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内山完造

1927年10月初,内山书店来了位身着一件粗布长衬,脚穿一双胶底白布鞋,头发稍长,面庞消瘦,留着短胡须,嘴里咬着一个竹烟斗的客人。大名鼎鼎的鲁迅来到书店,这让内山完造先生多少有些意外,双方用日语进行了交流。自那以后,鲁迅便经常来书店找内山完造聊天,购买进步书籍。内山书店成了鲁迅了解日本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当时,时局非常恐怖,国民党发动清党,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人。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也明显感受到了广州对进步人士的恐怖清洗。日渐残酷的政治环境让鲁迅不得不从广州迁居上海,后居住在北四川路大陆新邨。而刚从广州来到上海的鲁迅邂逅了内山书店,由此开始了与内山完造长达十年的个人友谊。鲁迅曾赠其一首诗《赠邬其山》:“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医,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从诗文中看出,鲁迅与内山完造有着共同关心的话题。后来,鲁迅病重期间,内山完造还请日本医生专门给鲁迅治疗。鲁迅去世前,他一直陪伴在其身边,足见两人友谊之深厚。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邨寓所内与世长辞,内山完造被列在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并参加了鲁迅的葬礼,他在致词时说道:”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每当我想起先生的这句话,就仿佛看到他独自沉着地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步一步留下了鲜明的脚印。希望大家莫让杂草掩盖了他的足迹,愿大家能为使他的足迹变成宽阔的大道而努力奋斗。“1945年1月13日,内山完造先生夫人井上美喜在上海病逝,其追思会就在书店不远的窦乐安路(现多伦路)的鸿德堂举行,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内山书店被国民党当局接管后停业。1947年末,山内完造被强制遣返回日本。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先生在日本发起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游说日本各界人士,宣传中日友好。1959年9月,他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应邀前来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不幸的是,山内完造先生突发疾病在北京逝世。遵照山内完造先生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了上海的万国公墓。

初识先生

我听说从北平被聘任到厦门大学教文学,后来又去了广东中山大学当了文科学长(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先生,对政府残杀俄国归来的留学生们的行为十分愤慨,说是在这种不合理的政府下,还搞什么教书育人的工作,于是愤然离开了中山大学,来到了上海。虽然听说过先生的名字,但是因为没有亲眼见过,所以我们夫妇并不知道先生长什么样。

没过多久,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麻烦你把这书送到宝乐安路景云里××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从此以后,每当先生写东西累了,或者看书倦了都会来我店里坐上一会儿。不久后,经先生介绍,我们又认识了许夫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先生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我们心里已经不把他当客人了。碰上有的客人错把先生当成店里的老板时,先生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时候先生总会用日语告诉我道:“老版①(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这么称呼我了),刚刚这人把我当成你了哟。”我每次都是笑笑,感觉很有趣。不过有时候要是碰上一些认得先生长相的学生来店里,发现先生在的话,就会躲在角落里小声地边说着“鲁迅、鲁迅”,边时不时地看向先生在的位置。这时候先生就会无奈地叹一声:“哎,又有人开始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说着抓起手边的帽子戴上,出门走了。

许夫人因为不会说日语,所以每次说的话不多,不过和我们之间仍然心意相通。

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先生身边的危险发生过几次,他倒是显得颇为坦然。

即使国民政府发布逮捕令那会儿,先生也是一副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和往常一样平静地往来于家里和我的书店。我们都很担心他,劝他道:“先生,外面危险呐!您还是去哪里避一下风头吧?”他只是淡淡地说:“不用,没关系的。要真想抓我的话,还出什么逮捕令啊?直接暗地里把我抓了岂不更好,出个逮捕令还碍事。”即便如此,我和夫人也还是担心,我俩有时候会拉着先生暂时在店里藏一会儿。

蔡元培、宋庆龄女士、杨杏佛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据说是维护民主权利的。然而随着同盟不断壮大,渐渐地成了国民政府的眼中钉。有一天突然传来杨杏佛先生在位于法租界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门前被暗杀的消息,先生听到后马上叫了车赶到同盟总部。之后许夫人忧心忡忡地来我店里,等着先生回来。

我记性不好,如今有许多小事都不记得了。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先生了。在我桌子旁边摆放着“先生的专座”——空藤椅,是先生的遗物,我每每看到总是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这人大概生来就没什么情调,从早到晚只知道埋在高高的书堆里。我拼了三五张桌子,平常就坐在桌子前,左手边一个电话,右手握着一支笔,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样子。我经常能听到先生笑话我说:“老版!行了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你也稍微休息会儿嘛,不然会生病的啊!哈哈哈……”

每当这时候,我也总是回他道:“好的,好的。那要不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会儿吧?”

