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巨来为什么不喜欢吴昌硕？

（陈巨来在刻印）

陈巨来先生有一本书叫《安持人物琐忆》，书中有“吴昌硕轶事”一节，记载吴昌硕一件事，说：

昌老在七十前，曾纳一妾，未二年，即跟别人不别而行，昌老念念不已，后自作解嘲，笑谓先外舅曰：“吾情深，她一往。”……

虽说这本书是记载民国掌故的，但我总觉得拿前辈的内闱私事来讲，是不合适的，更何况，语气似乎还带着调侃的成分，更何况他在这一章节的开头，就写错了吴昌硕的出生年份。

书中记载吴昌硕生于清咸丰甲辰年，这句话一撞入眼帘，我就觉得哪里不妥，于是查资料，发现咸丰帝从辛亥年登基，至辛酉年下台，在位十年，中间没有甲辰年。吴昌硕确实生于甲辰年，但那是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1844年）。如果他足够重视这位印坛前辈（要知道，吴昌硕先生整整比陈巨来先生大了60岁，整整一个甲子），那么他不应该记错帝号年份。

显然，陈先生似乎不喜欢这位前辈。

（吴昌硕像）

什么原因呢？

除了陈先生自己的外舅请吴昌硕作行书对联，吴昌硕三天之后，交付的是篆书（因为他从来不写行书联），于是陈先生的外舅勃然大怒，并言生不复见（最终也的确没有再见面，因为三年之后，吴昌硕就故去了），但这一件事并不足以引起陈先生发自内心的不满。一定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或许他最大的不喜欢可以从《安持精舍印话》里找到点痕迹：

（陈巨来先生的印话手稿）

昔于我友陈蒙安斋中获读郑叔问文焯手写笔记二册，内有一则述及昌硕丈刻印事，移录如下：“往见老铁刻一石罢，辄持向败革上著意摩擦，以取古致。或故故琢破之。终乏天趣，亦石一厄。”语虽近贬，其意甚是。

紧接着又跟了一句：

同、光以后之印人，余所服膺者，厥为嘉禾胡匊邻钁、黟县黄牧甫士陵。

对，这才是根本。他不喜欢的是吴昌硕的印风，也不喜欢他制印“做印”的方式，甚至认可郑文焯的说法，觉得吴昌硕刻印是“石头的厄运”。

（吴昌硕的印面）

相比之下，他更喜欢黄牧甫和胡鑺的印风，因为他们的印更精整工细，如图：

（胡鑺的印面）

我们知道，吴昌硕刻印是“信手即刻”的（陈先生记载吴老有随手乱刻的习惯，甚至刻的满桌子都是石鼓文），他甚至可以拿铁钉随手制印，这跟陈巨来先生制印手法是大异其趣的，我们现在看陈先生写而未刻的印稿，以及《陈巨来制印墨稿》中所列的上石印稿就可以看出，陈先生制印，必是先精心写稿，最终水印上石再奏刀施刻的。

（陈巨来先生写而未刻的印面）

之所以有这样不同的呈现，当然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印风截然不同：

陈巨来先生的印风是更靠近“精金美玉式”（李刚田语）的，是工稳的，是精工的，是“错彩镂金”（宗白华语），是精雕细刻，他要求精确、细致，更多的人工操作，追求的是极致的工艺之美。

也就是说，他更多追求人胜之至、工能之美，尽人力之所能，工整端严，精益求精、尽善尽美，顺应人道常规，极具理性色彩，是篆刻艺术形式的高度提纯化、精密化，也同时伴生人工制作的高难度化。所以，我们看陈巨来先生的印，叹服不已！

（陈巨来的印面）

吴昌硕先生的印风是更靠近“野山荒原式”的，是写意的，是粗放的，是“出水芙蓉”，是返璞归真，他更寻求意外的天趣，他虽以人工的操作来“仿”天然的趣味（他的“做印”），但追求的还是表达情怀、抒发情感。他淡化或放弃人为的努力与装饰，恣情肆性、回归自然、无为任运。这种手法更合乎天道常理，极具原始色彩，是篆刻艺术形式的高度丰富性、自然性，同时也伴生人工制作的极端随意性。

（吴昌硕的印面）

对，两个人的艺术追求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作为后来者，陈巨来先生不喜欢吴昌硕，再正常不过了。

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与吴昌硕年岁相仿而印坛地位相当的名家还有一位，就是赵叔孺，赵是陈先生的老师，陈先生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与吴昌硕：

迩来印人能臻化境者，当推安吉吴昌硕丈及先师鄞县赵叔孺时棡先生，可谓一时瑜亮。然崇昌老者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稳；尊叔孺先生者辄病昌老之破碎。吴、赵之争，迄今未已。（《安持精舍印话》）

工稳与写意之争，在印坛长期存在，两种印风背道而驰，但却并不矛盾，审美是主观的，每个印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趋向，陈巨来先生有，吴昌硕先生也有，并且呈现在他们的作品里。但审美又是极具个性主张的，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审美，必然对另一种极致背道而驰的审美在心底有反感。

更何况，这种审美的对抗，还牵涉自己的恩师在整个印坛的地位。

这实在是陈先生自我坚持之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陈巨来先生不喜欢吴昌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