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虢之封
安徽 郭文山
最近，听到有些朋友说：西周早期并没有“东虢”，最早虢国只封雍虢一处，东虢是后来才封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现就此发文做些探讨，以期辨明事实，避免以讹传讹。
西周大封诸侯，是在武王克商的公元前一0四六年，也就是周武王十三年。《竹书纪年》载：“十三年，……荐殷于太庙，遂大封诸侯。”而武王十五年，就将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运往了洛阳。
《竹书纪年》载；“十五年，……冬，迁九鼎于洛。”
《尚书正义》载；“……武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欲以为都，故成王居焉。”
武王是早就统筹谋划要建都于洛阳，也看得出这是大政治家、军事家的谋定而后动。既然是要建都于洛阳，那对国都的安全就必须要考虑，故才有封东虢于虎牢以拱卫洛阳。
“虎牢”一词是后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史籍中的时间，是周穆王十三年。《竹书纪年》载；“十三年，……冬，蒐于萍泽。作虎牢。”
《穆天子传》载；“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搏虎，必全之，乃生搏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而畜之东虢，是曰虎牢”。
“虎牢”所在地，原先是称“制”。《左传》杜预注：“……今荥阳县、成皋县，故虎牢，或曰制。”
《前汉书》顔师古注：“成臯【故虎牢或曰制。师古曰：'《穆天子传》云：七萃之士生捕兽，即献天子，天子畜之东虢，号曰：兽牢’】”，
从地名的称呼能看出，一个地名的改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称“制”到称“虎牢”，再到称之为东虢，是有时间沉淀的。从武王封虢于制，到穆王十三年时称呼东虢也才六七十年时间。所以对“东虢封于周武王时”的这个史实，应该不用怀疑。
《尚书》载；“公曰：“君奭！天寿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灭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
《尚书》注解；“……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文王没，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几辅相武王蹈有天禄。虢叔先死，故曰四人。”
《尚书正义》注解；“……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应长，故言“先死”也。郑玄疑不知谁死，注云：“至武王时，虢叔等有死者，馀四人也。”
文王时助力兴国者五人，虢叔是位居首功。可见虢叔在兴周时的丰功伟绩。武王胜利时不封，不管从那方面说也是不合理的，再往后也就更没有再封的理由了。任何朝代的更迭也都是按功行赏。再说武王大封时，周公已主政。而虢仲、虢叔不单是王卿士（1），虢叔还是周公之师（2）。所以东虢当是周武王所封。而并非只封雍一虢。再说两公封于一国也有违礼制，这样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从上述的论据中应不难看出，东虢应是武王所封。封东虢于制（虎牢），既是为了保卫洛阳，最重要的也可能是防范于当时未收服的“淮夷”。西周时曾多次对淮夷用兵，但直至西周结束也未完全收服。可见在当时淮夷对西周是有很大的威胁，只有封最忠贞的强力军在此以镇慑。
《竹书纪年》载：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周成王四年四月“王师伐淮夷，遂入奄”。
周穆王十三年，“秋七月，……徐戎侵洛”。
周穆王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
周厉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
周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王归自伐徐，锡召穆公命”。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封东虢于虎牢，是把东虢作为东都洛阳的屏障。
关于东虢到底是谁的封地？这里也作为探讨。谁封于东虢？历代史学家也无定论。
说虢叔封于东虢的有：《左传》杜预注：“虢叔，东虢君也。虢国，今荥阳县、成皋县，故虎牢，或曰制。”
《国语》和《左传》载：“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郡国志》载；“荥阳有虢亭、虢叔国。”
《太康地记》载“……荥阳新郑之虢为虢叔所封，在陕县之南，故当年虢仲之北虢，亦得西虢之名。”
