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消防：清朝皇帝关注消防治理
康熙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国内政局趋于稳定，社会治理已获较大成效，但康熙皇帝外出时，仍念念不忘皇宫的安全，专门谕旨太监小心火烛：
“近日朕愈加喜悦，宫中不必挂念，惟嘱咐尔等，时近冬至，阳气初生，多风多燥之际，必须小心火烛，凡紫禁城内皆传知，特谕。”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十日(1684年4月24日)，北京正阳门外民居失火，康熙先派人到火场观察情况，发现附近官兵无人扑救。就一面下令遣宫内大臣侍卫往救，一面亲自登城指挥，终于将火扑灭，对官兵不救火一事，康熙非常恼火。第二天，即三月十一日，谕旨大学士等：
“昨日正阳门外被火，朕数遣人往视，该城及属坊巡捕等官，并无一人在者，亦无救火之人。因遣内大臣待卫往救，火势方炽，未能旋熄，朕亲自登城指挥，方得扑灭。该城及司坊巡捕营等官，是其该管之处，职分所在，平日不加谨提防，遇火又不急救，殊为怠忽。左都御史科尔坤、兵部侍郎郭丕、阿兰泰奏称，臣等留视，俟火势熄灭方回，及朕回官，使人看时，伊等亦已散去。城外等汉官所居之地，遇此等事，亦应协力料理，及置若罔闻，袖手不顾，则他事亦因循坐视可知。伊等皆国家大臣官员，凡事当视若一体，乃于身外一不关心可乎。尔等可将此旨，传谕吏兵二部及都察院知之。”
从谕旨可以看出康熙对官兵在大火面前袖手旁观的愤慨，并以此类推，指出对别的事也会“因循坐视”。这是对臣下十分严厉的指责。时隔三年，至康熙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1687年3月23日)夜，北京正阳门又着火，汉官仍袖手旁观不事扑救。对此，康熙除恼火外，提出了救火防火的组织安排。在第二天的谕旨说：
“昨夜正阳门外失火，汉官皆不事扑灭，但袖手旁观。八旗都统、副都统、五旗护军统领不预值宿。今可于要地，分班轮值，若遇火，即为扑灭，倘有传集之事，亦易齐聚。方今时际升平，伊等并无效力之处，分班轮值，以尽勤劳，份所宜然。今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五旗护军统领会议闻之。”
大学士接旨后不久回奏：
“臣等传谕八旗都统等，据伊等会议，分班值宿，两黄旗于地安门、两白旗于东安门、两红旗于西安门、两蓝旗于东西长安门，更番预备，如遇何方失火却往扑救，其官兵应派数目，交兵部议奏。五旗护军统领，或令入班预备，或仍于该旗王等门上看守，请旨定夺。”
康熙朱批：“所议甚善，其护军统领，仍令照前。”从此，遵照康熙皇帝的谕旨，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扑救火灾被明确定为清朝军队的任务之一。
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丙辰(二十四日)，光明殿东柴厂发生火灾，康熙皇帝去现场视察，发现守巡官兵松弛，无人值班，甚为震怒。第二天就发一道相当严厉的谕旨，命令军队负责人必须经常亲自下去巡察。如果粮食仓库出了问题，守视官员兵丁“必戮无赦”。谕旨：
“联昨幸五龙亭，因往视光明殿东柴厂内失火延烧处，守巡官员兵丁尽皆旷误。凡诸守视之地，以有关系，始设官员兵丁，若此怠忽，将来流弊，其何底止。可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等，嗣后各于本旗官员兵丁守视处，身往不时巡察，有旷误者，当参奏则参奏，当苔则苔责之。步军统领等，巡察该管官员步兵之便，其马兵守视处，并令巡察。至于米仓，所系重要，尤宜谨慎，倘有疏虞，守视官员兵丁必戮无赦。其下八旗都统、副都统等遵行毋怠。”
康熙五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康熙皇帝出巡，途中住在郭里口(今河北省)，行宫附近的赵家村居民赵可新等发生火灾，康熙亲率大臣救火，很快把火扑灭，并“赏被火之家各米粮面食”，又传旨慰恤“给银盖房”。当时负有地方保卫任务的总督管理直隶巡抚事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得知以后，诚惶诚恐，连忙上奏，称“患病在署，负罪无以自安”。康熙并未追究他的责任，只是在奏折上朱批：“知道了”。 康熙重视消防治理，为后世儿孙树立了榜样，并成为“祖训”，一直影响到清朝各代皇帝。
