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
蔡连卫 神木市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2020-10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蔡连卫
杨家将故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英雄传奇故事，千年后的今天仍是妇孺皆知，也是当代影视剧的常见题材。事实上，杨业和杨延昭生前已有一定声名，尤其是在边境和朝堂之上。在他们死后，他们的英雄事迹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1杨业祖孙的英雄事迹最初是如何传播的？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基调？这种基调在杨家将故事的千年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就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以期从源头出发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流传千年尽人皆知的故事。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作为雍熙北伐西路战线副统帅的杨业，因无人接应战败被擒，绝食三日而死；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在边防二十余年战功卓著的杨延昭逝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杨文广卒，文广死前曾献阵图及取幽燕策，虽功绩不如其父祖显著，但却同其父祖一样心系边土。杨业祖孙三代的英雄事迹，很快便传播开来。关于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状况，诏令奏疏史书等重要历史文献、文人士大夫的野史笔记和文人学士的诗词歌赋保存下了珍贵的史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史料来一窥究竟。
一、朝堂之上的谈论与评价
北宋辽国的奏疏诏令等原始史料以及北宋辽国的相关史书等重要文献，详细记载了朝堂之上君臣对杨业祖孙的谈论与评价。
杨业的战败死亡，曾引起辽国君臣的高度重视。据《辽史·圣宗本纪》及曾亲自与杨业对阵的耶律斜轸、耶律奚低、萧挞凛、耶律题子、耶律谐理等将帅的传记，杨业是为流矢所中堕马被擒，杨业被擒的消息是与辽国收复朔州的战报一起，在统和四年（986，即宋太宗雍熙三年）秋七月丙子，由耶律斜轸派遣专人奏报给正在凉陉避暑的辽圣宗的；杨业疮发不食三日后而死，七月辛巳，辽国以朔州大捷祭告天地；七月辛卯，耶律斜轸又向辽圣宗详细奏报了朔州之战和杨业之死并献上杨业首级；辽圣宗即命将杨业之首传示诸军，借以鼓舞士兵斗志，宋王朝把守云、应诸州之人闻杨业死都弃城逃遁；耶律斜轸归朝后以生擒杨业收复朔州加守太保，萧挞凛、耶律谐理因协助耶律斜轸擒获杨业有功，耶律奚低虽射中杨业却因未能生擒杨业而无功。由此可见，杨业的战败死亡，成为了辽国将帅建功受赏的重要依据和辽国君主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了宋王朝西路军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这充分证明了杨业在宋辽两国的威名和杨业之死对朔州之战甚至整个雍熙北伐西路战线成败的重要影响。
杨业的战败死亡虽然引发了辽国君臣的高度关注，但对此关注更多、谈论更多的，还是北宋的朝堂。
在凉陉避暑的辽圣宗得到杨业被擒的消息是在统和四年秋七月丙子，凉陉即今坝上沽源一带，距离朔州前线约500公里，杨业又是战到日暮被擒并绝食三日而死，据此杨业战败被擒当是在雍熙三年秋七月丙子之前两到三日，杨业绝食而死应是在七月丙子或后一日。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距离朔州前线约700公里，则宋太宗得到杨业战败的消息应该是在七月丙子之后一两日，得到杨业死亡的消息应该是在七月丙子后三到五日。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在七月壬午即七月丙子后六日，宋太宗就派遣杨首一等“诣并、代等州，部所徙山后诸州降民”；在七月戊子即杨业死后十余天，宋太宗就授张齐贤为“给事中，知代州，与都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也就是让张齐贤接替了杨业生前的职务。2从时间上看，这两项任命都是宋太宗在得知杨业战败死敌之后进行的军事部署。
按照常理，进行完紧急的军事部署之后，朝廷就应该尽快褒恤杨业这样的忠臣良将，以激励前线将士、抚慰忠臣亲属。但是，直到雍熙三年八月辛亥即杨业死敌一月有余之后，宋太宗才下达了褒恤杨业的诏令，同时下达的还有贬责潘美、王侁、刘文裕的诏令：
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制 雍熙三年八月辛亥
