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媒体称之为新版限塑令。相较于旧版限塑令，新版限塑令有何进步，又有哪些可以更好？
我国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即家喻户晓的限塑令。彼时，网上购物还未发达，限塑令的主要矛头对准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今时不同往日，随着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崛起，线上平台已经成为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重度使用领域。换句话说，在今天，快递、外卖几乎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再者，限塑令意在通过价格杠杆（即有偿使用）影响大众的消费习惯。但是 12 年来的实践表明，将限塑的重点单放在消费端，而非基于塑料制品生产、消费和处置的全周期进行部署，只能是顾此失彼。限塑令最终被消解为“购塑令”，根源在此。相较而言，新版限塑令既吸取了旧限塑令施行中的经验教训，又根据近年来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方向作出了反应：制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全国治理塑料污染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除了塑料购物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快递塑料包装等塑料制品也得到管理；发展并应用替代产品（以生物可降解产品为主），不少媒体将这一举措描述为“疏堵结合”……引人瞩目的是，长期饱受争议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终于再度迎来禁令（注：原国家经贸委曾于 2001 年发布《关于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紧急通知》，但在 2013 年，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获得解禁）。这显然是一种纠偏，路程不可谓不坎坷。塑料经过愈半个世纪的发展，其廉价好用的特性已经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新版限塑令采取“禁限一批、替代循环一批、规范一批”的思路，对不同类别的塑料制品提出相应的管理要求和政策措施，不失为明智之举。寻找合适的替代品和解决方案确实有其现实必要性。其中，生物可降解塑料被各级政府“相中”，在地方乃至全国，大力推行。然而，正如旧版限塑令由“限塑”走向了“卖塑”，我们也应该防范，新版限塑令由“限塑”堕入“替塑”的泥沼。生物可降解材料由于其在特定环境条件下有一定的生物降解性，若能保障用后得到妥善回收处理，则可以有限地替代部分塑料制品，为限塑作出贡献。但是，如果盲目“替塑”，盲目地将生物可降解塑料推而广之，可能给当前已经不堪重负的塑料污染治理体系再添上新的压力。当前的市政收集和处置设施，能够满足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回收和处置的需求吗？这是推行生物可降解塑料之前，需要回应的关键问题。此外，限塑效果如何，始终与人们的观念更新有莫大关系。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产生了大量的废物。生物可降解塑料并不改变其是一次性的本质，若不加限制地推广，无益于抑制当前的一次性使用文化。正因如此，2020 年之际施行的新一轮限塑，不应当粗放发展为以生物可降解塑料取代传统一次性塑料。在未来的限塑中，我们期望看到“重复使用”能够得到更多重视，引导民众摒弃过于依赖大量消耗资源的一次性行为文化。毋庸置疑，新版限塑令的施行有望比旧限塑令收获更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新版限塑令，仅是一项行政通知，其落实离不开后续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合。尤其是，后续法律法规应当明确相应的惩戒措施，保障新版限塑令的执行效果。故而有学者指出，新版限塑令的“治塑”效力能否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上升为一道“法令”。我们期望，未来在地方层面上，限塑有关内容会被纳入地方性法规，以保障新版限塑令的要求得到落实。我们期望，塑料议题在未来的短期内，能够更多地写入相关法律中，以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促进塑料污染防治的“升格”。当前，我国涉及塑料治理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 年颁布）。试分析上述法律中涉及治塑的条款，不难看出其中特点：内容多为原则性陈述，难以指导实际执行过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提出了“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但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措施管控塑料垃圾。故此，我们期望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能够制定更为明确的实施细则：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责任划分，在塑料生产、使用、回收和处置各环节，都有清晰明确的相应责任部门，避免因责任混淆导致各部门不能有效尽职；明确对违法企业和个人的惩罚细则，在立法中清楚地规定违法行为及相应的处罚措施。作为目前一个较为系统、全面地体现我国塑料污染治理方向的政策，期待新版限塑令接下来能充分发挥解决塑料污染的作用，促使相关企业、部门和民间各界共同参与行动，迎来一个没有塑料污染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