作姿态地质问，互相笑着骂着。也有男女之间互相打闹的。如哪次出工，哪家只来一人，男人的堂客或堂客的男人因事没来，这来的那个人，无论男女都往往会闹得更疯。遇到异性挑逗，他或她便会故作生气，笑着与女人或男人互骂，最后结局这俩人大多会抱在一起滚在地上貌似打将起来。还有一次在石岭某个山头的挖红苕现场，我甚至看见了一幕让人瞠目结舌的色情闹剧。
那天在一个山头挖红苕休息时，也不知何故，村里那个有点楞、外号叫浑子的年轻光棍汉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一位用话挑逗他的婆娘按倒在刚收获过红苕的松软的土地上，掀起衣服就开始上下里手地在其身上乱摸。那女子就躺在地上两手伸着，遮着头，假装反抗，但似乎并不生气，爬起来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掸一掸身上的土后竟然还笑，丝毫没有一点羞愧和愠怒之色。
但在她慢慢系上裤带并整理好衣服而我们认为那台黄戏已经结束时，此女给另一个婆娘使了个眼色，两人便猛地扑到那个叫浑子的男人身上，将他推倒在地。一个女人坐在他胸口上解那浑子的裤腰带，另一个女人就很熟练地脱下了他的裤子（那时的山民，无论男女，冬天干活也大多只穿一条肥大的单裤，用一根布带子系着），还顺势拽了一把男人那活儿。此时那光棍汉嘴里发出了夸张的惨叫声。然后此女又将那条裤子扔到山坡下的一棵小树上挂着。
这男人也皮厚，裤子没有了，也就光着屁股当着众人的面站了起来，先故作害羞状捂着私处，然后便乐颠颠地跑到坡下那棵树下，一跳一跳地在那里够他的挂在树上的裤子，而坡上那群婆娘们无一不在我们知青惊讶的目光和全场的轰然大笑中仔细欣赏着这段难得一见的裸体舞蹈。
更让人惊讶的是，此女被那个男人按到地上猥亵的时候，她的男人也在现场！这位平时就显得老实巴交的农民居然一声不吭，闷着头坐在一边吸烟，好像刚才发生的只是两个陌生男女上演的一出老套把戏，而他只是个观众常客而已。
我们那时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接受了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造反起来一身劲，但在男女情事上除了脑子里偶尔想想以外，似乎多是情窦未开。加上当时政治和社会动乱，各人家里均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说实话，当年我们知青组那几个人在爱情，尤其是在性的问题上均未完全开蒙，还是朦胧的，甚至可能还是压抑的。记得下乡头1-2年，我们知青之间很少谈论男女性事，更不用说谈情说爱了。比如我们合肥一中第一批到岳西县插队的知青，在山里待了好多年，互相之间或者知青与当地农民之间好像一个也没有结婚的。
我在8年前重返岳西石岭时曾写过一首七绝《风情》吟咏山乡美人，诗云：
曾闻美女出山乡，乱世不才正渺茫。
苦悟人生何处去，风情难解亦难尝。
但是，孟老夫子说：食色，性也。哪里有人有男女，哪里就会有情欲和性。你不去谈论并不表示你不想或不会遇到这些。山区秋冬之交挖红苕农活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石岭山上露天上演一出出颜色属黄、荤腥味也很重的男女情欲戏剧，而所有这些，平心而论，给我们这些刚刚成年或尚未成年的知青在性心理上造成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原来山里人的性观念是如此地开放！
山里人在性问题上比较随便，但是奇怪的是重男轻女现象也比较严重。男人壮劳力一天10分工，干重活也可能给记12分工。下放当年，我们男知青即使与村里壮劳力们干同样的活，包括打土坯、起猪圈土送到山上梯田里堆基肥这样的重活，干到年底算工分时才知道自己那些天每天肩膀肿得像馒头似地干也才给记6个工分。当地男伢子也记工分，跟我们差不多吧？
但女人因为不下田，不管干什么集体活儿，都比男人评的工分低，一般都是每人每天评6分工。由于山乡男女各干各的农活，几乎不重叠，因此似乎也不能说它违背了当年强调的集体劳动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但奇怪的是，山乡里只有结过婚的女人，在当地称之为堂客或婆娘的女人，参加集体劳动才这么记工分，也才能享受这个明显比男社员低很多的所谓工分。而未婚女子，当地叫女伢子，不管干什么农活，居然是什么工分也不给评的。
不过，队里还是记下哪天哪个女伢子干了什么农活，这样到年底可据此分一些与其劳动相关的队里的农副产品实物。比如，你参加摘剥油茶籽了，就分1-2斤用队里茶籽榨的油；参加摘棉花、纺纱和织布的活计了，就分几斤棉花或几尺用队里棉花纺纱织出来的白土布。参加过采茶和揉茶的还可能分上1-2斤炒青茶什么的。当然，女伢子能分到手多少农副产品实物还得看挣工分的男女劳动力们分配了以后还能剩多少。
山里面女伢子参加集体劳动不记工分、只参与实物分成这事也是到了年底我们才知道的。这就是说，我妹妹自那年秋天跟我到石岭插队，干了两个多月的杂七杂八的农活，到了年底居然没有被评记上一个工分，只分到了2斤茶油、几斤棉花（因无法织布就送给邻居了）和一堆山芋什么的。
