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经典」沈伯俊： 魏延「上」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魏延，论才干，论对蜀汉政权的贡献，都比赵云高出一筹。在《三国演义》中，魏延的形象也颇为引人注目。魏延与杨仪发生火并而被杀，并非背叛蜀汉；虽系不顾大局而咎由自取，诸葛亮亦有处置不当之责。《三国演义》表现了魏延的智勇功勋，但为维护诸葛亮形象，却又写魏延“脑后有反骨”，导致相关情节处理不够合理。
〔关键词〕魏延；历史人物；《三国演义》；艺术辩证法
魏延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他“身长九尺，面如重枣，目似朗星，如关云长模样，武艺独魁。”（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则。下引此书，只注卷、则）但他的经历却远不如关羽顺遂，地位也远不如关羽显赫，更不像关羽那样深受后人尊崇。
他与黄忠并起一时，勇毅相侔，勋劳略等，但他却没能像黄忠那样，留下“忠勇老将”的美名。
恰恰相反，几百年来，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老幼妇孺皆知“魏延脑后有反骨”。恶名如此昭彰，不能不使人视之为悲剧性的人物，并进而探讨其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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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魏延本是刘蜀集团的重要成员。《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说他原系刘备的“部曲”，可见属于亲信将领。建安十六年(211)，魏延“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此时，勇冠三军的虎将赵云亦为牙门将军，二人品位相当。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准备迁治成都，行前要选派一员将领镇守汉中。汉中乃是益州的屏障，又是刘蜀集团北伐的前进基地，其地位至关重要，留镇者自然必须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当时，刘备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经留镇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不料“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由此可见刘备对魏延是何等器重。其时，赵云为翊军将军，随刘备驻成都，其职责显然不及魏延重要。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准备大举北伐，以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的身份，“随诸葛亮驻汉中”（《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显然，魏延这时已经成为蜀汉的第一员大将，其作用更在赵云之上。以后，在诸葛亮几次北伐中，魏延常负先锋重任，曾经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等，因战功“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东汉侯爵分为县侯、乡侯、亭侯三等，蜀汉沿袭此制，南郑侯属于县侯。而赵云至死未能进封为县侯（仅封为永昌亭侯），直到景耀四年(261)，即他逝世三十二年以后，才被追谥为顺平侯。总之，在二十几年的三国纷争中，魏延长期肩负重任，出生入死，为蜀汉政权建立了累累功勋。作为历史人物，魏延多年独当一面，“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多谋善断，智勇兼备，确有大将之才；而赵云虽然忠心耿耿，英勇奋发，令人喜爱，却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从未独当一面。应当说，论才干，论对蜀汉政权的贡献，魏延都比赵云高出一筹。
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魏延的形象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首先，魏延是在刘备势孤力薄，惶惶奔走的危难之际决心加入刘备集团的，决非那种趋炎附势，贪图利禄之辈。
魏延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则中第一次露面，就表现得不同凡响。当时，刘备在曹操大军追迫之下，带领大批百姓，撤离樊城，来到襄阳城下，打算与刘琮合力抵御曹操。“蔡瑁、张允得知刘备唤门，径来敌楼上叱之曰：‘左右与我乱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敌楼而哭。忽后城中一将默然跳起，引数百人径上城楼，来杀蔡瑁、张允。”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将领就是魏延。他“大呼曰：‘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贼，以图爵禄？非义士之所为！吾今愿请使君，入城诛贼！’轮刀砍死守门将，遂开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领兵杀入城，以讨国贼！’”由于刘备不愿乘机入城，转走江陵，魏延寡不敌众，只得逃离襄阳，投奔长沙去了。事虽不成，却表现了他的爱憎分明，见义勇为。赤壁之战以后，关羽进攻长沙，与黄忠交战，长沙太守韩玄因黄忠不肯射死关羽而下令将他斩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是魏延挺身而出，“挥刀杀入，砍散刀手，救起黄忠，大叫曰：‘黄汉升乃长沙之保障！韩玄残暴不仁，轻贤重色，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愿随者便来！’”接着又“直杀上城头，一刀砍韩玄为两段，提头上马，引百姓出城，投拜云长。”(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则)这两次关键时刻的“亮相”，一因刘备仁德，二为长沙百姓，都可以说是情词慷慨，正气磅礴，因而一呼百应，大得人心。读者从这里看到了魏延过人的见识和胆略。