生著勤劳，执干戈而卫社；殁加贲宠，听鼙鼓以申哀。不有追崇，曷彰茂烈？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节茂松筠。俾塞上之威名，本山西之茂族。自升环卫，甚著忠劳。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群师违戾，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强敌。劲节焱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汝！是用举兹徽典，旌此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布帛千匹粟千硕。
责潘美制 雍熙三年八月辛亥
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潘美，位处殿邦，任隆分阃。总貔貅之旅，执金鼓之权。昨以云朔吏民，不忍委之敌国。因令南徙，俾其率兵援之。而道路非遥，军士亦众。不能申明斥候，谨设提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罪戾，合置严诛。尚念久在边陲，累分忧寄。爰申念旧，特示从轻。可削三任，为检校太保。
王侁刘文裕除名配金登州制 雍熙三年八月辛亥
西上阁门使、蔚州刺使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等，早膺任使，久侍轩墀。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特从宽宥，止隶方州。侁可除名，配金州。文裕可除名，配登州。3
从诏令下达的时间及其中“合塞群情，抵于严宪”等用词可以推知，杨业死敌之初并没有得到朝廷应有的重视，对杨业死敌朝堂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应该是经过朝堂上的一番激烈争论之后，因为群情激愤，为平息舆论，宋太宗才下达了褒扬杨业以及贬责潘美、王侁、刘文裕的诏令。从诏令内容尤其是“群师违戾，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强敌”、“失吾骁将”等用词可知，朝廷认为监军王侁、刘文裕对杨业的逼迫凌辱和主帅潘美的失职导致了杨业的孤军陷阵。总之，在杨业死敌一月有余之后，北宋王朝官方才终于公开认定，杨业的陷阵被擒非战之罪，潘美三人对杨业的战败被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多种史料都记载宋太宗最初得杨业归宋时甚喜，并曾赐予甚厚，在杨业死后也甚为痛惜，对杨业旌表较慢，主要是因为杨业死敌事件牵涉到位高权重的开国重臣潘美的缘故。所以，褒恤杨业和贬责潘美等人诏令的下达表明，虽然在殉国之初并未得到应有的旌表，但杨业还是以他的忠烈赢得了舆论的同情和朝堂大臣们的拥戴，并因此最终得到了宋太宗的肯定和赞扬，逼杨业赴死的将帅也遭到了舆论的谴责。来自朝堂大臣和官方的肯定赞扬，为之后杨业事迹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褒扬忠烈谴责罪臣的基调。此后，北宋王朝君臣在讨论军事边境问题时，都多次以杨业及其子孙为例。
宋太宗朝，较早谈论杨业的，是被宋真宗、范仲淹、苏东坡称誉为“正直之臣”并以勤于进谏和直言进谏闻名的著名政治家田锡。在杨业死敌后三年，田锡与宋太宗讨论问题时就曾以杨业为例：
（太宗 端拱二年 己丑989）知制诰田锡奏疏曰：……近代侯伯，各有厅直三五十人，习骑射为腹心，每出入敌阵，得以随身，后来不敢养置。昨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以致为敌人所获。今虽时异事殊，然废置利害，宜亦询访行之。4
由奏疏的最后一句可知，杨业陷阵原因曾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田锡曾对此做过查访，听闻杨业为敌人擒获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贴身心腹，据此田锡建议宋太宗要吸取杨业陷阵的教训重新让将帅养置心腹，由此也可知田锡对杨业陷阵死敌是颇为同情并引以为憾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杨业殉国之初世人对杨业死敌的基本态度。
宋真宗朝，君臣们对杨业杨延昭父子谈论更多。先是被《宋史》评为“有器识，能断大事”的大臣钱若水，在应诏上书讨论边事的时候，以杨延昭为例：
（真宗 咸平二年 己亥999）丙子……谕百官各上封章，直言边事。于是，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钱若水言：“……今则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看敌人俘掠生民，上则辜委注之恩，下则挫锐师之气。盖潜辈不能制胜，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军法曰‘临阵不用命者斩’。今若申明军法，斩潜以徇，然后擢取如杨延朗、杨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将万人，间以强弩，令分路讨除，孰敢不用命？……如此则不出半月，可以坐清边寨。然后銮辂还京，则天威慑于四海矣。”5