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石岭村未婚女子参加集体劳动不记工分、只分与所干农活相关农副产品的规定是谁定的？是公社还是大队甚或仅仅是石岭生产队的土政策？抑或仅仅是一种当地习俗？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工分制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的产物。一般都采取“评工记分”的方式，即社员集体出工，收工后到了晚上每家的男社员们还要开次评工分会议，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到了年终，一般是农历腊月，由生产队根据以前评议的工分账簿计算每个农户的总工分数。
队里将全年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总收成除去缴纳公粮的结余部分以及国家统一收购的农副产品（茶叶等）和余粮（如果有的话）均按官价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全队一年总收入，再将这理论上的人民币，除以全队工分的总数，就得出这一年队里的平均工分值，即每个工分或每十个工分值多少钱。队里的总账算出来了，每个农户的一年的收入账也就清楚了。
1968年，即我们刚下乡那年，石岭生产队的每10分工年终结算后仅价值现金0.21元人民币。而那时供销社的猪肉价格是每斤0.73元——鸡、鸭、鹅和鸡蛋的价格也是比照猪肉价定的。这就是说，男社员干一天农活才可以换回3两猪肉或3-4个鸡蛋。相比之下，我们男知青辛辛苦苦每天干农活挣的6分工仅能买到1两多猪肉或1-2个鸡蛋——山区的鸡蛋比较小，一般每斤可以秤12-15个左右。
那时的山区，经济上接近自给自足的农民手里几乎没有现金，而实际上让农民必须花钱购买的东西也不多，主要是食盐和煤油。前者吃饭少不了，后者家里点灯用。但如果没钱买煤油，那农民家里就只能是用更加昏暗的豆油灯了。晚上，石岭的各家各户，除了少数人家和我们知青组，似乎都是点上一盏豆油灯，挂在堂屋的某根木柱子上，晃动着昏暗的火苗，给全家照明。
农民的现金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自己养的鸡所生的蛋积攒到3-5斤或更多一些时（农民要核算一下自己休工一天去镇上卖鸡蛋的行为的成本是否划算），再拿到镇上去卖给区里或公社的供销社，收购价大约每斤鸡蛋0.35元。再拿卖鸡蛋的钱去买生活必需品，即盐或煤油。此举就叫农民的鸡屁股银行，而这种近于易货贸易的交易行为也就是当年山区农民仅有的市场交易行为。用现在的眼光看几乎不可思议，但当年农民的市场消费规模确实也就这么大，由此亦可见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民是多么的贫困。
生产队评工分一般都是三五天评一次，都是在晚上，各家吃过饭以后，而参加评工分又都是男人参加，女人似乎没资格参加。我们知青组则是派1-2个代表参加（可是头两个月队里也没人通知我们参加，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此事）。开会时，男人们都坐在队长家堂屋的各个角落里闷着头抽旱烟，坐在油灯旁边的队长为主说，会计负责记。所谓队长说，也就是队长将队里每户男女劳力今天各自干的农活说上一遍，然后逐个给出一个工分意见。有人有异议，就会讨论几声，没人吭声就算评好了。然后又只是队长一个人说话。然后又有异议或又没有异议，然后再说，再讨论。一直到将村子里每一个男女劳动力的工分数都最后确定下来为止。
由于在那个年代，农民不能外出打工，只能通过参加集体劳动获得一定的工分生存，评工分是关系到农民社员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生存性大问题，如果队长说得不公平或忘了说哪户那人，或者有人觉得给自己评定的工分不公平，异议或争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好在每个异议或每次争吵很快就平息了。一般都是队长在最后时分做出了部分让步，但总不会让步到底。因为这里微妙地维系着生产队长的权威。让步是一种策略，也是能微妙地将领导人慈悲为怀的一面体现出来的好机会。
我曾代表知青组参加过几次石岭队里的评工分会议，而几乎每次评工分的会议都要开到深更半夜才结束。那一屋子浓浓的烟草味搝（音秋，岳西方言，意呛）得人眼都睁不开，有时还不由得咳嗽。还有两次我也累得发困，坐在昏暗的灯影里，靠在土坯墙上打瞌睡。但是，那年底的那次工分总结算会议上我不仅没有打瞌睡，反而精神抖擞地提出了异议。这个异议就是：为什么我妹妹没有工分？
因为直到那天我才在生产队会计所记的工分账簿上发现：队里在长达近三个月的工分评议过程中居然没有给我妹妹记上一分工！我立即对此提出异议并问为什么？生产队长和会计给出的解释居然是他们生产队的未婚女伢子从来只记参加集体劳动次数和天数，而不记工分的，而且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我一听很生气，便质问说：我就不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再强调的男女同工同酬了（1954年宪法第九十六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我妹妹到石岭来插队，如果在结婚前连工分也不给记，以后她怎么养活自己？如果不能养活自己，那以后全国几百万女知青谁还原意上山下乡呢？你们今天如没有一个说法，我就要到公社，到区里，甚至到县革委会去反映这个情况，也就是去告你们。
