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红色女特工吴先清的故事③
台州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红色女特工吴先清的故事③
周旋在“十里洋场”
李兆建/文
吴先清乘坐轮船，直达海参崴，于1925年年底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她没有俄语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底子也比较薄弱。但是，她没有被这些困难所难倒，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刻苦学习，经常请俄语基础好的同学帮助她翻译，利用业余休息时间补课并消化课堂上的知识。虚心拜理论水平高的同志为师，并注重结合自己国内的革命实践活动参与班级开展的讨论。在东方大学，吴先清负责团里的宣传工作。她工作抢着干，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又很有魄力，留莫支部认为她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传来了宣中华英勇牺性的噩耗。当时，宣中华在杭州开展秘密活动。得知国民党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搜捕共产党员，党组织决定派人秘密护送宣中华去上海。4月13日夜，宣中华秘密来到沪杭甬铁路工会负责人薛雨霖（薛暮桥）家中。次日早晨，宣中华在薛雨霖和共产党员沈乐山等护送下，由杭州艮山门搭乘火车赴上海。当火车抵达上海近郊龙华车站时，被密布在车站周围的国民党特务发现而遭逮捕。国民党反动派想从他身上挖出江浙地区中共党组织的线索，但宣中华坚强不屈，正气凛然，面对敌人的威胁，面无惧色地说：“中华今为革命而死，虽死无憾。”4月17日深夜，宣中华被敌人杀害。噩耗传来，吴先清悲痛万分。她没想到与宣中华上海一别竟成永诀。她忍受着极大的悲痛，誓为死难者报仇。
就在她心情悲伤暗淡的日子里，有一位和宣中华同样优秀的青年给予她鼓励和安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就是刘鼎。
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今南溪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刘鼎考入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打下扎实的工科基础，并掌握了英语，还学了德语。那段时间，正是杭州新文化运动和浙江“一师学潮”风起云涌的阶段。刘鼎深受革命思想熏陶，他同上海大学的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等一起谈论革命。1923年，刘鼎经郭伯和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赴德国勤工俭学。1924年12月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刘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6年初，刘鼎离开柏林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刘鼎和吴先清几乎同时进入东方大学。而且，两人都在杭州、上海待过。因为有过相同的经历，他们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在刘鼎的鼓励和安慰下，吴先清走出了悲伤。渐渐地他们走到了一起。1927年底，吴先清与刘鼎在莫斯科结婚。
在此期间，刘鼎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校任中国班政治指导员兼助教，1928年初又被调回东方大学，任中共东方大学总支委员。刘鼎在国内就是学习机电专业的，而且他十分聪明，勤奋好学，掌握了一手的绝活，如电话、电报、无线电及工兵通讯联络技术、炸药和爆破技术等，以及有关一般兵器和坦克、飞机的性能、维修及其他军用技术。这为他后来从事特科工作以及成为红军、八路军的兵工专家打下基础。
1928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吴先清和刘鼎都转入这所大学工作。1928年7月，吴先清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刘莫阳。1929年，吴先清与刘鼎奉调回国。他们把自己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苏联国际儿童保育院，踏上了归途。在途经中苏边界时，恰遇“中东路事件”发生，吴先清等停留伯力。滞留期间，吴先清担任伯力俱乐部主任，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苏联的民族政策、团结外国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30年春，他们经过秘密化装，取道大连、天津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以后，刘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情报科担任副科长。吴先清先是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深入浦东地区开展妇女工作。1930年夏，党中央把她调到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从此，她开始了在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红色间谍生涯。
1927年5月，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经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科”，9月即被撤销。这是中央特科的前身。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增选周恩来和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由周恩来分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政治保卫机关，在原特务工作科的基础上，创建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中央特科在1928年4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周恩来将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调进特科，化名王庸，担任了情报科科长。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除利用社会职业掩护亲自搜集情报外，情报科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式刺探情报。