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与时方的配伍特点和古今接轨
医圣张仲景撰写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载方剂，一般统称为经方。而后世医家的一些有效方剂则称之为时方。经方因药味相对较少、配伍严谨、医理精深、疗效明确而闻名于世；时方药味较经方多，且配伍亦有一定的道理，临床疗效亦是名不虚传。经方和时方，在理论、用法上有所不同之处，但在临床疗效上各具优势，是推动者中医学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济宁市中医院肿瘤科李宗强
《方剂学》是中医专业的必修课，其中所载方剂就包括经方和时方两大类，均是从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对中医专业学生的临床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经方的配伍
1、 经方配伍的规律：
历代医家研究发现，经方配伍具有以下特点：
（1）方证对应严密，组方章法鲜明 在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常常出现以方概证如桂枝汤证、小柴胡汤证等；仲景方的适应证也非常明确，真正做到有是证用是方；仲景方还体现了君臣佐使、四气五味、七情和合、气机升降等配伍理论的娴熟应用。仲景方组方非常严谨，往往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药味稍作加减其适应证即发生大的变化。清代徐灵胎对仲景方“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的评价，应不为过。
（2）灵活加减 纵观仲景方，娴熟地应用药物配伍进行灵活的加减运用。从桂枝与芍药的配伍方中可以看到配伍不同的药物作用方向也不同，并据此而认为仲景方确为总方之祖、后世楷模，亦为中肯。
（3）巧用药对 在仲景有名有药的252张经方中，药味不超过5味的达180方，占全部方剂的70％。其中有40方仅有两味药组成，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药对。此外，柴胡配黄芩、桂枝配芍药、麻黄配桂枝、半夏配黄连、人参配白术等均是著名的药对配伍。在药对配伍中“七情合和”理论应用达到前所未及的境界，如甘草配甘遂等。
2 、合方中的配伍规律：
“合方”一词首次见于林亿校注《伤寒论》的第23、25、27条按语中，即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等。“合方”是两首或两首以上成方或成方与有一定明确功效的药组或药对的相加运用，与一般传统单味药物加减的使用不同，是中药方剂运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合方的原则是以辨证论治为核心，据“证”或“病机”进行方与方、方与药对、方与药组之间的配伍，而非传统的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合方可以切中病机、动态调方，针对疾病某一阶段所呈现的几个证或病机兼杂的状态，并可随着证或病机的变化而调整处方，做到方证对应，最大限度地保持和发挥中医“辨证论治”和“个体化治疗”的优势。如柴胡桂枝汤证，“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吐，心下支结，外证未能去者”，辨证属于太阳、少阳并病之证，若单以桂枝汤发汗，则有碍少阳之禁；单以柴胡汤和之，又恐太阳之邪不尽，故取柴胡，桂枝汤合方而用，取表里双解之效。
合方变化规范，利于推广，合方组成中的成方或药对，针对的病机单一而明确，配伍经典，功效比单味药强大。同时，作为一个治疗单位，其用量是可以调节的。如《伤寒论》23条注曰：“本云：桂枝汤三合，麻黄汤三合，并为六合，顿服”；25条方后注曰：“本云：桂枝汤二分，麻黄汤一合，合为二升，分再服”，因为“合方”中所使用的几个方是固定不变的，只是根据病人的年龄、体质、病情等因素进行方的相加变化、单个方用量的变化，才有利于在总结个人经验处方的基础上推广特效处方。
二、时方的配伍
时方也或多或少的有经方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宋元以来的某位医家，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在结合地区的用药习惯和医生的用药经验，依理—法—方—药的程序，君臣佐使的原则创制而来的，形成的过程较短，有些尚需实践的检验。
时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数是大方，目前中医处方用药动辄12味以上，体现了这种特点。时方则不然，多用补药和食物，如熟地、人参、石斛，如菊花、梅花，如丝瓜络、荷叶梗、扁豆、黄豆，以及牛肉、鹿筋、羊肾、猪肚，皆入药。
三、经方与时方比较
时方是与经方相对而言。所谓时方，就是宋元以后的方剂。也指近代医生师承授受的常规方、流行方、通套方。时方就像时装一样，是指当时流行的比较通俗的一些新创制的配方。与经方相比，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异。
1、方剂形成之别
在方剂的来源上，经方多从单味药发展而来，由药物发展为方剂，经过千锤百炼，包含了古人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决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可以说凝聚着无数智者的心血，比如桂枝汤，究竟是谁发明的，已经无法考证。仲景方，并不是指仲景个人的经验方，而是他收集整理的古代经验方；时方虽也或多或少的有经方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宋元以来的某位医家，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在结合地区的用药习惯和医生的用药经验，依理—法—方—药的程序，君臣佐使的原则创制而来的，形成的过程较短，有些尚需实践的检验。
2、药物组成之别
经方的味数甚少，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而言，1味药的有15方，2味药的有40方，3味药的有45方，4味药的有30方，5味药的有28方，合起来有160余方，而两书去除重复，共有方281首，可见5味药以下的小方已经占总数的半数以上。时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数是大方，目前中医处方用药动辄12味以上，体现了这种特点。