于是我放下手中的活儿,把椅子掉了个个儿,再沏上一壶茶,就开始和先生聊开了。

我问道:“先生昨天是不是到哪儿去了?”

“啊——老版。我昨天去太马路上的卡瑟酒店见了个英国人,他住在七楼的房间里,所以我进了电梯。可是开电梯的伙计好像在等什么人,一直不上去。因为一直没人来,我就催他赶紧送我去七楼,于是这伙计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说 :‘你给我出去。’我最后居然被赶出来了。”

我说道:“啊?居然有这样的事?那个人真奇怪啊。那您后来怎么办的啊?”

“没办法,我只好爬到七楼去见了我要见的人,我们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走的时候那个英国人送我去坐电梯,正好赶上我之前要坐的那部电梯,英国人对我照顾有加,非常有礼貌。这回我可没被赶出去了,电梯里那伙计一脸惊异的表情。哈哈哈……”

我听后仔细地看了看先生,只见他一头竖直的板寸,脸上留着并不精致的胡须,一身简朴的蓝布长衫,脚上更是随意踏了一双棉布鞋,再加上亮亮的眼睛,这个形象钻进上海最奢侈的卡瑟酒店电梯里,被伙计以貌取人也不算稀奇了。虽说被赶了出来但是把错直接归在那个伙计身上,好像也有点不妥吧。我倒是觉得那个电梯里的伙计更可怜,忍不住同情起他来。

“老版,《泰山》上映了呢,好像非常有趣的样子,你不去看看吗?我俩应该都不会去非洲山里吧?要不一起趁机看看吧……老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广东的水果,叫‘黄皮’,大概有拇指大小,是蜜柑的一种,不过味道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气。”先生总是会告诉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老版,我觉得要是有人欺骗自己的同胞确实可恶,然而要是对外国的强行压迫撒谎就另当别论了,这可绝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我经常被先生这种爱憎分明、言简意赅的话语弄得有些紧张。

有一次我写杂谈的时候,先生说道:“老版,你的杂谈可不能光写中国好的一面,那样做的话不仅会助长国人自满的情绪,也不利于革命事业的推进。你这样做,不行,我反对。”我被先生狠狠地“教育”了一顿,只不过我也是个顽固脾气,后来还是没改过来。

仔细回想起来,先生倒是经常无所顾忌地披露中国的现实。不对,应该说先生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正因为这样,先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这样的情况绝非少数。

然而先生笔下的现实绝非是为了夺人眼球而有意为之,先生也绝不是靠暴露现实获取关注的浅薄之人,总之他并非为了披露而披露,犀利的话语背后其实流淌着无尽的温情。

正如父母对孩子一般,先生对于国人也有着深切的关爱之情。与滚滚热泪一同落下的还有那猛烈的鞭子,披露现实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在对整个中华民族敲响警钟。

我不仅读过先生笔下如鞭子一般犀利的文章,也看到了他满眼热泪的样子。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只不过我虽然心里理解支持他,但也担心这鞭子的力量实在有限。对此,我也只好沉默不语了。

每当我说起类似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这样的话或者是一些比较乐观的看法时,先生总是立刻对我说:“老版,我不赞成你的观点。现实非常令人悲观。”他直截了当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先生曾经痛心疾首地慨叹中国怕是将来会变成阿拉伯那样的沙漠,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他必须战斗。在他那双仿佛洞知一切的眼睛里,那一望无尽的蒙古沙漠似乎正在步步逼近。我的眼前不由得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面朝沙漠站立着这样一个民族,这些人身着寸缕,饥饿难挨,枯瘦如柴的手臂上青筋暴露,他们咬着牙瞪着眼,最后的武器只剩下赤手空拳。漫天黄沙中这一群饥饿悲惨的身影清晰可见。