我这番话讲得言之有理、振振有辞，其言下之意我妹妹不记工分这件事都影响到当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了，那还得了？屋子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队长听了心里也没有底了。他伸着头跟坐在方桌对面也位于油灯旁边的会计低声商量了一会，然后说：“哎，莫睇急，莫睇急（别着急），么事好商量嘛。以前这么做是针对村里的女伢子的，不是针对你们下放女知青的。我们明年就给妹伢子（指我妹妹）记工分，好不好？”
“明年记工分？那今年的这3个月呢？”我依旧不依不饶，再次质问说。
“以前也记，以前也记……堂客们每天6分工，妹伢子每天出工就记4分工，如何？”会计终于发现不给女知青记工分确实是失策，很不妥当，便连忙补台说。
“以前记4分可以，但明年再只记4分工就不行了。”由于这事我们组几个知青事先商量过，我心中有底，于是便继续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男知青，以前虽有力气，但干活不熟，你们记6分工也就算了，但是以后只要干的活跟其他男社员的一样，也必须每天记10分工。我妹妹是女伢子，她也是知青呀，应该与我们一样。以前记4分工就4分工，我们也不计较了，但以后我妹妹如果干的活与那些堂客们一样，也得记6分工。这事怎么着也得一视同仁。”
那天晚上在生产队评工分会上我的那番话说得义正词严，有理有据，但也不乏弹性，有所让步。因为我们也想到了自己刚到农村干的一些活确实不那么在行，除了挑担之类的一些纯体力活外，其他活计干得都不太好，就是挖红苕，也经常是一锄头下去，划开了好些红苕。有点儿心虚。所以，非要生产队头几个月将我们当作熟练的强劳力对待似乎也不在理。另外我知道，我妹妹的工分数即便跟那些堂客们一样多，但还是远低于男人，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男女不平等，但能争取到也就不错了，也就没有再努力下去。
不过问题是，经过几个月劳动，我们每个人干农活都熟练了许多，在重体力活上，如挑担子等，除了耐力差点，都不比农民们少干。更重要的是，国家当时给知青还有半年的每月30斤米和8元钱的粮食补贴，明年开春后就没有补贴了（其实过年后国家给插队知青的粮食补贴又延长了半年）。没有了粮食补贴，我们这些人就只能靠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了，所以在记工分问题上那可是一点儿也少不得的，何况就是给你记上10分工也只有2角1分钱。显然这是一个事关我们知青今后能不能在山里生存下去的大问题，我们当然必须力争，不能再让步了。
那天晚上的评工分会现场一户来一人，一共只有十多个人，没想到我一说完，立刻就有好几位农民拔下一直叼在嘴里的旱烟，不停地说着“要得，要得”，居然都附和我的话表示同意。真让人意外！还有人说，“妹伢子瞧病有两哈子吆。” （有两哈子，岳西方言，表示有本事。我妹妹下乡时带有一个医药箱和一些常用药，曾给一些农民看病，治疗效果居然还不错，挺受生产队农民们的欢迎的。后续文章将说到这个问题——作者注）
生产队长和会计见状，底气更不足了，于是又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也就顺坡下驴地说道，“大家说照那就照吧（照，岳西方言，表示可行和赞成的意思）。以后妹伢子都记工分，要得不要得？”
“要得！”全屋子人几乎一致吼道，声震屋瓦。
生产队年终的这次工分结算会议很重要。我们男知青的劳动终于获得了农民社员的认可。不仅如此，我妹妹作为未婚女青年也终于被认可与队里的堂客们一样干活记工分，而且明年也记同样的工分了。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收获。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天在会上表态支持给我妹妹记工分的那几位农民社员家里几乎都有1-2个十多岁的未婚女伢子。我为妹妹争取劳动报酬权益的做法居然也给队里十来个女伢子带去了可以享受与结过婚的堂客们平等待遇的福音。这可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儿。
后来我们得知，从第二年起，不仅我们石岭，就是我们所在大队其他生产队的女伢子们也都以我们石岭村为榜样，陆续获得了与已经成家的堂客们一样的待遇——参加集体劳动就记工分，尽管记的工分可能仍然比那些堂客们要稍低一些。
自那以后，山村里的女伢子们挂在脸上的笑容似乎多了起来，参加集体劳动干起活来的劲头似乎比以前也大了许多。第二天挖红苕，有的女伢子还将自己家里的茶壶和茶碗也拎上山，供山民们休息时享用。在我们这些争取到自身权益的知青看来，山里面那些原本就很漂亮的山乡女子也就更显得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