3、药物选择之别
经方多用药性较猛，带有偏性的药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轻如麻黄桂枝，重如大黄附子，毒如乌头巴豆，剧如芫花大戟；而时方则不然，多用补药和食物，如熟地、人参、石斛，如菊花、梅花、厚朴花、代代花，如丝瓜络、荷叶梗、扁豆、黄豆，以及牛肉、鹿筋、羊肾、猪肚，皆入药。
4、适应症之别
经方的主治比较明确，具体，每味药均有其主治；时方所主治的则是“阴虚”“阳虚”“水亏”“火旺”“上实下虚”“一切风”“五劳七伤”等病理概念，它的适应范围比较泛滥，如九味羌活汤，张元素说，“此方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热，春可以治温，秋可以治湿，是诸路之应兵也”。
5、方剂结构之别
经方相当严谨，动一药即换一名，甚至改一量即换一名，主治与功效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了严格的构效关系，表现出古典朴素的结构美。而时方则比较松散，加减繁多，许多时方仅是罗列了一些治疗这类疾病的基本药物，如九味羌活汤条下规定，“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
6、研究方法之别
经方可以通过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疗效经得起重复；时方的研究则必须研究病机，然后才能识其大意，所谓方义，研究到最后往往千篇一律，云里雾里。疗效的可重复性也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最后只得以中医是辨证论治为由搪塞作罢。
与《伤寒论》《金匮要略》方相比而言，后世的许多方剂均属于时方，尤其是金元以后医家的创制的新方，清代的温病方，当代一些医家的经验方，都可以归于时方的范畴。这些新的配方，虽然有的尚缺乏较长时间的考验，在适应症和用量服法等发面尚待积累经验，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经验方的范畴，则是不够成熟罢了。但是，历史上却有些医家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或者知识结构的不同，临床经验的差异，对经方或时方产生了各自的偏爱。有的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凡是后世的处方一律排斥；有的则不研究古代经方，不吸收历代相传的配方经验，或仅仅承袭家传或师授的一家之说，或师心自用，随意创制新方。这两种思想倾向，都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以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四、经、时方的古今接轨
“古今接轨论”为刘渡舟教授首先提出，是指古方（经方）与今方（时方）合用的一种理论。经方与时方合用虽古有先例，但临床应用并不广泛，古人及现代文献对经方与时方合用的意义也较少论述。要了解古今接轨论的意义，首先要明白经方与时方的含义。《中医大辞典》谓：“汉代以前的方剂称为经方。其说有三：①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医家类记载经方十一家，这是指汉以前的临床著作。②指《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剂。③专指《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记载的方剂。一般所说的经方，多指第三说。” 而“时方指张仲景以后的医家所制的方剂。”刘渡舟教授根据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之论，认为“经方”来自于殷商时代圣相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其上又源于《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即“经方”源于神农之药，发展而成“汤液”之方，又发展而成仲景之论。其中不难看出，药与方的结合，方与证的发展，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为了使导师“古今接轨论”得以发扬光大，在此对其意义进行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
1、扩大伤寒论》方的使用范围
《伤寒杂病论》成书已经1800余年，仲景之方经过千余年的临床应用与研究，正所谓“千锤百炼”，临床疗效已经被历代医学家所证实，所以被奉为中医学的经典之方，即后世医家所说的“经方”。然仲景《伤寒杂病论》，本为即病之伤寒设，而兼治杂病。正如《伤寒论》自序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仲景当年著书的原因是伤寒流行，故其方历代多用于治疗外感病，这也是后世医家提出“外感宗仲景”的理由。解放以后，对《伤寒论》的研究日新月异，仲景方已经不再限于治疗外感病，对于杂病治疗的应用也日益增多。近年来，由于中医在疑难杂病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伤寒论》方的应用重心已经转向了杂病。然而，仲景《伤寒论》的112方纵然千变万化，再加上《金匮要略》的262方，对于众多的疾病，也总有“恨方太少”之憾。况且后汉时代的疾病谱与现代的疾病谱有很大差别，仲景当时的疾病谱也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广，想要仲景时代的经方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疾病，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宋代张元素就已经发出了“运气不济，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金史·列传》张元素条）的感慨。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对于经方的加减应用就成了一种主要方法。查阅 一下现代医学文献，应用经方治疗某病者，几乎均为加减方，很难见到原方使用者。经方的加减应用，是对经方的发展，其运用灵活，随证加减药物，有一定的优势存在。其缺点是灵活度太大，基本上都是每位医家自己的一己之见，不易于推广应用，更不宜于传之后学。刘渡舟教授通过数十年对《伤寒论》方的应用与揣摩，积50余年的用药经验，至其老年，方悟出“古今接轨”之优势，大力提倡经方与时方结合应用，以经方为主，合用不同的时方治疗不同的疾病，使《伤寒论》方的应用范围扩大了无数倍。古今接轨论的提出，使经方以其完整的身躯运用于临床各科，使1800余年前的方剂巧妙地适应了现代的疾病谱，为《伤寒论》的研究与应用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而“古今接轨方”与经方加减运用的区别就在于它有规律可寻，它所合用的时方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方，便于理解，易于推广，而后之学子也容易掌握，对《伤寒论》的学习和推广应用具有较高的价值。