“老版,我这三个月躺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想得很清楚了,中国四亿民众其实都得了大病,病因就是我之前讲过的‘马马虎虎’!我认为那就是一种随便怎样都行的极不认真的生活态度。虽说造成这种不认真的生活态度的原因里有值得同情和令人愤慨的地方,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就继续肯定这样一种极不认真的生活态度。然后,我又仔细想了想,日本这样一个有八千万民众的民族,先不说日本人的缺点,我考虑的是日本人的长处。我想日本人的长处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像书里说的那样把生命都搭上去的认真劲儿。我承认日本人这方面最近有稍稍倒退的倾向,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否定在此之前日本人的这种性格所造就的许多事实。我不得不承认日本人非常认真。这是我对比了中日两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得出的结论。我想,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只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今天就算我喊破了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罢了,对于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吐不快,只不过是觉得今天应该说出来而已。等到病快好的时候我一定要说,这事我不得不说。”

呜呼!先生在与重病斗争的同时还在费心找出东亚两大民族的弊病。写到这,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家、文学家、思想家,实际上还是为五亿万东亚两大民族指明道路的伟大预言家。

原载《改造》一九三六年

临终前的鲁迅先生

十月十八日早上六点左右,许夫人来了。带来了后来让我悲痛的鲁迅先生的绝笔信。

老版几下:

没想到半夜又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L留

十月十八日

我们本来约好十点见面的。我一边读着信一边听着许夫人的话,胸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悲伤。

我看着手上的这封信,不同于平日里一贯的工整,字迹显得非常凌乱。我马上致电须藤医生,请求他务必尽快前去先生住处。挂完电话我也赶着出了门。我进去的时候,只见先生躺在案桌前的藤椅里,右手夹着一支烟,脸色非常难看,呼吸也很困难的样子。我心里一紧,还是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到了,让他等一会。面前这把藤椅是先生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他常躺在上面休息。

先生看上去呼吸非常困难,我不知道怎么做能帮到他,只能伸出手静静地安抚他的背部。许夫人也跟过来和我做着一样的事,她看上去非常不安。我家里有一个治疗哮喘的秘方,是用蛋黄油做成的,之前我曾问过先生要不要尝一下,他摆摆手说不要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想这次可能用得上了,就用瓶子装了六个蛋黄油胶囊。我这样做的时候,妻子还过来劝我说先生肯定不吃这个。这会儿须藤医生还没过来,我只能寄希望于我带来的秘方能多少缓解下先生的痛苦。这次我问先生喝不喝时,先生答应了。我赶紧去掉胶囊的外壳取出里面的蛋黄油,送到他嘴边。先生一口气喝了三个。我看到他这样也觉得非常高兴,心中不断地祈祷这秘方能有效。

喝完后,我又问先生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先生告诉我说他平躺着更难受,还是像这样靠在藤椅上不时地晃一晃,上半身保持不动比较好。我看先生这个样子,心想他现在一定非常痛苦。看到他手里的烟,我劝他别抽了,他又吸了几口终于把烟扔掉了。就在我和许夫人两个人用手轻拍先生背部帮他顺气的时候,须藤医生来了。他站在门口处朝先生望了下便赶紧进来了。“怎么了?”我从须藤医生的脸上清楚地看到了担心的神情,不得不在心中默默祈祷不要有事。

伴随着先生困难的呼吸声,他断断续续地说自己凌晨四点开始哮喘又犯了,请医生快给他打上一针。他说话时,须藤医生已经准备好注射用的器具了,听完后立刻在他右手腕上打了一针。

先生看上去还是呼吸很困难的样子,一两分钟过去了,他问道:“怎么了……好像……不起作用……”

