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石峰区湘天桥情思

在株洲市北端株冶生活区的辖域里,有段老旧的公路穿域而过。它北起株冶俱乐部,南至湘黔铁路上的水泥跨线桥,全长不到一华里。然而,它却有个霸气的名字——湘天桥。据传,湘天桥这地名,并不是地邑传统村落之名。而是湘黔线上那座小小的跨线旱桥,当年它被那些外地的施工者誉为湖南的天桥,故称湘天桥。上世纪五十年代,湘天桥曾是株洲经白石港往白马垅、株易路口去长沙、湘潭的唯一汽车路径。其不远处坡底,还有个从京广线分岔出湘黔线的第一个小火车站,时称清水塘乘降所。

最先的湘天桥不过是一处马路集市,但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它便逐步成为了清水塘工业区的生活基地核心。它的周边,先后建起了株冶、株化、湘氮等一批大型企业,还有铁路机务段以及湘安、五公司、二公司等一批基建和设备安装队伍,进而又带动了一批地方建材、化工、纺织企业的诞生。它的成长与东北发现大庆油田而有大庆市,西北有导弹研究而有东风航天城一样,历程相似,仅规模不一。不过,江南的秀美以及地邑农耕文明的发达,使湘天桥的光芒被株洲中心城区所笼罩。它只好像依托三三一厂而发展的董家塅,依托车辆厂而发展的宋家桥和机车厂的田心塅一样,默默地充当株洲市的工业卫星镇。

然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就不一样啦。他们对湘天桥的感情,就像过滤的情怀,凝固在青春的岁月中。计划经济时代,湘天桥最为牛气的是政府设置的剧院、新华书店、邮局和照相馆。这四个服务单位独一无二,其影响力辐射到湘潭的十里冲、湘江边的霞湾以及大冲、报亭、白马垅、荷塘、横塘、长石、铜塘湾、喻家坪等周边地方。要知道那个年代,看场电影(周末除外),买本新书,挂号长途电话,照一张相,此处唯有湘天桥。

湘天桥流行三种口音,但能和谐共处,交流并不困难。一是本地话,这里旧为湘潭县一都区域,其语言以易俗河、马家河口音为基本,乃正宗湘潭话。说“芹菜”为“富菜”;说“辣椒”为“斑椒”;说“什么”为“姨爹”;称“小偷”为“窃牯子”。二是北方话,操北方口音的大都是沈阳、大连、锦州等地来株洲支援工业建设的工人、干部和工程师、技术员,还有一些河北、山东来的南下干部。他们携妻带子,刮起了一股浓烈的京腔风。星期天的上午,他们三三两两来湘天桥买菜,开口一句“白菜一斤多少钱?”字正腔圆,还有点大大咧咧的感觉。“五分钱一把,一斤有多呢”本地农民总是怯生生的回答,嗓子还总往北方的转舌音靠。三是塑料普通话,说这类语言的人数最多。他们基本是湖南各地招来的新工人。1957~1959年为大跃进年代的第一批农民进城工人,1964年陆续进了一批城市待业青年,1969年后下乡知青成批进厂。这些人以长沙方言为基调,吊着一口变味的普通话。若是他们三五个老乡一起,叽叽喳喳,热情的交流着什么,湘天桥人一句也不懂,如平江人、祁东人、宁远人等。他们只有汇集到湘天桥,深藏家乡的口音,艰难的说起变味的普通话,交流才无障碍。至今,这种塑料普通话经几代外地人普及,仍在株洲城市流行,并冠以株洲普通话之名。

依托湘天桥买菜或做点小生意干一点临时工的乡民,口袋里慢慢的有了银子,开始向往精神生活。某日,我曾亲眼见到一个卖完小菜的本地婆婆,在湘天桥照相馆门口放下竹筐,理了理花白的头发,朝柜台内一女士说“同志,照相在咯里挂号吧”女士忍俊不禁,连忙很夸张的应答“是咯里挂号呢!拿了挂号单上楼照片,三天后来取相片子”。湘天桥的剧院以清水塘命名。那年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硬是半个月人潮如流,灯火不熄,白昼不分。湘天桥周边的大企业都有俱乐部,可以放电影,但只在周末放映。而湘天桥的剧院是职业性的,白天晚上均有电影,而且新电影优先。就凭这股垄断,它不知吞进了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多少银子,也给他们提供了多少来回路上谈情说爱的机遇。湘天桥的邮局除了收发信件,最显赫的功能在长途电话营业。七十年代,要挂号一个长途电话,除了登记交费,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而且信号微弱。电话亭中通话人的共同特点是脸红脖子粗,声音像吵架。我也曾见到过一个从湘天桥打往东北的长途电话,对方是株洲派往哈尔滨的出差者,是个衡阳人。这边讲了许多,那边只是“嘛解,嘛解”。嘛解是衡阳人说“什么”的意思。气得打电话者连声叫苦“她奶奶的,花了八十块钱,就买了几个蟆拐”。

休息天,清水塘工业区的青年工人流行找老乡、同学聚一聚,聊聊天。也有些单枪匹马招工来的或性格内向的青工,没有同乡同学,怎么办?他们就逛一逛湘天桥,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回到单身宿舍,旁人问:“去看老乡啦?”“是啊,去看老乡了,我的老乡就是湘天桥。”回答总是这样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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