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左传》中的行人辞令
【引言】：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唐人刘知儿《史通》对《左传》评价说：“著作罕闻，古今卓绝。”①《左传》记事详备，文才华赡，在文学方面有巨大的价值。我国文学史家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左传》是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②。《左传》作者善于通过故事情节、人物言行记述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
（一）行人形象
《左传》描写了各类的历史人物，其中也描绘了不少行人的形象。“行人”，又称为“行李”，“行理”、“行旅”，为古代“通史之官”，是使者的通称。即后世的外交官。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设有通史之官，即行人。“行人”位居大夫，经常奉命出使各国，联系外事。如晋国有行人子员、子朱，卫国有行人子羽、石买，郑国有行人挥等等。这说明此时行人已是专职的外交官，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晋修成（重温和约），叔向命召行人子。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当班）。”三云（说了三次），叔向不应。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抚剑从之。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功），晋国赖之（依靠它）。不集，三军暴骨（死在战场上）。子员道（沟通）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常常违背原意）。”
又如鲁襄公二十九年，郑国执政大夫伯有派子晳出使楚国，子晳却拒绝出使：
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你家世代做行人）。”子晳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伯有将强使之。子晳怒，将伐伯有氏。
以上晋国贤大夫叔向和行人子朱、郑国伯有和子晳的争议，一方面说明当时各国已经设有专职的外交官——行人，甚至行人是终身的官职；另一方面已有简单的分工，对某一国家或某件事，有的行人胜任其职，有的行人不胜任其职。行人子朱就不够胜任接待秦国使者，叔向害怕谈判失败不让他出面，为此引起行人子朱的不满；郑国行人子晳怕死不接受出使楚国的任务，为此要攻打伯有氏。当然，从《左传》中记载看，出使别国的人不只是行人，也有临时委派能胜任使者的大夫担当，而不是终身做通使之官。如当时齐国的贤相晏婴，在他当政之前就曾出使过楚国，并把他出使楚国时一些不辱使命的事作为佳话流传；郑国的贤相子产曾辅佐郑君出使过晋国，也留下了不朽的事迹。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临时派大夫承当使者的不可胜数。不论是专职的行人，或不是专职的使者，他们都必须具有能言善辩的才能，否则是不能担负起使者的重担和完成艰巨的使命的。当时往往因为使者（行人）的能言善辩，可使敌国变为友国，可挽救国家的灭亡。行人的作用，在此不能一一尽言。
（二）行人辞令与列国外交
《左传》作者描写行人（使者）的形象时，重点放在写行人的能言善辩，行人的辞令，即行人的语言上，行人辞令在《左传》中大量出现，是与当时列国间的外交斗争分不开的。平王东迁后，周王朝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量，逐渐形成大国诸侯争霸的局面。西周时期周王与诸侯间的朝聘、会盟制度已经崩溃，但大国诸侯们却把它接过来作为争霸斗争的一种外交方式。《左传·昭公三年》子大叔说晋文公、襄公称霸时“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春秋二百五十四年中，列国间的聘、朝、会、盟多达四百五十余次。在这种频繁的外交活动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专业的“行人”就随之出现了。他们除了以国力为后盾，主要运用的工具就是辞令。他们应对诸侯，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策略，折冲于尊俎之间，都要通过辞令来进行，因而，“行人”是否善于辞令，对于其完成外交使命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霸），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实际上不但晋为霸，郑入陈，有赖于文辞之功，而且整个春秋时期的外交斗争，都有“非文辞不为功”的因素。
依赖辞令而使国家转危为安的，《左传》中就不乏其例。僖公三十年，晋文公重耳为了报流亡时郑国不加礼遇之耻和逼迫郑亲附晋国，约秦穆公围郑。在这武力悬殊，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郑君请了退休老大夫烛之武去退兵，烛之武抓住秦晋之间的矛盾，只去见秦穆公，分析灭郑对秦的利害以及晋国从前与秦交往时的举措，使秦穆公一直对晋国可能侵及他的领域的戒备心理越发强烈，于是不告而别。郑国就是靠了烛之武陈说利害的辞令说退了秦军，使晋、秦联军从此瓦解，因而转危为安。僖公四年：“齐伐楚盟于召陵”；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都是借辞令而使对方退兵的例子。即使两军对垒，兵刃相接时，也有借辞令而使对方偃旗息鼓的。宣公十二年，“摄叔献麋对铇癸”，使晋鲍癸收兵，放摄叔与乐伯回楚。眧公五年：“蹶由犒师”，由于辞说得体，不仅使其免于“衅鼓”，而且亦使楚王弃战，放蹶回吴。由此可见，辞令在这些时刻就起到了武力所不及的作用。《左传》中还记载有借辞令取得道义上的胜利的。襄公十四年，范宣子把诸侯事晋不如昔日的现象，归咎于姜族人“言语漏泄”。所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气势汹汹地指责姜族的使者驹支。然驹支不慌不忙，层层辩驳，辞婉理直，范宣子的一团兴致为之索然，连忙向驹支道歉陪不是。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五年，“子产献捷”，也都是借辞胜理直以击败对方的。
