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我们迎来了《北京文学》70周年华诞。
《北京文学》创刊于1950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学底蕴。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曾任编辑部主任。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浩然、刘恒都曾担任过正、副主编。70年来，一大批作家在《北京文学》发表处女作或在《北京文学》发表成名作，还有不少铁杆读者一直关注并阅读《北京文学》。数十年来他们与《北京文学》鱼水相依，有了许多值得怀恋并回味的故事。为纪念《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我们陆续邀请部分作家和读者为大家分享他们与《北京文学》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难忘北京六部口
文/毛秀璞
作为几十年的铁杆读者，以及自己处女作的发表之地，我不禁联想起自己与这家刊物的缘分。我是1976年与《北京文学》相识的，当时我是铁道兵文工团的舞蹈演员，爱好写诗。团里创作组宋绍明是中戏编剧系毕业，与当时《北京文学》小说编辑姚新是大学同窗，1976乃中国大灾之年，为出版一期“唐山抗震专号”姚新带着几位《北京文学》的编辑到我们文工团找宋绍明，了解铁道兵参加抗震的英雄事迹。记得那天我刚下舞蹈训练课，满身汗水，宋绍明就把我叫到宿舍，说要给我介绍《北京文学》的编辑们。记得姚新先生笑容可掬，瘦高个儿。之后，我就经常到编辑部去送自己写的所谓的诗。当时《北京文学》诗歌编辑叫李志，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东北人。记得李编辑每次一边看稿，一边抬头看我。看稿时表情淡泊，好像在想，这诗缺乏诗味啊。看我时表情疑惑，仿佛在问，一个专业舞蹈演员，怎么会热爱起写诗来了？当时《北京文学》驻地是西长安街六部口，离我们文工团所在地玉泉路四站地。刊物牌子不大，但方方正正挂在门口墙上。院内一排砖木平房，过道很窄，挨挨挤挤。但对于我，是殿堂。结果肯定是屡屡退稿，但我并没有丧失信心，且愈挫愈勇。练功、演出之余继续写作。四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我的诗终于展示在《北京文学》上。那是因为受1980年腊月发生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天鹅事件”冲击，我写了抒情诗《天鹅之死》，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3期。三十多年走南闯北，但我至今珍藏着这件宝贝。之后再去六部口，心花怒放。一副大刊物作者的心境。记得当时不仅受到李志老师的表扬，当了领导的姚新先生见了我也和蔼地说：“小毛，你的诗进步神速啊。”后来因《天鹅之死》这首诗，我还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也是爱上写诗后第一次看到读者写信赞扬。信中说：“……我曾经被许多诗所打动，但给诗人写信还是头一次。多么好啊‘美与丑／决不共存……’你唱了一支悲哀的、自然的歌！”落款是：济南市山东省档案馆——张炜。这年年底，有一天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见到了家乡诗人纪宇，他告诉我，昨晚看了《北京文学》在首都剧场举行的一场“1981年优秀作品朗诵会”，我的作品《天鹅之死》入选登台。朗诵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朗界”鼻祖殷之光先生。初出茅庐，便受到高手们抬爱。给我今生今世奋不顾身写诗，赋予了神力，夯实了基础。后来我开始陆续在《北京文学》发表诗歌，尤其是80年代，几乎年年有作品问世。还有一件与《北京文学》相关的往事值得回顾。好像是1982年初春，《北京文学》召开“青年诗歌研讨会”。当时我与顾城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侃诗。开会那天我和顾城及他爱人小谢、遇罗锦、江河等一起去了。会上见到了杨炼与《诗刊》社的康志强编辑。记得那天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发言踊跃，桌子上有糖果伺候。会议结束后，顾城迟迟不退场，把桌上剩余的糖果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童话诗人”经济窘迫。如今，恩师宋绍明已经仙逝。《北京文学》早已乔迁。我已经是六岁孙子的爷爷，退休在家继续着当年的诗歌之梦……不知当年《北京文学》的李志、姚新两位师长情况如何？
《天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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