医生一边说着还没到时间呢,一边已经在做下一次注射的准备,对先生说道:“一针没用的话再打一针吧。”五分钟过去了,先生的呼吸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很痛苦的样子。医生只好又在他右手腕上打了一针。一两分钟过去后,先生说这次好像有点用了,呼吸看上去也稍微轻松点了。我和许夫人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我俩差不多同时伸出手放到先生后背上帮他顺气,先生让我们别动他,我们就停了。打了针后先生的痛苦似乎减轻了点,他和医生聊了起来。这时候正好是距离早上八点差五分钟。因为我八点钟和一家商铺有约,所以拜托须藤医生看着点后,就赶回店里去了。在店里的时候我心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先生这会儿应该已经没事了,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就在我和客人说话时,须藤先生过来找我,说是先生的哮喘不仅治不好,而且似乎已经转变成了心脏性哮喘,想请松井博士一起过去看一下。我听后立刻备了车前往福民医院接松井博士,不巧的是正赶上星期天松井博士外出了。问清楚博士去哪里后,须藤先生亲自去接他了。后来在路上恰巧碰见石井医生,须藤和他说了鲁迅先生今天早上发病的症状后,石井医生表示赶紧一起去探望。

不一会儿,须藤医生和石井医生都到了,说是病情加重,今天要特别留心。不对,其实是已经很危险了。但是我怎么都不忍心对许夫人说出危险的事情。医生对前来帮忙的护士吩咐道:“每两小时注射一次。”另外告知她如果呼吸困难,就准备给先生输氧气。我听后马上去拿氧气发生器,另外托人去药店买输氧管。先生那会儿已经躺在床上了,吸了氧气之后呼吸看上去顺畅了一些。

先生问道:“我的病怎么样了?”我告诉他眼下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医生也说了让他尽量静养,所以什么都不要想,好好休息就行。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输氧管送来了,于是我又接上了输氧管给先生送氧气。用了输氧管效果要好得多,先生迷迷糊糊睡着了。在这之前我怕有什么万一,还是对许夫人说了先生病重的事情,好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另外还打电话通知了鲁迅先生的三弟周建人先生,他接到电话后立刻赶了过来。后来须藤医生说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让我们明天早上再过去。但我还是不放心,就留了一个店员住在先生家里看着。

虽然回到了家,我却怎么也放心不下,于是又回到先生住处。后来我又请石井医生过来诊察了下,医生说先生的情况已是病危,快请他弟弟过来吧。于是我请许夫人打电话把周建人先生叫来了。我把医生的话转告了周建人先生,让他多加注意,就和许夫人下了楼,在客厅里说话。夫人担心我太累让我回去休息,但不知为何,我心里隐隐觉得会有事发生,又不敢和夫人说。后来和建人先生单独聊了会儿,决定彻夜留在那儿。许夫人劝我回去休息,建人先生也一个劲地劝我去二楼卧室休息。我觉得让夫人过意不去不太好,就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回家了。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一走竟然是和先生的永别。回到家后,我对一直没睡觉等我回家的妻子说了先生的情况,两个人一起祈祷别有什么事发生后就上床睡觉了。可是躺在床上,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一直在心里祈祷先生可以顺利挨过今晚。早上五点的时候家里的挂钟响了,没过多久外边传来一阵“老板、老板”的叫声。我心里一惊,马上跳下床跑去打开窗户。店员看上去很着急的样子,让我赶快过去,还有赶紧叫医生。我吩咐他去请石井医生后,又急忙打电话给须藤医生,让他也赶快过去看看。之后,我飞快地赶去先生住处。那时已是早上五点三十一分。可惜,到先生家时,一切都晚了。

先生的额头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手也是暖的,可是已经没有了呼吸,脉搏也停止了跳动。我一只手握着先生的手,另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先生的额头上。渐渐地,我感觉到手下的温暖慢慢地退去了。许夫人扶着桌子泣不成声。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她,只能静静地陪着流眼泪。石井医生到了,摇摇头说没有法子了。不一会儿须藤医生也来了,看过后一样说了声没有法子。即便再高明的医术,也不能让死去的人动一下手指,这就是生命的脆弱。接着我把先生病故的消息通知了鹿地夫妇还有其他和先生熟识的人。

呜呼!何其悲哉!鲁迅先生最后还是走了。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早上五点二十五分,我的耳边似乎一直回响着先生说的那一句“我的病怎么样了?”

原载《文艺春秋》一九三六年

来源:《我的朋友鲁迅》,作者内山完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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