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娃自传第九章第三节丨回家
我父亲一直在等待着一种新的迹象，一种能够证明我已经做好了参加顶级职业巡回赛准备的迹象。从技术层面上讲，我已经达到了职业球员的水平。现在，我为奖金而战。我在年轻球员中排名靠前，在她们的朋友圈里很出名。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参加顶级赛事的准备，那里有着众多的新闻媒体，同时你也会感受到来自于球迷的巨大压力。当然，奖金越多，压力越大。这是水平层次完全不同的赛事，各方面都很复杂，我在那里真的没法取得比赛的胜利。
这种迹象出现在一次我们回到俄罗斯的旅途中。这可能不是我第一次回到俄罗斯，但肯定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回家之旅。我们参观了莫斯科，随后回到了索契住了一段日子。我们还去了其它许多地方，我们看望了祖父母、朋友和亲戚。时隔数年再一次回到这些狭小的房子和公寓里，我感到很陌生，在美国所有东西都要比这里大很多。在我的灵魂深处，我是一名俄罗斯人，但不能掩饰的是，我在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那几年，我是看着美国的电视和喝着美国的水长大的人，我身份中的另外一部分永远都属于美国。这里有最适合我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我感到很轻松。当我回到俄罗斯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一个从小就开始投身于网球训练并四处参加比赛的人来说，每个国家都留下了你的足迹，你住过无数的旅馆，租过数不清的公寓，也可以说你四海为家，像浮萍一样居无定所。你从不会对一个地方进行深入探索，不会爱上这个地方，因为你知道明天你就要离开这里，前往别处，只有一把把网球拍才是你最忠实的朋友。人们会说这种生活令人向往，或许从某种角度来说真是如此，但我不太确信。它也是一个充满孤独困惑的旅程。
在俄罗斯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打网球，这是尤里严格要求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坚持自己的计划，不能打破自己的生活规律。这意味着在天空刚刚破晓的时候，我们就要起床，然后拉伸身体，跑步，寻找球场。一直以来我都坚信训练的强度必须要比比赛还大。这便是你赢下比赛的原因，只有这样，在比赛中你才会感到更加轻松。你并不是为了一场比赛而训练，也不是为了一次赛事或一个赛季而训练，你是在为整个职业生涯而训练，所以你必须要坚持到离开球场前的最后一天。
在当时，每天早晨只有尤里和我在一起打球。在归途的最后一站，我们回到了戈梅利，回到了那个充满了核辐射的地方。我们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在那里我们会穿过小镇的街道，前往公园和森林里漫步。尤里在当地公共球场为我安排了一场比赛，那里是他第一次打球的地方。我的对手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人，他站在远处的球场上挥着手给我打招呼。我真的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但是他长得很高，方下巴上面有着五点钟的影子①，同时有着一头茂密的黑发。当时我不认识他，但在尤里当年的球友里面，他是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不可战胜的网球明星。尤里不仅被他击败过多次，而且也看到他打败了这个地方其他所有的出色球员。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了这件事情，但他是我父亲心中的榜样。他将成为我的考验，我应该如何与这位昔日英雄较量呢？尤里对我说：“如果你能打败他，玛莎，你就太棒了。如果你能在他手里拿下五局，无论将来等待你的是什么，你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当时我差不多十五岁，这个男子肯定已经有四十岁了。他拿着一把老式球拍，击落地球的动作幅度很大，手臂从脚后跟开始摆动，在他的正前方结束击球。场地磨损得很厉害，球速很慢。比赛的时候，他的喊声很大，但你知道，我的喊声更大。他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但这时他也并不完全是我父亲记忆中的那个人了。我接住了他最强力的进攻，把这些球以更高的球速回了过去，就像罗伯特·兰斯多普要求我做的一样，每一拍都是发力平击，高速飞行的网球离网带只有一点距离。随着比赛的进行，他变得焦躁不安，然后恼羞成怒。他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他真的输给了一个小女孩吗？
我直接两盘拿下了比赛，比分很接近，好像是7-5,7-6。当时他越生气，我父亲就会越开心。这种愤怒似乎是对我的一个计量器，当尤里看到水银一直往上升时，脸上露出了笑容。当水银一直升到最顶端的红色区域时，尤里高兴坏了。当我们离开球场时，潮湿的建筑里泛着微弱的黄色灯光，网球的声音一直在四处回荡，他把胳膊放到了我的肩膀上，好像在对我说：“玛莎，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我的职业生涯开始于2001年的春天，在我刚刚来到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站参加的职业巡回赛规模很小：它在一个中小城市郊区的一片球场里举行，冠军奖金大概有几千美元。在赢得几个这种赛事的冠军之后，我开始提高参赛门槛，来到大型赛事中展示自己。第一站是青少年全美锦标赛，随后是青少年大满贯比赛。我乘坐尽可能便宜的商业航班在欧洲各地参加比赛，这就像尤里说的一样，“这就像在厕所里一样。”有时我们也会乘坐火车或汽车出行，我们会把现金和护照放到任何小偷都发现不了的安全地方。为了准备比赛，我们会提前几天来到比赛地点。我的对手几乎都是年龄比我大的女孩，当然这已经司空见惯了。在十三岁的时候，我就闯进了意大利公开赛青少年比赛的决赛，当时我输给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2002年，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初次踏上WTA的赛场。赛事的名字叫太平洋寿险杯，也就是现在的印第安维尔斯。我在第一轮逆转击败了贝莉·瑞普纳，比分是5-7,6-1,6-2。在第二轮，我面对的对手是莫妮卡·塞莱斯，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有着很重大的意义。我十四岁，而塞莱斯已经二十八岁了，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她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这在我父亲心中更是如此，他曾经用了大量的时间在录像中研究塞莱斯的双手持拍。这时距离她在汉堡的比赛中遇刺已经有了十年的时间，但她仍然是莫妮卡·塞莱斯，仍然是这门运动中最优秀的一位选手。她已经赢得了九个大满贯冠军，并且已经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呆过数月之久。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同样的球场上，我却感到一切都很陌生。我好像来到了电视机面前，惊喜地发现自己出现在屏幕的另外一边。我的心中很惶恐，感到眼花缭乱。这也许可以解释我的这场惨败，比分是6-0,6-2，在这个下午我只拿下了两局。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教给了我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事实上我已经能够和这些最好的球员一争高低；第二，我属于这种大型舞台，我属于这种顶级赛事。当然这也表明了我的前进之路任重道远，我必须变得更加优秀，变得更加强大。塞莱斯最终闯入了半决赛，整个晋级之路只丢了几局。她在半决赛中输给了玛蒂娜·辛吉斯，然后在决赛中辛吉斯输给达妮埃拉·汉图楚娃。我这一生中要打无数场比赛，要战胜无数的人。除了比分外，我记不清关于那场比赛其它的事情了，但我记得比赛中结束之后，在更衣室里当玛丽·费尔南德斯看到我哭泣时，把我紧紧抱在了她的怀里。 （来源：网球之家 作者：Maria Sharapova 编译：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