雍正
康熙之后的雍正皇帝，同样对消防治理极为关注。他首先在康熙建立的“八旗都统等分班值宿”的皇宫和京城的防火救火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专业的救火班。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议准：
“火班处官兵，向系八旗各自酌量派委，六七十人不等，嗣后今八旗于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内，合派军兵七十人防备，令该班大臣、参领等不时巡查，如有旷课，将官兵从严治罪。”
雍正十年(1733年)，雍正又批准：
“火班八处，每处派参领一人，官员五人，领倌五名，马甲四十五名。备激桶(即水龙或水铳)八下，每处派参领一人，官员三人，领催倌三名，马甲二十七名。”
雍正还拟订了救火班附近居住的官兵的职责。雍正六年(1728年)规定：
“凡夜间遇有传集之事，火班处附近居住之官员兵丁，即令赴该救火班之大臣处呈递名牌，听其指示遵行。”
雍正对各地的消防也相当重视。雍正六年(1728年)，荆州失火，雍正很快谕旨内阁，传令各省：
“省会之区，居民稠密，人烟凑集，一或弗戒于失，每比屋延烧。被火之家仓惶搬运，兼有无赖棍徒以救火为名乘机抢窃。地方官员各率领街役赴救，而必力不齐，且救火之具不备，难以扑灭。昨因湖广荆州居民失火，蔓延邻舍。行令该地方官，仿照京城置备救火器具，以资防范。今著各省督抚一体遵照，于省会之地，多设水桶、水铳、钩镰、麻搭之类、分贮各衙门。令文武各官派定人役兵丁，倘遇火警，齐集救护，即时扑灭，并将抢火恶棍查拿治罪。向例地方失火，延烧房屋较多者，地方官员例有处分，近多视为具文，或曲为掩饰。嗣后著该司严查参劾，不得徇情隐匿。其或赴救不力，以至延烧多户至数十家以上者，着据实查考，严加议处。至于各府、州、县，并令该地方官预备防范，以副朕恤民御患之意。”
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初六日，湖南常德北门的居民失火，延烧兵民瓦单房一百八十户，其一千零四十八间。对此，雍正谕旨说：
“朕屡降谕旨各地方有司预备救火之具，倘遇不虞，即竭力抢救，此非不可以人力扑灭者。今常德民居偶尔失火，遂至延烧房屋千余间之是该地方救火器具平日并不留心，而抢救不用力可知矣。常德如此，则他省地方可以类推。若传旨通行晓谕，嗣司倘仍疏忽，因一二家失火而延烧多户者，定将该地方官人重议处，该督抚一并察议。”
雍正还对档案库之类重要场所的防火工作作了特殊安排。雍正七年十月初一日(1729年11月21日)，吏部文选司失火，延烧房屋数十间，所有档案被毁，使处理公事失去依据，造成严重恶果。雍正从中吸取教训，对档案防火作了专门布置。在吏部的上奏中谕旨：
“嗣后各部院衙门存储档案之处，应委笔贴式等官，轮班值宿巡查。至内部本章及各衙门档案，皆应于正本外立一副本，另外收贮。如本章正本系红字批发，副木即批墨笔存案。其他档案副本，或另用钤记以分别之。如此，不但于公事有益，且可杜奸胥猾吏隐藏改换之弊。其如何详悉定例之处，著大学士、步军统会同九卿议奏。”
会议结果规定为：
“在京各衙门卷牍收贮之所，应派笔贴式轮班值宿巡查。各省督抚题奏事件，例有副本送通政司，嗣后应令一并送阅，俟奏旨后，内阁将副本遵照红本用墨笔批录，另储皇史成。其在京各部院复奏本章，亦照此办理。至部复正本，向来兼写清、汉全录案呈，不免稽迟时日。嗣后所办副本，应无庸全录案呈，只以汉字缮写。又，各部院一切档案，应另立一册，将全案备录，印信铃盖，挨次编号。其存贮之所，亦酌派笔贴式值宿巡查。”
雍正这个“于正本外立一副本，另外收贮”的办法收到很大效果，使一些衙署大火之后仍然保留档案。特别是《四库全书》也沿用这个办法得以保存了下来。
乾隆
雍正之后的乾隆也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对消防治理也相当重视。在位期间，在朝中大臣和各省总督巡抚等关于火灾情况的奏折上作了批示、并传谕军机大臣等的，仅《中国火灾大典》收录的就达54次，为清朝10个皇帝中最多的。乾隆登基之后，首先进一步加强京城和皇宫的救火班。乾隆六年(1741年)，谕旨：
