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丧钟:打断了明帝国的军事发展进程的两个事件

文|原廓

“土木堡之变”后,明帝国强化边军,依靠“将门”边将与精锐募兵或家丁的政策,从短期来看,很好地补足了边防野战的短板。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却有极大的风险。

首先,家丁本身依附于将领,而这些家丁本身,又是来自某一地区的地方势力,甚至是边疆民族,这很容易让边将与家丁,走向军阀化。而且募兵与家丁的发展,基本依赖于将领本身的财产,这无疑会加剧将领的贪腐问题,从而进一步降低明朝正规军的战斗力。

其次,没有可靠的中央军,又使得明朝进行大规模征伐时,要从各边境地区抽调边军,联合成军。比如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与萨尔浒之战都是如此。这种临时组织的抽调型野战军,面对“不羞遁走”的蒙古骑兵时能够占据优势,毕竟明中后期的蒙古人最害怕遇到强敌,每次明军只要能斩杀一两个蒙古前锋,就能让上千蒙古人“啮指而遁,如鱼骇鸟惊,不可复聚”;面对各地缺乏组织与武备的叛乱土司和农民起义军也问题不大;甚至在朝鲜战场,面对缺乏强有力骑兵,军事科技又落后于明帝国的日本军队时也能野战无双。

但当明末时,面对农业化程度已相当高,拥有很强组织度和纪律性的后金八旗军时,明军就踢到了铁板。史载,临战时八旗军士令行禁止,队伍齐整。战斗时,穿戴重型铠甲、手持利刃的肉搏士兵冲锋在前;穿短甲(两截甲)、擅长射箭的弓箭手在后面掩护;巴牙喇(八旗最精锐者)则骑马于侧后观望,随时接应和支援,起到督战队和预备队的作用。“临战每队有押队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检,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一闻攻战,无不欣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徐光启也曾说,“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而谈东事者,但以为长于弓马而已。”

这样的新兴军事力量,就不是边将靠少数精锐家丁所能撼动的了。在明末的辽东战场上,也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百人级别的前哨战,明军往往能够凭借敢战的边将与精锐的家丁占上风;千人级别的前锋战,某一镇抽调而来的明朝精锐边军也能不落下风;但万人级别的大规模会战,互相不熟悉和缺乏配合的各路边军,在缺乏军事能力与经验的文官指挥下,对上令行禁止、军事组织度高的八旗军与久于兵事的八旗将领,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切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土木堡之变”摧毁了原有的明帝国中央军,并让文官领兵成常态;“夺门之变”打断了明帝国重建中央军的进程;之后的明朝统治阶层,又因“土木堡之变”的经验教训,选择风险和投入较小的强化边境防御体系和边军的防守反击模式,而对大兵团作战兴致缺缺。

可以说,“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打断了明帝国的军事发展进程,让其选择一个更为保守和短视的军事政策。最终,伴随着后金的崛起,明帝国北方边疆所面临的战争状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给明帝国和它的北方军事体系带来致命的危机,并最终导致明帝国的毁灭。而明帝国的第一声丧钟,显然是从“土木堡之变”鸣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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