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欢还是旧爱？推荐10款灵魂不灭的文艺女神（上）
张曼玉饰阮玲玉
这些年，我们消费过不少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红粉”、“闺秀”、“才女”、“名媛”、“巾帼英雄”：巩俐饰的潘玉良，张曼玉饰的阮玲玉，姜子怡饰的孟小冬，周迅饰的林徽因，张柏芝饰的周璇，伊能静饰的陆小曼，刘若英饰的张幼仪，黄奕饰的秋瑾，杨紫琼、张曼玉、邬君梅饰的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董洁饰的杨之华，范志博饰的石评梅，尹春德饰的向警予，练束梅饰的陶咏斯等等。而这次影片《黄金时代》更是群星闪耀，萧红、丁玲、许广平、梅志、白朗等多位民国女子集中出现在这部电影中。即便如此，那段时期还剩一大串名字依然是众多编剧和导演心仪的电影题材：吕碧城、黄逸梵、胡碟、蓝平；庐隐、白薇、凌叔华、冰心、苏青、张爱玲、苏雪林；“合肥四姊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杨绛……侯孝贤、李安这两位大导演曾先后表示过，想将金安平的著作《合肥四姊妹》搬上大银幕。
这群二十世纪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女性，大多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而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民族救亡、抗日存亡的革命浪潮，以及性解放、男女平等的世界大潮中，有文学家、翻译家、艺术家，也有演员、歌女、名伶，还有革命者、移民者、殉道者，她们的思想、态度、性格、理想、作风强有力地影响和塑造了那个时代，是人们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女神”。
在今天的文艺出版物、影视作品中，她们被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艺术天才”、“革命女神”、“情爱天使”、“女权旗手”、“时代使者”，时过境迁，她们俨然成了她们所处那个年代的象征及精神符号。总的来说，这群往日世界的新派女性，她们有几个相似的地方：一、家庭出身殷实甚至富足；二、接受过新式学堂甚至留洋教育；三、 追求恋爱自由及婚姻自由；四、拥有自己的文化圈子；五、深受时代浪潮洗礼。
在我们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女人们渴望成为女神、男人们追逐女神的时代，这些独立、自由、个性的新派女性成了一面镜子。作为导演，他们想再现这面时代的“镜子”；作为观众，他们想从这面镜子中窥见自己。导演再三重拍这个时期的女性电影，文艺青年将她们的故事反复咏叹，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将她们塑造成精神偶像，文化批评家忙着撰写关于她们的评论，海外学者忙着召开她们的研讨会，近代史学家忙着将他们写入厚重的革命史卷，传记作家则在拼命挖掘他们的生平八卦情史轶事等，由此，“民国范儿”“民国女子”“民国气质”“民国红粉”等新鲜词汇热度甚嚣尘上。
石评梅和庐隐
她俩的命运跟萧红有几分相似。很多人今天还记得她们的名字，大致是因为以下几方面原因：一作品。她们被后人冠誉为“民国才女”，当然有不少作品传世，石评梅有《红鬃马》《匹马嘶风录》《墓畔哀歌》等，庐隐有《海滨故人》《曼丽》《归雁》《象牙戒指》等。这些作品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拜读，还真是个问题。但可以肯定，近代文学课上讲到“民国文学”、“革命文学”或“五四作家”的时候，教授们肯定会提到她们。二爱情。她们的爱情故事即便放在今天，依然令人感动。石评梅与高君宇的爱情堪称琼瑶式的纯情经典，庐隐与李唯建的姐弟恋也是文坛佳话。前者的爱情故事早就搬上大屏幕，看过电影《情归陶然亭》和小说《象牙戒指》的朋友，肯定会唏嘘半天：那时候现实中的爱情真像今天电影里的爱情。三厄运。她们的一生非常短暂，庐隐只活了三十六岁，而石评梅连二十七岁都不到，这样的命运再加民国乱世那样的历史背景，她们的人生传奇性更加壮烈。有才华、有情爱、有悲剧性色彩，这几乎完全吻合今天文艺爱情片创作定律，如此一来，这些真实的历史故事，也就找到了消费市场和消费对象。
石评梅