钱若水的奏疏作于杨业死敌十三年后，他建议宋真宗，朝廷只有严明军法杀掉傅潜这样临阵不用命的主帅，重用杨延昭这样英勇善战的将领并增加他的兵权，才能使将士用命边境安定。据此可知，在杨业死敌十三年后，其子杨延昭带兵尚不足万人，兵权不大，但却是朝廷大臣心目中勇于用命的将帅的典范。
之后田锡上疏给宋真宗讨论如何选拔边境良将并使之为国立功时，又一次以杨业为例：
（真宗 咸平三年 庚子1000）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知泰州田锡上疏曰：今日是陛下注意于良将之时，是选求文武才干为沿边刺史之际……往年杨业击契丹，侯延广守灵州，人多称许。若见今节度、防、团、刺史、诸司使副中，因赏罚激劝，岂无杨业、侯延广辈为国家立功勋也。6（按，陈经《资治通鉴续编》卷四十八与此相同）
田锡的这次上疏是在杨业死敌后十四年。由“人多称许”、“岂无杨业、侯延广辈为国家立功勋也”等句可知，在当时，很多人与田锡一样，都把杨业当成了忠君卫国的典范。由“正直之臣”田锡的这次上疏可以看出，在杨业殉国之初的十几年，朝堂大臣们都认识到了杨业在保卫宋王朝疆土中的重要性并为其死敌感到痛心。
不仅大臣，宋真宗本人也曾多次提及杨业父子，并对他们的功绩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真宗咸平三年 庚子1000）莫州刺史杨延朗入奏边事，上意甚悦，指示诸王曰：“此即杨延朗也。延朗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朗治兵护塞，复有父风，深可嘉也。”厚赐遣还任。7
（真宗咸平四年 辛丑1001）夏四月乙巳，以保州刺史杨嗣，莫州刺史杨延朗，并为本州团练使…上谓宰相曰：“……嗣及延朗，并出疎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乃及於此。继宣虽不及二三辈，然亦熟边事，不易得也。”时嗣与延朗并为缘边巡检，勇于战斗，以名称相上下，边人谓之“二杨”。8
（真宗 景德元年 甲辰1004）……上谓辅臣曰“昨傥徇群议，发大军会石普、杨延朗所部屯布缘河诸州，邀其归路，以精锐追蹑，腹背夹攻，则彼必颠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自兹北塞常须益兵，河朔人民无日休息。况求结欢盟，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复举干戈，因而誓众，中外同愤，使其覆亡，谅亦未晚。今张凝等出兵袭逐，但欲绝其侵扰耳。”左右皆称万岁。延朗尝言：“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悉在马上。愿饬诸军扼要路掩杀，其兵歼，则幽、易数州可袭取也。”奏入，不报。延朗独率所部兵抵契丹界，破古城，俘馘甚众。9
由这几条史料可知，宋真宗不仅清楚杨业杨延昭的父子关系、深知父子二人的英勇忠诚及其在边境的影响力，而且早在澶渊之盟正式订立之前，宋真宗已经意识到杨延昭等人扼契丹要路歼灭敌人主张的正确性和可行性。由钱若水、田锡的奏疏和宋真宗的谈话，可见杨业杨延昭父子在真宗朝上至朝堂下至边境都有了较大的影响力。
宋仁宗朝，君臣们对杨业杨延昭父子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遣使索要关南十县土地并要求增加岁币，宋仁宗派遣富弼出使契丹。面对辽兴宗割地的无理要求，富弼对辽兴宗说，“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10富弼的言辞虽是外交辞令，但作为使臣，他的言论代表了宋仁宗的基本态度，同时也说明宋仁宗朝君臣们也都认为当日澶渊和议之前杨延昭等将领要求率军扼契丹要路歼灭敌人是正确的。而此时距澶渊之盟前杨延昭提议歼敌已近四十年、距杨延昭逝世也已近三十年，时间再一次证明了杨延昭曾经建议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后来，以断狱英明刚直著称的清官包拯，也曾在给宋仁宗的奏疏中两次提到杨业：
臣近者累曾上言，以河北沿边将帅，未甚得人，特乞精选，其代州尤不可轻授。缘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难控扼之所。太宗朝以骁将杨业守之，业殁，继以给事中张齐贤守之，其慎重用人如此。自后边鄙无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才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佑，必恐败事。……其承佑欲乞早令召还，别用能者。（卷第九“议边·论边将”）11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陛下有神圣文武之资，绍祖宗大业，以驭重权，三十年于兹矣……先朝以骁将杨业守代州，创筑城垒，于今赖之。（卷第一“应诏·对策”）12