“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当时，中共中央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杨登瀛四人潜伏在中统内部。钱壮飞成为中统特务负责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以及租界巡捕房的一些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1930年是中央特科发展最鼎盛阶段，并持续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随时面临陷阱和危险。为此，他们要经常搬家转移，或者改变自己的身份，变换自己的形象。就是在这种险象环生的严酷环境中，吴先清和刘鼎夫妻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作为情报专家，刘鼎不但擅长化装、跟踪、侦察、情报传递等基本特工技能，且记忆力极强，能够记住整本复杂的译电密码，还精通地下无线电台。吴先清善于乔装打扮，机智应变，扮成什么像什么。她有时候盛装艳服，进出上层社会；有时候穿着粗衣布鞋，活跃在工人居住地区；有时候则装扮成显得土里土气的农妇，出现在乡间村落。刘鼎负责用无线电台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保管和传送中央文件与情报。吴先清曾利用自己家乡特产黄岩蜜橘，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作掩护。夫妻俩巧妙配合，一个在阁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水果生意。他们机智灵活，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有一天，吴先清在上海的街头遇到了她的弟弟吴全源。在吴先清的影响下，她的两个弟弟也走上革命道路。但是，由于吴先清离开家乡临海多年，也没有见到过弟弟。姐弟俩几年不见了，这次街头相遇，都很高兴。他们找到一间茶座聊了起来。弟弟吴全源向吴先清讲了自己的遭遇。原来，吴全源所在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被捕投入浙江陆军监狱，后来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的担保释放。陈宝骅是陈立夫的堂侄。吴全源和陈宝骅有过生死之交。见吴全源在浙江难以立足，陈宝骅保荐他到上海在国民党创办的《新生命》月刊任总务主任。
吴先清听了弟弟的这番话，觉得这一关系可以利用过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征得陈赓的同意后，她把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设在《新生命》月刊发行处的楼上。通过弟弟吴全源的介绍，吴先清很快就与陈宝骅拉上关系，开始密切交往起来。陈宝骅请客、交际时也乐于邀请她同去。吴先清经常穿着旗袍，烫起时髦的发型，戴着白玉手镯和钻戒，打扮得雍容华贵，加上她本来就很漂亮，气质高雅，很快地便从陈宝骅的圈子中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特别是“江浙帮”的人，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国民党内部大量的极其机密的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由于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及时送出情报，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安全转移。由于顾顺章的告密，恽代英、蔡和森等党的领导人牺牲。周恩来重组了特科，由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
1931年10月，刘鼎在上海外滩公园接头时，被国民党特务盯住而被捕。吴先清外出回家时，立即觉察到周围情况有异样，便当机立断不进家门，得以脱险。此后，吴先清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同时负责与被转移到南京监狱中的刘鼎联络。为了营救刘鼎出狱，吴先清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活动。
吴先清想到了家嫂孙儒珍。孙儒珍是吴先清大哥吴全清的妻子，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她在北京念书时结识了当时在保定军校念书的一些老乡，这些人经过十多年的军旅奋斗，都已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吴先清认为这些关系可以利用，于是就请嫂嫂到南京去拜访她熟悉的那些要员。孙儒珍马上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到了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说明来意希望能够探望关在南京监狱的姑夫刘鼎。这个督察处长毫无推托，以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孙儒珍去探监。这次顺利探监后，潘汉年派吴先清姑嫂两人再次到南京设法通知刘鼎“可以用灵活的方式争取早日出狱，登报也可以。或打入南京敌特组织秘密工作，或回上海党内工作，由你自己酌情处理”。于是，第二次姑嫂俩来到南京，先在中央饭店住下，再打电话给督察处长李进德。李进德接到电话后，怕她们有危险，便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住下。安顿妥当后，吴先清再去找周至柔（后任国民党空军司令），要他出面疏通。周至柔是临海老乡，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曾经当过周至柔的机要秘书。周至柔与吴家关系很熟稔，时有来往。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是熟悉的，知道吴先清是“干共产党的”。那时候国民党称共产党为“绿壳”（临海方言，即土匪）。当周至柔一见到吴先清和孙儒珍进门，便哈哈大笑地说：“绿壳婆来了!”吴先清十分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关起来。”周至柔把两手一摊，微笑地说：“放人，我爱莫能助，护送你去探监，疏通关系让你以后探监方便，这个没问题。”吴先清利用这些关系，通过探监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自己也得以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
遵照上级指示，1932年9月，刘鼎经老乡、国民党中国日报社社长康泽等人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刚出监狱大门，刘鼎发挥他的特工专长，从旅馆悄悄溜出，甩掉“尾巴”，赶回上海，与吴先清一起，又开始与党重新接上关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