他们的故事通过电影表达出来，普遍散发出一种“质轻气薄”的观感。电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将她们的故事戏剧化、娱乐化、功利化了，变成了一种符合工业制作流程和商业标准的产品，甚至，很多时候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好恶，创作者故意选择回避历史真相，故意忽略她们的真实生活和真切情感，以及那些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真正在乎的命题，诸如：求独立、求平等、求解放、求自由，革命、情爱、女性、身体，以及这些命题碰撞擦出来的火花，被统统抛弃。如果只有戏剧情节没有历史叙述，如果只有时代视角没有历史视野，如果只有娱乐情怀没有历史担当，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读她们的现代意义，从她们这些鲜活的历史人物身上获取某种人生的力量，电影“质轻气薄”就在所难免了。
庐隐
这种文化消费养成惯性之后，改变了观众的预期。很多人在期待许导的《黄金时代》时，几乎至始至终在纵容了这种预期。他们希望在电影里看到萧红连绵的情史，看到民国各种乱象，看到不堪入目的苟且，看到自身欲望的投射。他们不是想借影片潜入历史的洪流深思，还是想借影片洗一次桑拿。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萧红跟石评梅、庐隐的经历很像，但许导拒绝拍出跟她们的传奇故事相似的影像。许导故意拿掉了萧红身上的戏剧性，以及足以吊足胃口的历史八卦，她回到了历史叙事和史诗叙事双重结构，追求真实生活和真切情感的再现。这导致许导呈现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的文艺工作者们，与观众的预期形成了瀑布式的落差。很明显，我们并没有消费到一个通俗、直接、微痛感的“情归陶然亭”式或“象牙戒指”式的传奇爱情故事。
我不确定有多少人愿意跟随汤唯演饰的萧红进入民国那段尘封的历史，并愿意走进她们饱蘸生命激进意志创造的作品，重新发现石评梅、庐隐们，重新定义那段时期女性们的存在，重新清理自身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库存。
这些年，我们凭借惯性、成见、理所当然去消费文化的时候，离文化本身不是更亲近、更清晰，反而是愈加模糊、变形。如果将萧红的故事简单化，传奇化，戏剧化，情色化，我们可能得到一个“潘金莲式”的萧红，一个“小龙女式”的萧红，一个被抬上神坛或祭坛的萧红，从消费奇观来说，这完全符合现代人的心理，但也因此失去了我们今天还在继续解读那段历史，继续鉴赏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全部意义。
丁玲和白薇
部分观众在观看电影《黄金时代》时表示，他更期待能看到一部关于丁玲的电影。电影作品还没面世，重量级出版物《丁玲传》倒是横空出世。从这本传记可以看得出，丁玲的一生过于曲折漫长，可以说等于萧红的几生几世，而且她这种漫长还不是海岸线高速公路那种不见尽头的漫长，而是青藏高原九曲十八弯峰回路转的绵延。
丁玲
历史学家高华在《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一文中，说到一件有关她的小事：一九三六年秋，丁玲在前往陕北的途中到达西安与潘汉年不期而遇，潘汉年劝她去巴黎为红军募捐而不要去保安，但是丁玲没有接受潘汉年的建议。为什么？在影片《黄金时代》里，一九三八年的丁玲和萧红谈心时说过一番话，“在延安，我参加整理红军的历史文献资料，正在编辑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们撰写的回忆录《红军长征记》。面对从各地不断送来的写在各种颜色、各种纸张上的文章。那些伟大的事迹、伟大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纸上调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从我开始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我身上就被两种力量撕扯着，我的血脉注定了我作家的生活，可我灵魂里却滚动着一个战士激情。是到了延安后，我决定放弃纸上笔墨，我要用生命和实际战斗去写一部大书！”这番话可以看作上述问题文学性的答案。另一个答案是：因为毛泽东。我们可以从李向东、王增如合著的《丁玲传》中找到丰富的线索：她和他是湖南老乡；她跟他的夫人杨开慧是曾住过隔壁房间的中学校友；她在周南女中的语文老师是他的同学；还有，她的启蒙老师陶斯咏是她母亲的同学，也是向警予的同学，而陶斯咏是他的初恋女友、向警予则是“我党惟一的女创始人”（毛泽东语）……为了这种命中注定的关系，她舍弃巴黎，去了保安。