其次，魏延出生入死，英勇善战，为刘蜀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蜀集团的全部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刘、关、张桃园结义，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到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为止，是其草创和奠基阶段。在这二十四年中，刘蜀集团虽然初露头角，但是，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可靠的战略基地，也没有总揽军政的帅相之才。因此，刘备虽枭雄而无所展其志，关、张虽骁勇而无所用其长，屡遭挫败，飘若转蓬，只得寄人篱下，依附刘表。从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大战，到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是刘蜀集团立国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二十七年中，刘蜀集团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提出的战略方针，夺荆州，占益州，力量大大增强，与魏、吴鼎足而立。虽然荆州得而复失，刘、关、张先后弃世，但由于诸葛亮的卓越努力，国力基本保持稳定，而且对强大的魏国一直保持进攻的态势。从建兴十三年(235)蒋琬为大将军，掌握蜀汉军政大权，到炎兴元年(263)后主刘禅投降邓艾，是刘蜀集团逐步衰落和灭亡的阶段。综观这三个阶段，第二阶段显然是最有声有色的。而在这一阶段中，蜀汉的开国大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赵云，即小说中的“五虎大将”，都先后亡故，只有魏延一直奔走疆场，贯穿其始终。试看关系到蜀汉命运的几大战役——夺取益州之役，争夺汉中之役，南征之役，北伐之役，魏延总是甘冒矢石，奋勇当先。他或者与黄忠为伍，或者与赵云配合，或者独任先锋，总是冲劲十足，壮心不已。这里随手举出几个例子：
（诸葛亮出师南征）令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军马……(卷十八，《孔明兴兵征孟获》)
（诸葛亮出师北伐）唤诸将听令：前督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乃令魏延、姜维作先锋……（卷二十一，《诸葛亮六出祁山》）
魏延为刘蜀集团南征北伐，东挡西杀近三十年之久，确实可谓劳苦功高。
第三，魏延颇识兵机，智勇兼备，在刘蜀集团出类拔萃。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关羽喜读兵书，颇有谋略；张飞粗中有细，时有妙计；赵云、黄忠用计不多，马超则只能算一勇之夫。魏延呢？在他年轻气盛的时候，也是以冲锋陷阵、斩将搴旗为能事；随着战争经验的日渐丰富，他对于战争艺术逐步加深了认识，用计献策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了。如卷十九《孔明祁山破曹真》则写到，诸葛亮骂死王朗之后，命赵云、魏延当晚去劫魏寨，赵云不假思索就要执行命令，魏延却提出：“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丧劫寨，他岂不提防也？”当然，诸葛亮对此早有安排，但魏延的发问，表明他的确不同于一般的纠纠武夫，而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了。更为难得的是，魏延不仅能对战役性、战术性的行动思谋用计，而且能对关系全局的战略方针独抒己见。当诸葛亮出师北伐，魏国派驸马夏侯楙率领大军迎敌之时，魏延向诸葛亮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计策：
夏侯楙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可赐精兵五千，直取路出褒州，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十日之中，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矣!所弃粮草，足可为用也。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若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而可定矣。(卷十九，《赵子龙大破魏兵》)
这个建议，知己知彼，大胆精明，确实是一条难得的妙计，一个值得重视的战略设想。因为在魏蜀的抗衡中，蜀汉国小兵寡，力量单薄，经不起同魏国打消耗战；而且秦岭险峻，易守难攻，道路崎岖，粮食给养难乎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奇制胜，才有可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夺取根本性的胜利。相比之下，关羽、张飞等人的计谋仅仅是战役性或战术性的，只有魏延从战略的角度提出过如此重大的决策，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
可惜的是，诸葛亮却以“此非万全之计”为理由，否定了魏延的计策，甚至连让魏延试一试也不干，而主张走陇右大路，“依法进兵”。这样，就放过了有利的战机，使本来手忙脚乱的魏军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得以调整部署，而蜀军则不得不在陕甘的山区地带与魏军打阵地战、消耗战，劳师数载，无功而返。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事后评道：“诸葛亮平素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陆理；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卷十九，《司马懿智取街亭》）由此可见，魏延的主张是正确的，至少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正因为魏延有上述这些长处，刘备对他非常器重。请看：
（刘备进位汉中王以后）令魏延总督军马，守御东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卷十五，《关云长威震华夏》）
（刘备亲率大军伐吴时）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守两川；骠骑将军马超并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共守汉中，以当魏兵……（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
看来，刘备这位“世之枭雄”一直把魏延当作方面之才来重用，不愧为开国之君，巨眼识人，善用其长。（待续）
作者简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研究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合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国演义辞典》（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国演义》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游记》校注本（岳麓书社2002年8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文汇出版社2008年4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点《后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6部明代小说。选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3月）。发表学术论文210余篇，短评、札记、随笔等230余篇。其中，《三国演义辞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三国漫谈》亦在韩国出版韩文版；几种《三国》整理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沈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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