根据奏疏内容，包拯的前一次上疏是在朝廷任命郭承佑知代州之时。按郭承佑兼知代州是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距杨业死敌已59年，此年包拯曾出使契丹，归国后即针对朝廷任命郭承佑知代州一事上疏，指出宋太宗将代州这样位置极其重要又最难把守的边境交给骁将杨业把守是慎重用人的表现，并试图以此为例说服宋仁宗罢免郭承佑，另选精干将领守卫代州。据奏疏内容，包拯的后一次上疏是在宋仁宗即位三十年后，此时距杨业死敌已66年，包拯在应诏所作的“对策”中指出，骁将杨业把守代州所创筑的城垒是仁宗朝仍然仰赖的，这是向皇帝直接称许杨业在代州创筑城垒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利于后世。在杨业死敌半个多世纪后，包拯两次在奏疏中以“骁将”称呼杨业，并对杨业把守代州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还有一些大臣，虽然未与宋仁宗在朝堂上直接讨论过杨业，但对杨业的事迹功绩也都熟知，如“皇佑中，韩琦经略河东，案堡寨置处，多北汉名将杨业所度者”13。富弼与包拯的言论以及韩琦对杨业事迹的熟知说明，在杨业死敌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宋仁宗朝，朝臣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杨业、杨延昭父子当年守卫边疆的功绩及其在边疆保卫中的重要历史意义。
宋英宗朝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因此有关杨业父子的谈论不多，但据史书记载，宋英宗本人却对杨业祖孙称誉有加。在朝廷选拔宿卫将军时，宋英宗曾称赞“文广，名将后，且有功”14，对杨文广进行提拔。这说明在杨业死敌八十年之后，他的事迹和影响力还为最高统治者所熟知。
宋神宗朝，君臣们对杨业死敌事件的认识更为客观。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在跟宋神宗讨论宋太祖和宋太宗用兵的问题时，曾经较为客观地同宋神宗分析杨业死敌事件：
（神宗 熙宁五年 壬子1072）庚子，上论太宗时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王安石曰：“太祖知将帅情状，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进反，乃以其人送郭进，此知郭进非反也，故如此。此所以如进者，皆得自竭也。此与唐德宗送言李锜反者与锜异矣。其后，郭进乃为奸人所摧，至自杀；杨业亦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将帅尽力者乃如此，则谁肯为朝廷尽力？此王师所以不复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15
在杨业死敌八十六年后，王安石将杨业作为忠心却不得其死的将帅典型来证明宋太宗用人不如宋太祖，并且明确指出杨业陷阵是为奸臣陷害，杨业含冤而死不仅影响了将帅对朝廷的信心，也是宋王朝军队不振的原因。王安石与宋神宗对谈的这段话表明，在杨业死敌八十六年后，朝堂君臣对杨业事件的认识更客观、更深入，那就是，进一步明确了杨业为奸臣所害的冤情，看到了最高统治者宋太宗在杨业事件中的责任。这就使得杨家将事迹的传播基调，由最初的褒扬忠烈谴责罪臣，增强为感愤忠臣蒙冤死敌和痛恨朝堂奸佞陷害忠臣，同时对最高统治者宋太宗在杨业死敌事件中的反思，也为故事的进一步丰富拓展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诏令奏疏史书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朝堂之上君臣对杨业祖孙事迹功绩的谈论评价可以看出，从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北宋王朝五朝君臣，都对杨业的陷阵死敌感到痛心，都对杨业祖孙的英勇善战忠心为国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北宋王朝君臣们对杨业祖孙重要功绩和价值的认识在逐渐深入并越来越客观。最高统治者和朝廷重臣们在朝堂之上对杨业祖孙的褒扬，就是从官方的立场肯定了杨业及其祖孙的历史功绩，这无疑为杨业祖孙英雄事迹的广泛传播定下了褒扬忠勇感愤死敌痛斥奸佞的基调，也为杨家将故事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注：
1.按，关于杨氏一族的基本史实和杨家将故事的形成及原因，参看拙文《杨家将故事的形成及原因》，山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4.5.6.7.8.9.10.13.1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20、675、973、1003、987、1055、1296、3283、3710、5775页。
3.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44页、346页。
11.12. [宋]包拯《包孝肃公奏议》卷一“应诏·对策”，《包孝肃奏议》卷九“议边·边将”。《孝肃包公奏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2、2页。
14.[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08页。