在诸侯矛盾日趋尖锐的春秋时代，在外交斗争的场合，辞令之功更是不可轻视的，否则便会树敌或受屈。昭公十五年，晋文伯到周参加葬穆后的仪式，周景王向文伯求彝器②，文伯无辞对景王，叫随从籍谈对辞不善，被景王斥之为“数典而忘其祖”，成为晋国的一个耻辱。
总之，春秋时诸侯间斗争激烈，外交活动频繁复杂，从中孕育了行人辞令。娴于辞令成了要在外交上取胜的重要条件。因此，研究和学习辞令就成了一时风尚。
（三）行人辞令与学诗赋诗
孔子以《诗三百》为孔门的教科书。他教弟子学诗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从政出使。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
学诗赋诗，以用于出使专对，这是春秋时代外交活动的一大特色。《汉书·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又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制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登高能赋”，即指坛堂之上，揖让之时，通过赋诗，“微言相感”来进行外事交谈。因此，《诗》就为使臣所必读，否则使将贻笑大方。
“左氏浮夸，最喜征引。”④这是罗根泽先生对《左传》全书的评价。《左传》中行人常以赋诗代言，这种现象在外交辞令中，涉及七十首诗。所谓“赋诗代言”，是说在言语交际时，说话人通过朗诵《诗经》的片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左传》首次记载赋诗言志是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最后一次出现在鲁定公四年（前506年），自此以后，“赋诗之风渐衰，后竟成绝响”。⑤赋诗言志在襄公、昭公在位的六十年间出现近三十次，擅长赋诗的人大都活动在这一时期。如昭公元年：
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
当时楚大夫令尹“自以为主”，所以赋《诗·大雅·大明》首章：“文王明明照于下，赫赫盛于上。”晋大夫赵孟对令尹的这种“不义”，没有直接指责，却赋《诗·小雅·小宛》，取其“各尽尔仪，天命不义”。以批评告诫令尹。至于《左传》中行人使者在辩论时借用《诗》的语句作为论证的，则更为多见了。他们往往能把所要表达的主旨与《诗》中象征性的形象，巧妙自然地结合起来。
行人使者赋诗相对，不仅微言相感，委婉含蓄，而且还运用了现在《诗经》中未收的一些佚诗。《诗经》的编集是春秋后期的事，在此以前，诸侯、大夫、行人就早在学诗赋诗。襄公八年郑子驷说：“《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竟作罗。’”襄公二十六年，晋平公享齐景公、郑简公，（围子）赋“辔之柔矣”诗。眧公二十五年，宋眧子赋《新宫》诗。都是《诗经》未收的著名佚诗。这对后世研究《诗经》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四）行人辞令的特色
《左传》的行人辞令，不少脍炙人口，传诵后世。其中有善于分析利害的，也有巧于揣摩对方心理的，有以高谈雄辩取胜的，也有以微言婉语著称的。在陈说事理、抒情达意等方面，都臻于上乘。
1、剖析利害
诸侯间的尖锐矛盾往往都在于各自的利害冲突，驱使他们在军事上相互兼并，尔虞我诈。因此在外交斗争中，要善于利用矛盾，分析利害，使之趋利避害，以说服对方。
僖公三十年，晋、秦联军攻郑，郑烛之武全以利害说之，使秦退兵。他从秦、晋、郑三国的地理位置说起，给秦穆公指出了秦、晋之间的利害关系：“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继而分析郑国对秦有用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保全郑国，对秦有利。之后又借往事说晋背惠食言，不守信用，与之共事，断然无利，“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最后则进言晋野心之大，其目的不独得郑，下一步还将侵秦，对秦有害，“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一环扣一环，层层深入。中间引晋背秦一证使秦穆公思之，不禁毛骨悚然。因此，秦穆公听后，立即退兵，还留下部分兵力为郑设防。晋文公也只好徒劳无功地率师而还。整段说辞谨严缜密，“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一句，含蓄而又得体，既不强加于人，而又促使对方计较利弊得失，深入思考。
襄公二十四年，“子产告范宣子轻币”，也重在分析利害，晋范宣子执政后，要诸侯国增加进献的财币。因此，公孙侨（子产）写了封信以告宣子，“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认为“令名”重于财贿。他进一步说，剑诸国之财，积聚于晋，则诸侯离心，晋就不能保国，此一害也；你若自利其财，占为己有，则晋人离心，你就不能保家，此又一害也。若是你弃贿务德，人民就不会背离反抗，你可以顺利进行统治，此一利也。最后得出行德则利，重币则害的结论。宣子听后，倾心受教，“乃轻币”。公孙侨设身处地为范宣子剖析利害，从而使对方惊心而动容，取得了效果。