2、适应病因繁多的杂病治疗
《伤寒论》所论之伤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素问·热论》之“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是指广义伤寒而言。关于伤寒之广义与狭义之分，《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前者为广义之伤寒，后者为狭义之伤寒。《伤寒论》即以伤寒名书，又论述了温病、风温、中风等多种外感疾病，它属于广义伤寒之著似无可疑，但从论中具体内容分析，则可发现所论之重点仍属于狭义之伤寒。元·王安道被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称为“始能脱却伤寒，辨治温病”。他在《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一文中说道：“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可见“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明确提出了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并对仲景的立法原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最后又说：“夫仲景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又提出了仲景之法可以借用于治疗杂病。刘老认为，伤寒之中每多杂病，杂病之中也多兼伤寒，伤寒与杂病本有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想象加以分开。究其原因，大致有三：①伤寒单纯发病者少，而与杂病相兼者多，故伤寒与杂病合而论述，方为全面之著。②人分男女，体有强弱，感邪虽一，发病则异，而且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故不明杂病，则不能明辨伤寒为病之所因。所以，只论伤寒，不论杂病，则不能曲尽辨证之长。③有的病人先患他病，后感伤寒，内伤外感，病情杂沓，难求一致，无法用伤寒一种发病形式而统摄诸病。对此，柯韵伯深有体会地说：“伤寒之中最多杂病，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合而渗之，此扼要法也”。因此，《伤寒论》的方剂，现也多用于杂病的治疗。“杂病”，因汉时对于疾病的分科，只将外感急性发热之病，统称之为伤寒，对伤寒以外的疾病则统称之为杂病。所以，杂病之因最杂，杂病之种类也最杂。正如上节所论，《伤寒论》的112方，要适应众多的杂病，谈何容易。而与浩如烟海的时方接轨以后，就轻而易举地适应了各种杂病的治疗。刘渡舟教授应用“古今接轨方”治疗杂病得心应手，临床对于“古今接轨方”的应用实例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再举例。于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经方与时方合用之后，不但发挥了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的优势，也使其自然而然地适应了杂病的治疗。
3、体现经方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所谓经方的原则性，是指经方组方非常严格，对经方不能随意改动药味及其剂量，以保持古人制方之原意。例如：《伤寒论》的第一张方子为桂枝汤，方中桂枝、芍药及其剂量比例是很严格的，仲景不允许人们随意改动而破坏其方义。如果将此方的剂量加以改变，把桂枝增至五两，则叫桂枝加桂汤；把芍药增至六两，则叫桂枝加芍药汤。可见，尽管本方的药味不变，由于剂量变了，也不能叫做桂枝汤。如果不从剂量而从药味的加减来讲：本方减去了芍药，则叫桂枝去芍药汤；如减去桂枝，则叫桂枝去桂汤，也都不能叫桂枝汤，也不能治疗桂枝汤范围的各种病证，这就是经方不能擅自改变的一个实例。
所谓经方的灵活性，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必须对经方进行加减变通，以求适应疾病的变化要求。现代各种文献报道中对于经方的使用多采取加减用之，其例子数不胜数。然而，经方制方的原则性与经方应用的灵活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守其原则而不进行加减，则不能适应临床众多的疾病，灵活加减必然破坏经方制方之原义。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确实是众医束手之事，而刘老却能于一团乱麻之中条分缕析，理出了“古今接轨”这个头绪，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对矛盾。经方与时方合用，使经方不必加减而不破坏其制方的原则性，合用不同的时方治疗不同的疾病又适应了疾病的变化要求，真是一举两得。
4、体现经方与时方的内在联系