二、野史笔记的记载与评论
在朝堂之上君臣对杨业祖孙事迹的谈论之外，文人士大夫的一些野史笔记也记录下了杨业祖孙的事迹及其在当朝的影响。
最早以笔记形式记录杨业事迹的，是宋真宗朝的杨亿。杨亿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他在宋真宗朝与人闲谈，其门人黄鉴记录下了闲谈的内容，后来宋庠将其整理成笔记《杨文公谈苑》。因杨亿博览强记长于史学，又是《太宗实录》的主要执笔人，所以杨亿的口述可信性极高，《杨文公谈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书“杨业”条对杨业有专门记载：
杨业，麟州人，少倜傥任侠，以射猎为事，所获比同辈尝倍。谓人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如用鹰犬逐雉兔耳。”仕太原刘氏，至建雄军节度，频立战功，国人号为无敌。太原平，太宗得之甚喜，释缚授大将军，数月擢为郑州防御使。以其知边事，俾为三交部署知代州，虏寇雁门北，日南向，业从后击之，虏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中，副潘美进讨，自云应路，以王侁、刘文裕监其军，连接云、应、寰、朔四州，次筑乾羽。会岐沟大军不利，班师，美部迁四州民于内陆。虏齐妃及耶律汉宁、北皮室、五押惕隐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贼盛，未可战。朝廷止令取四州民，今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即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虏必悉众来拒，即令朔州吏民悉人石碣谷，分强督千人觇谷口，骑士援于中路，三州之众万全矣。”侁沮之曰：“今精兵数万，何畏懦如此？趍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逗挠不战，岂有他志乎？”业泣下曰：“业非爱死耳，但时有未利，杀伤士众，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君先死耳。”即部帐下骑兵数百人，自石碣路趍朔州，将行，泣谓美曰：“业本太原降将，当死，上不杀，宠以爵位，委我以兵柄，固愿立尺寸功为报，岂肯纵虏不击，而怀他志哉？今诸君责以避敌，当先死于虏。”因指陈家谷口曰：“公于此张步兵，分强弩，为左右翼为援，业转战至此，以步兵击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如其言，与侁等陈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以为虏寇遁走，欲争其功，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而西南行二十里，闻业败，麾兵却走。业至暮达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哭，再率帐下决战，身被十数枪。业抚下有恩，时从卒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傥鸟鲁散，尚有还报天子者，无与我俱死。”军士皆泣不肯去。其子延昭死之，业独手刃数百人后就擒，太息曰：“上遇我厚，为奸臣所逼致败，何面目虏中求活哉？”遂不食三日，死。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上闻之，侁、文裕并除名，配隶诸州。厚赎业家，录其五子，诏褒赠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业子延朗骁勇，为边将有威名，戎人畏之。
按杨亿卒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其门人黄鉴是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后被杨亿赏识收为弟子的，因此杨亿这段谈话的时间应该是宋真宗后期大中祥符或者天禧年间杨业死敌三十年左右之时。这段谈话简单概述了杨业早年的功绩，详细叙述了杨业陷阵的经过，最后简单记述了杨业身后之事。从谈话内容可知，杨业是因奸臣王侁刘文裕的逼迫潘美的默许和见死不救而战败被擒的，杨业的冤情和死敌在当时就得到了民众的广泛同情。从谈话的详略可知，杨业陷阵原因是最重要也是最为大众关心的问题。总之，这段谈话表明，在杨业死敌三十年左右之时，朝堂之上如杨亿这样的大臣们，依然很关心杨业之死的真相并且已经比较了解杨业死敌的具体过程了。
宋仁宗朝，一代文宗欧阳修也记载了杨业、杨延昭父子的事迹。皇佑三年（1051），欧阳修在为杨业侄孙杨琪所作的墓志铭中，有“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豎，皆能道之”的简单记载。这说明至迟在杨业死敌六十余年杨延昭逝世三十七年后杨文广尚在世时，杨业、杨延昭父子的英雄事迹已经广泛播于人口，甚至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