2、揣摩心理
春秋时的行人使者很注意揣摩被说者的心理，他们有意投合，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宣公三年，楚子观兵于周疆，并向周定王的使者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显然，名为问鼎，实怀图周。王孙满就从名实两方面回答他。王孙满说：“夏禹有德才有鼎；夏桀无德则鼎迁于商，商纣无德则鼎迁于周。”这是用有国“在德不在鼎”以折楚子之锐气。楚子遂不得不撤兵。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襄公二十五年，“子产献捷”，也都是依靠细致入微地揣摩对方的心理而措辞，使对方心服口服的。这种说辞不是凭空悬想、蓦然得之，而是对对方的行为和思想作过细致的观察分析的。这样才能抓住对方心灵深处的东西。
3、高谈雄辩
城濮之战后，晋、楚争霸的火焰越烧越旺，居于其间的郑国不得不迫于强命，忽服于晋，忽服于楚。因此，文公十七年扈地之会，晋灵公指责郑“贰于楚”，不见郑穆公。郑子家派遣执讯并给他一封信，以告赵宣子。他一开始逐个陈述郑事晋唯谨的六事，对朝于齐、成于楚的事实也毫不避讳的侃侃直谈。对这些被看作“贰于楚”的表现，子家争辩道：“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意思是说晋国贪而不恤小，使我郑国无可忍受，只好朝于齐，成于楚。倘若你晋国不改变这种作风，我郑国只能背城决一死战了！一团怒气，倾吐而出，辩中有责，责中有辩，晋人为之折服。
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很有雄辩家的气概。成公十一年，晋厉公原定与秦桓公盟于令狐，然秦桓公改变了主意，打算召狄与楚一起伐晋。于是晋厉公派吕相与秦绝交。“吕相绝秦”是《左传》中最长的一篇说辞，从晋献公、秦穆公一直谈到晋厉公、秦桓公，通篇言已之是，责秦之非，一句不肯放松，一字不容置辩。并且，为了责秦之非，不惜虚辞夸说。僖公三十三年秦过晋伐郑，并未侵犯晋国的殽地。然而却说“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僖公三十年，秦、郑缔盟，使晋不利，然诸侯未必即因此对秦深恶痛绝，亦没有因此与秦较量，但却说“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为了说明晋国功大，也不惜夸大其辞。晋文公即位后，根本没有命诸侯朝于秦，然而却说文公“征东之诸侯”，使之朝秦。这番话可谓理不胜辞。但由于其谈论开阔，辩说雄健，以实带虚，化虚为实，辞锋凌厉，很有气势，使秦桓公难以对付。定公四年，“子鱼争先”；成公二年“齐国佐不辱命”；襄公十四年，“驹支不屈于晋”；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等，辞令都开阔纵横，淋漓酣畅。
4、委婉说理
所谓微言婉语，是撇开了正面的议论，把意思包藏在表面看来是不关正位的话头里。让对方去体会。如僖公三十三年，郑国接到弦高报告秦军来偷袭的消息时，郑穆公又发觉了驻在郑国宾馆的秦国官员已做了内应的准备，于是派皇武子去辞退他们。皇武子对他们说：“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皇武子明明知道他们在准备内应，“束载，厉兵，秣马”，却佯装误会，说他们要打行李装车回国；明明是去辞退他们，却美言相留，摆出一副慷慨的主人热心留客的样子。但在这温和的微言婉语中，却透露出：“我们已经发现你们内应的行动了。”实际上是严厉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秦国官员听后就知道阴谋已败露，遂即逃出郑国。
秦、晋殽之战中，晋活捉了孟明等秦将。由于襄公之母文赢的求情，将他们释放了。先轸知道后十分恼火，派阳处父去追赶他们。这时孟明已船至河心。孟明对自己被俘，深感大耻，立志三年后报仇血恨，然而他却向岸上的阳处父稽首说：“三年之后再来拜领晋君所赐的礼物。”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韩厥明明是胜利者，却偏偏对丑父说：“下臣不幸”；明明是丑父保护着齐侯，却又说不捉拿丑父，“怕成为晋君的耻辱，就连齐君的脸上也不好看。”可见，胜利后的得意和势不两立的观念都通过这些委婉的话表现出来。
（五）行人辞令的影响
《左传》的行人辞令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在战国散文方面，战国时秦作的《诅楚文》，即以“吕相绝秦”对战国纵横策论辩时铺张扬厉及先纵后擒的方法也有影响。荀子的《议兵篇》、李斯的《谏逐客书》善于分析利害，《触龙说赵太后》攻心为上，透彻地揣摩心理，这些都可以看出行人辞令影响的痕迹。
行人辞令对战国后论辩文的发展也不无影响。汉初的政论家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等疏，分析问题，切中时弊，指陈利害，详明透彻，显然是从行人辞令发展而来的。
由此可见，《左传》中的行人在整个春秋列国间的外交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辞令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钱钟书先生早有评价：“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言，盖无不有”，⑦寥寥数语，既肯定了《左传》记言所达到的美学高度“工”，又确认了《左传》开创了我国史籍“工于记言”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