经方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伤寒学贵在其方。然而，中国之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继仲景之后，如雨后春笋，又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时方”使方剂学大兴。方有古今之异，格调不尽相同，但它们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刘老认为：“《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比作母亲是方之源，而时方如同子孙，乃是方之流也。有源才能有流，有流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况且时方中也不乏上乘之品，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本事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驰名医坛，与经方并驾齐驱”。事实上，后世诸多的方剂都是在前人方剂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心得加减而来。试看仲景之方剂，也是来源于《汤液经法》，并结合自己临证心得，加减出一系列方剂，如仲景从“火齐汤”（即三黄泻心汤）加减出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而桂枝汤系列之加减方总不会都来自《汤液经法》，必然是仲景从桂枝汤的临床应用中感悟而得。所以，后世之方剂，也与仲景的经方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本是同气连枝的，从古到今是一条道相通的，经方与时方的合用，也就是跨越了时空，而把古今这条道给接上了。刘老把经方与时方合用叫做“古今接轨”而不简单地叫做合方，也是考虑到经方与时方本来同轨，分之则为两个时段，合用则如同铁路之轨相接，若经名医巧匠之手，使其巧妙结合，则古今之方浑然一体。“古今接轨方”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古方与今方之间的必然联系
5、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任何一门学科，都随着当时的历史与现实而产生、发展和变化，中医学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产生，造就了中医学天人相应的理论框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小的角度讲，医生也应当适应各种民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东汉末年，伤寒流行，死人无数，众医束手，仲景适应历史条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作《伤寒杂病论》。迨至宋末，战争不断，赵宋南渡，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民族斗争的战场，人民处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热性疾病广泛流行，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痛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刘完素的“火热论”。李东垣晚于刘完素，在他内伤脾胃学说提出的时候，正当元兵大举进犯，中原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精神上的恐惧，无休止的劳役，以及饥饿冻馁等恶劣条件，对于内伤病的形成就显得很突出了，因此造就了“补脾”一派。张从正之时，元兴，国家统一，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从正曾经出任御医，士大夫喜补而厌攻，当时盛行《局方》，用药多辛燥温补，遂以汗、吐、下三法祛除病邪而达“邪去正安”目的，而纠正当时用药之偏，被后人称为“攻下派”。金元四大家的另一大家朱震亨，虽处在元朝和平年代，但局势并不稳定，他又生活在南方。南方之人体质脆弱，富人多膏粱之体，酗酒纵欲，精竭火炽，贫者藜藿之供，而愁肠百结，郁火内生，因此朱氏把河涧之火热论发展为了内生火热，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明*崇祯辛巳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疫病流行，诸医用治寒之法疗效不佳，吴又可推究病情，悟出疫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异气”为患。故作《温疫论》，提出“疬气”学说。其后至清代，又有众多医家的努力，特别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四家确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温病学说。明清时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对中医的传统理论冲击极大，这时，中医与西医开始沟通，最早接受西说者有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其后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提出了中西医汇通说。民国时期，恽树珏提出改进中医学，但主张以中医学说本身为主体，特别重视对《内经》的研究，尽量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它。陆彭年则提出了中医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吻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解放以后，中西医结合之呼声日高，近年来诸多学科都提出了与国际接轨。在这种形式下，刘渡舟教授提出了“古今接轨论”，认为：“中西医能结合，实验室的动物模型也能与人的疾病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的伟大创举，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地结合，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人力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把经方与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地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在现代中医研究以“以西释中，以西证中”为主流的形式下，“古今接轨”的提出，无疑是中医学自身发展的一种新尝试，是也非也，有待后贤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