《戰國策》载；“……西虢，仲之封，在岐。東遷自此之上陽為南虢。東虢，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
说虢仲封于东虢的有：《春秋左传正义》载：“贾逵云：虢仲封东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
《国语》注：“韦昭…虢，东虢也，虢仲之后，姬姓刀。”
从上述记载，本人倾向虢叔封于东虢，原因有二。一是根据地名称呼，虎牢原称叫制，《国语》和《左传》中都记载郑武公以制是虢叔之封地，是世人皆知的，现转封弟弟也怕人闲话，以此来劝说其母亲放弃为武公弟讨要此处封地的动议。既然找借口就要找合适的，此时如果虢叔不是有很高声望的人，郑武公是不会拿他来说事的，何况拿无声望的泛泛之辈当说词，武公也劝阻不了母亲，尤其是郑武公这样一位致孝之人。
此处郑武公所称“虢叔”当是第一任东虢国国君虢叔，余后再无有如此威望的虢叔出现，以至于有人感慨：虞，虢虽为三公，无过可退，无功可进。《周礼注疏》载；“若虞公、虢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称公者，此殷时称公，武王灭殷，虞、虢无过可退，无功可进，虽周之亲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称公也。” 只有首任国君虢叔，既是文王卿士（1）也是周公之师（2）。只有拿虢叔这样有很高威望的人说事，他母亲才能接受。故此，我才认为此处郑武公所称“虢叔”，当是东虢首任国君虢叔。
二是夏阳（下阳）复封，或许有很多人认为上阳之虢和夏阳（下阳）之虢为同一虢国。如是一国，就谈不上复封，最多也只能称其为扩大疆域。否则后人就不会有“无过可退，无功可进”的感概了。对于“一国之说”很早就有史学家质疑过。
如《春秋左传正义》载：“……案：传上阳、下阳同是虢国之邑，不得分封二人也。若二虢共处，郑复安得虢国而灭之？虽贾之言亦无明证，各以意断，不可审知。”
《春秋公羊传注疏》载：“夏阳者何？郭之邑也。曷为不系于郭？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疏]夏阳者。○解云：欲言是国，天下未有；欲言是邑，而不系国，故执不知问。”
《春秋谷梁传》载：“◇僖公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师、晋师灭夏阳。非国而曰灭，重夏阳也。虞无师，其曰师何也？以其先晋，不可以不言师也。其先晋何也？为主乎灭夏阳也。夏阳者，虞虢之塞邑也。灭夏阳而虞虢举矣。虞之为主乎灭夏阳何也？”
不难看出，何休、杜预也对一国之说提出质疑。再有值得细品的是，在《春秋传》中对夏阳（下阳）之失用的都是灭。
《竹书纪年》载：“惠王，十九年，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公命瑕父、吕甥邑于国都。”
《水经注》载；“《竹书纪年》曰：晋献公十有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献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
《左传》载：“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春秋谷梁传》载；夏阳者，虞虢之塞邑也。灭夏阳而虞虢举矣。”
《三家注史记》载：“……虞公许之，且请先伐之，遂伐虢，灭下阳。”
《春秋公羊传注疏》载：“以此言之，即知僖二年'晋灭下阳’。”
《孟子注疏》载：“二年，假晋道，灭下阳是也，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其虞、虢之谓也。”
如果夏阳（下阳）只是一国的附属地，就只能称“夺”！而不会用“灭”了。尤其是《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更为明确，如果北虢不是国？怎么称灭？又何以命瑕父、吕甥邑于国都？这里的邑于国都，很明白的告诉了将北虢国都下阳并作为晋国的一邑。郦道元作《水经注》时也赞同，故才改称“虢都”。由此可看出下阳是北虢的国都应该是史实。
再有在周桓王时，朝中曾一度有两个虢公同时在朝为官。一国又怎么可能有二个国君？《左传》载：“◇隐公八年（前715）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桓公五年（前707）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
桓公八年（前704）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
桓公十年（前702）春，……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从上述这些论据中足以证明，南虢和北虢当是两国。记载中的虢公忌父和虢公林父，应该有一位是字“仲”，而另一位应该是虢公丑的父亲。至于谁是仲？谁是叔？记载也并不明确。
《春秋左传正义》载：“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
《国语注》载：“……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