诚然，丁玲在革命年代成为左翼阵营重要的文艺女性，曾被主席赞誉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在建国初期担任了宣传、文化方面重要职务，并凭借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风光期间，毛泽东还陪她泛舟昆明湖上。但随后，这位创作出“莎菲”“贞贞”“陆萍”“黑妮”的大作家，在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学之中陷入漩涡，遭受接二连三的灾难：一九五五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被投入监狱；一九七五年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直到一九七八年后，才返回北京。高华对此分析：“丁玲的'问题’就是她的个性和她的写作，她希望以笔为枪，成为革命的主角，可是一写作就当不成革命的主角，她个人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可以帮助她摆脱这个困境的就是革命领袖的欣赏和保护。”
作为“高度政治化的女性”，近代历史学家将丁玲写进革命史；作为“思想丰富、才华卓越的大作家”，文学评论家又将她写进现代文学史。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丁玲早期的一些作品，包括《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对她早期的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另一位研究“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课题的文学学者刘剑梅，她的博士论文《革命与情爱》，曾有专门章节分析丁玲及她的文学作品，刘博士也认为，丁玲的文学创作有一个从内心向外转的过程，整个过程逐渐把个体的东西完全献给革命和集体了，自我也就不可避免地消失了。她将这种现代知识分子逐渐丢失我的过程，形容成“自掘心”的过程，认为投身革命之后的丁玲“把心掘出来自己吞噬下去”，久而久之，逐渐演变成“一个被政治意识形态改造的人”。
相比刘剑梅“自掘心”的文学性解释，画家陈丹青的眼光更“毒辣”，他“看脸”就能看出问题：
到了１９７９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这批文代会代表索性不是文艺家，不是名人，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愿意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我想，鲁迅先生不会去参加那样的会议的。
学者刘剑梅在论述“革命与情爱”主题的时候，还说到了一位革命时期左翼作家：白薇，称之为“歇斯底里的女性写作”。这位毛泽东口中“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于一九二六年从日本留学归国，行李箱里藏有她的诗剧《琳丽》；随后几年，她加入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以及左翼作家联盟，在鲁迅主编的杂志《语丝》发表了《革命神受难》等戏剧，并为丁玲主编的杂志《北斗》撰稿；革命时期，在重庆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建国后，先后担任过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白薇评传》作者白舒荣回忆他第一次去见白薇时候的情形，“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作家，不要找我。几十年前的白薇早死了！”
杨骚和白薇
比较丁玲和白薇的人生，几乎像在相互照镜子。现在来看，她们当年创作的作品，特别是那些为政治宣传而写的东西，已经没有多少文学价值，正如夏教授当年所说的那样，她们的一生比她们的作品更有历史意义。她们作为革命女性的意义远远大于作家的存在。