“复定八旗火班八处，每处满洲、蒙古、汉军旗更番轮值，以都统一人，参领二人，参领以下官八人，领倌八人，骁骑十二人。如遇旗界及接壤之地有不戒于火者，都统等即领值班官兵半数往救，其余官兵仍留该班处备用。”
乾隆十年(1745年)，进一步明确：
“值火班之三旗部统内，如有别样执事差遣、患病、侍服，不能到班者，其余都统、副都统，如尚有三人，即照常值班。若只剩一二人，各该旗于正参领、或男以上世职官内，拣选贤能者一人值宿，仍将职名咨送兵部。”
如此规定之后仍有官员怠情不遵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议准：
“八旗大臣内有应进火班并无兼职者，亦不常去，惟将各旗派出兵代替进班臂辖，不免怠惰。嗣后，凡值火班大臣等遇失火之事，带领官兵务须全去扑救，不得因循塞责，仍将职名报兵部严查。”
乾隆在严格救火班纪律的同时，也及时奖励消防有功人员。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福建巡抚因福州城中支河少水，遇有火灾多不可救，设法修复了福州城中已淤塞多年的七口古井，以作救火水源。巡抚将此事上奏朝廷，乾隆阅后即在奏折中指示：“嘉奖”。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北京地安门外失火，当地驻军奋力保护地安门，使地安门附近居民安然无悉。乾隆奖励参加此次救火兵丁，特谕旨：
“地安门外旗火距地安门甚远，该步营兵丁尚能保护地安门，甚属勇往，普施恩所有保护地安门人员，每人再赏给银二两，以示鼓励。”
对各地的消防治理，乾隆即位后，重申了雍正的有关谕旨，督促各地官员做好消防治理。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谕旨：
“地方偶遇火灾，若平日救火器具完备，临时又着力抢护，原可早日扑灭，不至延烧多家。雍正六年钦奉皇考世宗宪皇帝谕旨，令各省督抚于省会及府城仿照京城之例，置备水桶、水铳、钩镰、麻搭之类，分贮各衙门，令文武官员并派定人役兵丁，一遍火警迅速齐集抢救，不使蔓廷……我皇考为民御患之谕旨，至详且悉。朕御极以来，又复再三训饬矣。今看各省情形，似有视为具文之意，且器具日久敝坏，亦应随时整修，方有力求于实用。着该部行文各督抚将军等，务遵皇考谕旨，严饬所敬奉行。倘有怠忽从事者，经朕访问，必于该管大臣是问。”
乾隆还对一些消防的特殊问题和特殊部门的消防工作做了特殊的决定。首先是打破陈规，凡遇宫内起火，要立即开启离火场最近的宫门，让宫外的王公大臣进宫救火。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1783年)乾隆通过军机大臣阿桂传谕总管等：
“嗣后宫内等处偶遇火烛之事，总管等量其相近之门开放，不可着外边人绕道，如开较远之门，未免迟滞。”
不过，乾隆的这个规定，到他儿子嘉庆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因一次失火中二个外来救火汉军潜伏在宫中两天两夜被撤销了。
嘉庆谕旨：
“皇考高宗纯皇圣谕总管等，嗣后宫内等处倘偶遇火烛等事，总管等即行开放，让外地王公大臣进内扑救……仰见皇考慎重宫禁，圣虑周详，训谕昭垂，实为明切。惟思宫卫森严之地，若勿遽之际，总管等自行开门放人进内，漫无稽查，究非体制……将来设偶遇火烛，总当候旨启放何门，谕令何人带人进内扑救，该总管太监等始遵旨放行，并著管门大臣官员等向进内之王公大臣等询明所带官员等共若干人。至兵役人等进内时，询明何人管带、人数若干，核对相符，方许进，勿许闲人入。庶人众可稽考，亦禁卫亦照严束。着将此旨传谕总管太监等一体钦遵，并着馆臣载入宫史，用垂久远。”
乾隆还对监狱的防火下了专门谕旨：
“向来刑部及各省监狱，凡在禁囚犯有夜灯油之例，甚属无谓……罪囚在狱，夜间本无需灯火。且小民常时入夕寝息，不留灯者居多，岂有犯罪系狱，转彻夜予以灯照？虽矜恤亦不宜及此，并恐奸徒因有灯火或致放火，以图越狱，尤非慎重……著传谕刑部堂蛊查明，此项灯油因何给予，必系多年相沿陋例。如禁卒、坐监、看守、自应酌给灯油，至狱囚则不宜予以灯火。着即行妥议，寻议革除。”
清朝康、雍、乾三代之后的皇帝，也能继承祖上遗风，在消防治理方面有所作为。
注：文章摘自中国消防博物馆
配图：36saf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