宋神宗年间，司马光的语录体笔记《涑水纪闻》的369条也提到了杨业。该条在记载皇祐元年侬智高攻广州朝廷派遣杨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之前，先做了“直史馆杨畋，继业之族人也”的说明。《涑水纪闻》向来以史料珍贵著称，该书虽未详细记载杨业功绩，但由此一句亦不难看出杨业在宋仁宗年间远扬的声名与巨大的影响力。
北宋末年已行于世署名曾巩的《隆平集》，对杨业、杨延昭父子事迹也有1000余字的详细记载。虽然对《隆平集》的作者是否是曾巩学界还有争议，但是对这样一部当朝人所作的当朝史书的重要的史料价值几乎无人否认。因为该书对杨业事迹的记载与早出的《杨文公谈苑》大致相同，对杨延昭事迹的记载与后出的《东都史略》、《宋史》等史料也大致相同（由此也可见该条记载突出的史料价值），因此我们不再全部引用，而只是将与《杨文公谈苑》不同和最值得注意的几句抄录于此。
“……业勇而有谋，与下同甘苦，代北苦寒，未尝独设炭。为政简易，郡民爱之。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上尤痛惜之……延昭…智勇善战，沉默寡言，平居未尝问家事。所得俸赐，均遗士卒。奉己简质。出入骑从如军校，号令严明，同士卒共甘苦。寒不披裘，暑不张盖。遇敌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乐为用，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情畏服，止呼曰‘杨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殒泣。”
将这段引文与前引《杨文公谈苑》对比不难发现，二者都详细记述了杨业的陷阵经过、记录了民众对杨业冤情的同情和愤慨，不同的是，《隆平集》增加了杨业爱护士卒、杨延昭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内容。从《隆平集》对杨业、杨延昭事迹了解记述的逐渐深入和增加可知，到北宋末年之时，人们在了解了杨业的陷阵死敌经过之后，又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杨业父子与士兵的关系以及他们父子的边境生活，这同时也说明民众对杨家将故事的兴趣越来越大。
三、文人诗歌的咏叹与反思
在朝堂之上君臣之间的谈论和文人学士的野史笔记之外，很多的文人士大夫还通过诗歌的形式来歌咏杨业祖孙的英雄事迹，表达对英雄的倾慕和对英雄被陷害致死的同情与愤慨。透过这些诗歌，也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文人士大夫对杨家将的态度。
最早以诗歌形式咏叹杨业的，是欧阳修。欧阳修皇祐三年（1051）为杨业侄孙杨琪所作的墓志铭中就曾经写下“杨世初微自河西，弯弓驰马跃边陲。……太师防御傑然奇。名声累世在羌夷……”的诗句，概括了杨业、杨延昭父子在宋辽边境长久的影响力及其在宋辽战争中的杰出功绩。
欧阳修之后，很多出使辽国瞻仰过杨业祠和杨无敌庙的文人，也都写下了赞颂杨业的诗篇。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以耿直敢言学识渊博著称的名臣刘敞，奉命出使契丹，经过古北口杨业祠时，写下《杨无敌庙》（在古北口 其下水西流）一诗来赞颂杨业，诗曰：“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两鸿毛。”该诗作于杨业死敌六十九年后，诗歌的前两句概括了杨业在边境的影响力，后两句则用因遭群臣忌恨被贬长沙的贾谊作《吊屈原赋》悼念被谗放逐的屈原并感慨自身不幸遭遇的典故，委婉地指出了杨业被逼陷阵的冤情，表达了对杨业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并称许杨业之死重于泰山。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和熙宁十年（1077），勤政博学官至宰相的名臣苏颂，两次奉命出使契丹，写下《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近六十首，其中《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也是对杨业的歌颂。诗曰：“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奚虏奉遗祠。”这是苏颂两次过古北口杨无敌庙的所见所感。该诗前两句以抗击匈奴战功显赫却不见封侯的汉代著名飞将军李广指代杨业，既是肯定了杨业的英勇善战和在敌国的威名，也是借功高不爵的李广委婉地慨叹杨业的命运乖舛；诗歌的后两句，记录了敌国对杨业的敬仰，也从侧面反映了杨业在边境的威望。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著名文学家苏辙出使契丹，经过古北口时写下《过杨无敌庙》：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
苏辙作此诗距离杨业殉国已经百年有余。短短八句诗，表达了百年之后当朝人对于杨业之死的叹息之情和反思之意，同时，又用周处为梁王司马肜逼迫赴死的典故，委婉地表达了欲诛逼迫杨业赴死的罪魁以慰杨业忠烈之魂的愤慨。由此可知，在苏辙的时代，同情杨业、愤恨奸臣的这种好恶已经形成，这就比之前文人诗歌对杨业单纯的同情赞扬又进了一步。结合前文王安石与宋神宗所说杨业亦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的谈话可知，这种好恶的形成，与官方对杨业死敌的认识及由此形成的杨家将故事基调是一致的。