高华在另一篇《革命女性陈琮英》的短文中，素描一幅“女革命党”群像：“自'鉴湖女侠’秋瑾以降，这条脉络经何香凝等，一直到了向警予才连接上，女革命党也转换为女共产党员。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中，既有人们熟悉的革命烈士杨开慧、何宝珍等，也有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邓颖超、杨之华、康克清、刘瑛、李伯钊、钱瑛、曾志、帅孟奇、陈少敏、陆璀、陈修良，还有朱端绶、夏娘娘、邓六金、王定国、陶承等一大批隐身在镁光灯后的革命女性，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撇开了大作家、文学标准及革命文艺等因素，高华给予了这群革命女性极高的评价：“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从容，目光远大而恢弘。”这或许也是丁玲、白薇们她们想听到的历史评价，但她们的阵营不仅仅贴上“革命女性”的标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头衔——她们是作家。
对丁玲的作品评价，学者刘剑梅说得非常直接，“我觉得她的文学性不如萧红和张爱玲，她的早期作品就不如那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优秀，而投入革命之后，更是逐渐把文学变成阐释革命意识形态的工具，就更无法跟张爱玲和萧红相提并论了。”当然，从革命、爱情和政治综合因素来考虑，丁玲的一生远比萧红复杂。高华说“丁玲的一生凸显了廿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在他看来，这个命题包括了“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新出版的《丁玲传》厚达八百一十六页，远远超过了葛浩文当年的博士论文《萧红传》的篇幅和容量。如果有导演要将丁玲的一生搬上大银幕，它又将从何说起、从何结束？
杨绛和张充和
如果说冰心（1900-1999）是“世纪老人”的话，她们俩就是比“世纪老人”还老的人，可以称之为“横跨两个世纪的女子”，张充和102岁，杨绛105岁（刚刚仙逝）。如果说萧红、石评梅、庐隐是“天妒其才”的女子，短暂的一生留下不少的遗憾；那她们可以称得上是被上帝垂青的幸运儿，爱情、婚姻、才情、事业及健康，样样不缺，称得上十全十美。今年（2015）刚刚辞世的张充和在互联网世界引发一阵热议，被冠之为“最后的闺秀”、“天涯晚笛”，其实，在前面提到的金安平女士著作《合肥四姊妹》出版之后，关于张充和的话题就一直不断，影视圈早就想改编她和她们姊妹的故事。
先说说杨绛。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杨绛在文化界刮起了一阵旋风。八十年代出生的文艺青年，现在他们的书房里至少有一两本杨绛的作品。我也珍藏了她的几本小册子，《干校六记》，还有《我们仨》和《将饮茶》。特别是《我们仨》，二00三年七月初版，一直在重印，到二0一0年八月的时候，已经重印了三十二次，印刷了六十九万四千册。批评家给予这本散文集子很高的评价。二0一二年，一0二岁杨绛出版两百五十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曾出版过《杨绛文集》，共有八卷。
杨绛年轻的时候（右）
曾经读过的杨绛现在忘记得差不多了。只记得有位编辑朋友偶尔起过，她的长篇小说《洗澡》比其夫君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写得还要好，由此，用心将书名记了下来，想着，总有一天非得拜读不可。这么多年过去了，终究还是置若罔闻了。如今，旧事重提，并不是想要搬出她的作品重新读过，而是想到，她与萧红同年生，萧红早在七十多年前就被时代遄流裹挟而去，但她却一直被上帝捧在手掌心里。在新时代新世界，杨绛比在旧时代往日世界获得更多更重的赞誉，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活下来，只有活下来才是根本，要是萧红能活到现在能有多好。
参照杨绛这面镜子，萧红一生背道而驰。杨绛大学毕业，萧红中途肄业；杨绛赴英法留学，萧红去日本疗治情伤；杨绛与钱锺书提携到老，琴瑟和好，萧红情海坎坷离奇，历尽艰辛；杨绛执教高校，译文著作，书斋怡情，萧红飘零江湖，寄养旅店，四海为家；杨绛颐养天年，笑看风云，淡泊人世，萧红三十华岁，抱病早逝，孤苦终生。如此萧红，好似是彻头彻尾身处逆流。但因为穿越时代的文学作品，她又天真又伤感，又年轻又光洁地活在现代读者的心中。比较而言，我们被杨绛触动的是时间的长度和厚度，而被萧红触动的却是时间的浓度和密度。
