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瘟疫是古老的存在，通过梳理历史上的疫情，便不难发现历史的延续性和力量：每当发生瘟疫，由疫情造成的社会恐慌因素所带来的危害往往超过疫病本身；现代化发展虽然带来了先进的医疗科技和现代卫生防疫机制，但面对瘟疫，我们依然不得不重新拾起众多历史悠久的应对举措，可见，现代化的叙事似乎遮蔽了人们去发现现实海平面之下历史的雄厚基础和力量；尽管全球化、“地球村”业已成为人们最耳熟能详且感同身受的词汇，但疫情之下，极端本位主义和以邻为壑等人性中的沉渣泛起，疾病污名化背景下的歧视与偏见泛滥成灾，显示出，在道德和价值观上，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做好互联互通、和谐共赢的准备；虽然生态文明的探究和建设，让我们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但针对自然界微寄生之一的瘟疫，我们仍然不自觉地以战胜、征服这样的话语和心态去理解和看待，显而易见，如何在内在价值观念上，抑制人类无处不在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以为是，以共生共存的理念，尽力达致与致病微生物乃至自然更加和谐地相处，依旧任重道远。所有这一切，都在在表明，应对瘟疫，尽可能地消解瘟疫带给人类的灾难，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社会管理机制的优化，同样甚至更为需要的，还有适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的重构和提升。而这正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可以着力之处，也是我们历史学人的责任和担当。

瘟疫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破坏，对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

在人类的瘟疫史上，这次的新冠疫情在死亡人数上目前不是最多的，但就感染人口、流传范围、社会影响特别是经济损失等而言，其标识度应该是相当高的。在这次疫情中，除了与疫病和卫生防疫直接有关的问题外，全球化似乎是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已然生活在明显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流动和协作已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但在瘟疫这面照妖镜的照拂下，却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不少拼命甩锅、以邻为壑和一味指责他人等逆全球化甚至反人类的行为。这暴露出了人类虽然已经在广泛享受全球化的成果，但并没有真正在内在道德和价值认识上做好相应的准备，也让人们产生普遍的担忧和不祥的预感，很多人因此预测全球化可能因此逆转，中国将与国际社会脱钩，等等。

放宽认识的视野，从历史的维度长时段地来观察瘟疫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与人类同行的瘟疫，是我们生活的自然世界中始终存在的一分子。一部瘟疫史，就是一部人和瘟疫不断追求相互平衡并达致平衡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由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平衡不断被打破，又继续寻求并达致平衡的历史。瘟疫自然不是我们的朋友，但它和人类一样，也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似乎不宜也不应被视为要努力加以征服的敌人，实际上，它只是我们必须学会与其共生共存、和谐相处的客观存在。

瘟疫之于人类社会，就犹如非致命性疾病之于一个基础良好的机体，在带来了种种程度不等的灾难痛苦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天启性力量促使人们反躬自省，思考过去和现实中“有违天和”之处。虽然人类的文明和理性，让我们学会了一定的自省和自律，但经验也告诉我们，人类的理性常常不足以抑制我们自身的贪欲，所以就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来强化这种压抑力量。我期盼，人类未来在与瘟疫相伴同行的道路上，能够以日益减少的代价自觉地去获得更多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