清·马骕在《左传事纬》中载：“虢；虢公忌父 虢公林父【亦曰虢仲】 虢叔 虢公丑，臣；祝应 宗区 史嚚 舟之侨”。
晉·杜預在《春秋釋例》载：“虢；虢國，姬姓，文王之弟虢仲後也，今年晉滅之。虢仲，虢石父，虢文公，虢公忌父，虢公仲郭，虢公醜，虢公林父（大夫），祝應（太祝虢大夫），史嚚（太史虢大夫），宗區（宗人虢大夫），舟之僑（虢大夫）”。
宋·李昉《太平御览》载：“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
从上述记载中很难分清谁是仲后？谁是叔后？但记载有两个虢公同时在朝是事实。一国不可能有二君，两个虢公为同一个“虢国”，是不符合礼制的。诸侯国中不可能有二公的存在，故应该是两国。
说到复封，笔者认为是平王许诺，桓王实封东虢后裔于夏阳（下阳）。《左传》载：“隐三年（前720），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
据此，笔者认为周、郑交恶不应该是单一为职权，因为为职官即使有不愉快，也不会闹到互为“质子”的地步。从《左传》上述记载中也可看出，封官当是明面上的事，即便平王不承认也赖不掉。只能是许诺的事，明的并未公布，当又可实施。是一事两便，各得其所。所以我倾向于虢有南、北两国（两虢），否则于礼不合。再说不复爵又怎可封职？虽然说春秋无义战，但礼法应还不至于乱。故此处的“王贰于虢”应当是二次复封东虢后人，才又再封官。
宋、罗秘在作《路史》时也是以礼序之封，晋灭之的史实。所记载的“序之封，晋之灭”才有其合理性。这里的合理也是合礼，《周礼》有职官序，故此处的“序之封”当是以职序而封。
《周礼》载：“…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进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会，六曰以叙听其情”。
《周礼注疏》载：“○释曰：六官皆云“乃立”者，以作序之由，本序设官之意，故先云以为民极，次云所设之官，故皆云“乃立”，腾上起下之辞也。”
又载；“○释曰：案下宰夫八职云：“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郑云：“治叙，次序官中，如今待曹伍伯传吏朝也。”
再载；“○释曰：……《大雅·桑柔》诗，序，是先后次第之言”。
至于为何后面的记载只见虢公丑、虢叔，而不再见虢仲。这是因虢仲在鲁桓公十年（前702）违礼而行，被周恒王惩罚所至。
《左传》载：“【传】十年（前702）春，曹桓公卒。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既然要伐其国，应该也就夺其爵了。因此虢仲奔虞后就再无记载。因是王师讨伐，只夺其爵，而未亡其国。
对于复封东虢后裔于夏阳，既显示朝廷需要用人，也是因为自携王垮台后，虢人也还是尽心尽力地在保周。这从平王很平顺的夺地中可见端倪，虢人并没对朝廷作反抗。这才导致平王有心复封。但也可见当时朝廷的无奈。因东周的王权也就只有在成周这块了，别说各诸侯国，就是西周之地也多各自为政，实无王权了。
《竹书记年》载：平王二年，赐秦、晋以邠、岐之田。这里虽然说的是赐，实际就是被掠夺了。
《读史方舆纪要》载：“……平王东迁，赐秦以岐、丰之地，而周始弱；既又割虎牢畀郑虎牢，见前，酒泉畀虢酒泉，或曰今河南府渑池县地。襄王又畀温、原数邑于晋。温、原，俱见前子男国，畿甸益削矣。杜氏曰：……于是东西周同于列国。吴氏曰：……自此以后，东有王，西有公，而东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少子班，又别封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而班之兄，则仍公爵居王城，为西周武公。自此以后，西有公东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为一也。”周自平王东迁始，势力渐弱。故只能将东虢之后裔，封于夏阳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以使安抚虢人之心，也更增加了虢人对朝廷的忠贞。
平王东迁后，为何夺东虢之地给郑国呢。郑国在平王东迁时固然有功，但虢国也是姬姓，同宗何以无故反目？目前没看到有对这事的评述。
今提出我自己的浅见：为何平王会夺东虢之地？这应该和虢公翰有关。这里是从人性去推论，假如虢公翰是东虢国国君。《竹书记年》载：“周幽王，十一年春正月，……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造成周携王和平王的二王并立。虢公翰既然保携王与平王分庭抗礼。平王自然会很生气，所以才会导致平王夺东虢国之地于郑。如东虢行事没违礼制，朝廷也就自然没有理由夺其封地，既然夺封地自然就夺其爵了。因古人行事都是遵循于礼法。这只是推测，于史无据。
本人才疏学浅谨以此文起到抛砖引玉，望有识之士参于，以还历史原貌。
注释：
（1）《左传》载；“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
（2）《韩诗外传》载：“……臣闻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