张充和是另一面镜子。
她是张家四姐妹里的老么，在中国人古老的观念里，老么总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张充和确实是张家四姐妹最幸运的，也是她那一代人中最幸运的。她的大姐元和出生于一九0七年，在《合肥四姊妹》中，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这样写道：“秋瑾就义的那个夏天，陆英有了身孕。”前文中，她花一章节描述张充和母亲陆英的婚礼，并刻意穿插了秋瑾的故事，“陆英婚后一年，一位名为秋瑾的女性，受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案的牵连，在邻省浙江被处死。”继而，金安平又提出：“陆英会感同身受秋瑾的痛苦吗？她是否被秋瑾和秋瑾的死亡打动过呢？”后来，我反反复复推敲金教授在这里用较大篇幅提及秋瑾的用意，是暗示陆英有受秋瑾这样时代新女性的启蒙呢？还是以一死一生来暗示张家诞生下来的孩子未来会走向新女性的道路？我左思右想，不得其旨。
但毫无疑问张充和是幸运的。她的幸运与杨绛稍有不同，杨绛作为新女性是将留学英法后取得的西学传授给中国后人，而张充和作为新女性，是将诗词、书画、昆曲、音乐等集合于一身的中国传统艺术传授到海外。杨绛的学问根基离不开早期的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等，而张充和的旧学修养却是直接从老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哲史大家余英时先生在《张充和诗书画选·序》中作出了他的解释：
充和何以竟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有“无所不能”的造境？这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上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
张充和的书法艺术，得益于幼时师塾朱谟钦先生的悉心指导，后来又师从学者兼书法家沈尹默先生，研习汉碑和古代墓志，再加上长年累月的临摹修炼，才大达到余先生所说的“天人合一”的高古造境。而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期间，她又得到胡适、钱穆、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等师友的点拨提携，以及姐夫沈从文的言传身教；日后，又与卡之琳这样的新派诗人、章士钊这样的饱学之士结交，见贤闻达，乃至日后学养俱臻。
张充和和傅汉思
与德裔美籍学者傅汉思结婚后，张充和于一九四九年赴美定居。
她知道如果留在中国，她将不得不中止工作。在这方面，她承认自己和姐夫沈从文相似，和姐姐兆和倒不大相同。和沈从文一样，充和从小就没有受过外界信念的影响，她在合肥自己的小天地里成长，从来没有人鼓励她要树立救中国、救全世界的崇高理想。她从祖母那里学到了慈悲，也知道了一切该有的为善之道。
这是金教授在《合肥四姊妹》接近尾声时的一段话，是她对充和前往美国定居的解读和交待。读到这里，我又想起金教授在前文中提及的那句，“秋瑾就义的那个夏天，陆英有了身孕。”比照而言，这句“从来没有人鼓励她要树立救中国、救全世界的崇高理想”，仿佛是接下去说的话，难道，金女士在元和出生那年提到秋瑾，只是为了伏笔这一刻张充和从时代漩涡中的华丽转身？
很遗憾萧红命运中注定没有这样从时代遄流中华丽转身的时刻。
如今，我们在谈论杨绛、张充和，或许应该还有冰心、凌叔华、苏雪林她们的时候，撇开这些因素：一是羡慕，羡慕她们的家世、学历、丈夫；二是嫉妒，嫉妒她们的才华、见识、视野；三是吹捧，吹捧她们阅历、学养、作品，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呢？剔除掉我们骨子里的虚荣、偏爱以及成见，再来看与她们同时代的作家萧红，我们是否会在不同的天秤上称出同样的重量。如果命运是一架错失的天秤，那时间的浓度和密度能弥补这种命运的遗憾吗？萧红停留在她那个时代里的最美一瞬，而杨绛、张充和、冰心、凌叔华、苏雪林们又带着那个时代的印痕，并超越了那个时代，这两种不同的美丽，能否被同一架天秤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