在苏辙写下《过杨无敌庙》后两年即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以直言进谏正直无私著称的大臣彭汝砺出师辽国，也写下一首《古北口杨太尉庙》。诗曰：“将军百战死嵚岑，祠庙岩岩古到今。万里胡人犹破胆，百年壮士独伤心。遗灵半夜雨如雹，余恨长时日为阴。驿舍怆怀心欲碎，不须更听鼓鼙音。”彭汝砺概括了杨业在边境的影响和杨业内心的凄苦，对杨业这位悲剧英雄致以了崇高的歌颂和礼赞。
因为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后百余年，宋辽之间没有大规模战争，双方通使不断，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先后有一千六百多名宋朝官员出使辽国，古北口杨无敌庙又是宋辽之间的交通要道，所以，这类赞颂咏叹杨业的诗文应该还有很多。
除了这些出使辽国的文人，还有一些文人，他们虽然没有到边关凭吊过杨业，但却对杨业之子杨延昭做了赞颂，宋仁宗年间著名诗人梅尧臣所作的《高阳关射亭》就是典型的例子：
星弧射狼夜夜张，角弓备寇不可忘。将军屯师古关下，不尚武力何由强？日与官兵来会此，弓须射硬箭射长。更如羿中九乌毙，独见杲杲明扶桑。
杨延昭曾在高阳关副都部署任上任职九年，该诗应该是梅尧臣对杨延昭勤于训练以备边患的歌颂和赞扬。
由文人学士诗歌对杨业杨延昭父子的咏叹可以看出，杨业杨延昭父子的英雄事迹在北宋时期已经深入人心，文人士大夫的歌咏，又进一步扩大了杨家将事迹在宋代民众中的传播。
四、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原因及意义
上述史书奏疏中保存下来的朝堂之上对杨业祖孙的谈论与评价的史料、文人士大夫的野史笔记和诗词歌咏，反映出朝堂君臣和朝堂之外的民众对杨家将事迹的态度是越来越明晰、对杨家将事迹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入。这是因为，在杨业死敌之初，对杨业的评价会涉及到潘美等上层官僚甚至宋太宗这一最高统治者，难免会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有所保留。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皇帝的更替，这种忌讳就会越来越少以至于无，宋神宗时王安石能够和宋神宗比较客观地评论宋太宗用兵不如宋太祖就是证明。也正是因为政治忌讳越来越少，才使得朝堂对杨业死敌事件以及杨家将事迹功绩的认识越来越客观，并使得杨家将故事的基调由最初的褒扬忠烈谴责罪臣逐渐增强为感愤忠臣蒙冤和痛恨奸佞陷害。而朝堂之外文人和民众对杨家将事迹的认识，也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逐渐深入的，随着认识的深入，民众对杨家将故事的兴趣也是越来越大。历史是需要沉淀的，历史总是离得越远看得越清楚，杨家将事迹在北宋的传播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时间的检验也证明杨家将事迹是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价值的。
杨业祖孙三代，作为位列偏裨的边将，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声名鹊起、尽人皆知，这在一个崇文抑武、信息又极不发达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杨家将事迹之所以能够在北宋时期传播的如此广泛，与北宋王朝长期受少数民族侵扰经常以岁币换和平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也与北宋王朝百姓朴素的保家卫国愿望和抗击外族侵扰的爱国心理有关。杨家将事迹的在朝堂和民间的广泛传播，也说明杨业祖孙英勇抗击外族侵略的行为符合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因此杨业祖孙才深受朝堂君臣的器重赞扬和广大百姓的爱护拥戴。
总之，北宋朝堂之上君臣对杨家将事迹的态度认识，为杨家将故事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而朝堂之外文人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对杨家将事迹的态度认识，既扩大了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范围，也为杨家将事迹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可以说，正是在北宋时期奠定的杨家将事迹基调感愤忠臣蒙冤和痛恨奸佞陷害的基础上，才有了之后丰富多彩的杨家将故事，才有了杨家将故事轰轰烈烈的千年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