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健：我在华县教育研究会附小的四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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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教育下（三）：附小毕业

作者 杨钟健

父亲（杨松轩）在县校当校长只有一年，第二年即辞去此职，以全部精力来办附小。他对官场做事，最感不自由，尤其不喜欢官场的应酬礼仪。前之就任校长，是因为别有一番用意，主要是想利用此职来推动附小的工作。他在县小虽然时间不长，但于整理校务和对学生的教育方面，均有不少作为，他的一些学生，后来亦在教育界作出了贡献，如以毕生精力办县中女学的秦佑臣先生，就是我父亲的学生。他的事业受我父亲的影响最大。

教育会附小创建人杨松轩

在县校时，我也同一些学生接近，现在所能记忆的，就是他们比之附小学生均阔绰得多。他们大约都是富家子弟，才能够到县校去念书。

附小的功课，因年级增高而加多，教员也年有增加。我最感兴趣的课程为地理与历史。地理由顾熠山先生教，颇能引起学生好感。但这位先生脾气很大，管学生过严，有时还打骂学生，故有“顾阎王”之称。有一年，张益斋先生为我们教国文。当时，作文流行的格式是开首以“生今之世”、“当今之世”作为引语，结尾必举“孔子曰”、“孟子曰”等圣人之言。我有一篇文章，末尾写了一句“死驴睡到车渠里，此之谓也”，用俗语代替了圣贤之言，一时受到责罚。那时还有一种课程叫做“修身”，是教人作人的大道理。教算术的教员为一从上海回来的某君。他患有肺病，精神不振，教书也不见长。我的数学未打好根基，大约与此有些关系。对于体操课，我因身体孱弱，从来就有些惧怕，勉强去上，实出于不得已。在校期间，学校举行了几次运动会，我虽然也不得不去参加，但却从未夺过一次锦标。

在学校中，我除了上课以外，亦常参加“教育研究会”的活动，如每年开大会之类。我虽年小，也被介绍为会员。这种团体活动，颇影响我的思想与行动。我们班上数人组织了一个会团，叫做“博文学社”，并拟定了章程，联络了许多会员，大多数都是当时的同学。对于学社，出力最多的是梁维桢。我还记得他刻写蜡版、油印章程的忙碌情景。此会也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许可。开成立会时，我父亲还讲了话。后来梁维桢因身体不佳，未能继续推进会务。这昙花一现的“博文学社”，不久便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这样在教育会附小住了四年，到公元一九一○年冬天，我才学完了高小课程，参加了毕业考试。这次考试相当隆重，不但全校教职员都临场监考，而且省教育局和县政府也派人来监场。每天除吃两次点心外，还有很好的宴席。这大概是县政府预备的。考试的程序也十分复杂，试卷要交省提学使审阅。我总算顺利通过了这次考试，除了我不喜欢的经书和数学以外，其他科目的试题我并不感到困难。

我已记不得是哪一年，大约是毕业的那一年或前一年，我得了疾病，久治不愈。那时学校正在盖房舍，木工、土工甚多，父亲前后照应，十分忙碌，再加上要看护我，就更加辛苦了。据乡间人说，我那病是打摆子。这种病是不许吃馒头的，只能喝点稀饭或吃些挂面之类的东西，而且天天要服用金鸡纳霜白面，苦不可言，吃了就想吐，日子久了，身体虚弱不堪。其实，我在校期间，身体无一日健壮，常常生病。为我看病最多的是一位毋先生。他在县衙门做事，医道相当高明。他有时将药末蒸入馒头中，让我吃饭时随馒头将药吃下去。可我的身体也并无起色。父亲为我担忧，于是在我毕业前夕，将我的“天命”的乳名取消，改名为“钟健”，意即钟聚康健也。

好容易到了第二年春末，省上的毕业证书发下来了，我们便在县城举行了毕业典礼。照那时的体制，成绩在八十分以上的名曰康生，七十分以上的名曰增生。我便是增生中的第一或第二名。这在同班十三人中，大约名列第五六名的样子。在旁人看来，一个年纪最小的学生能有这个成绩，已属很不简单了。

行毕业礼那一天，我父亲有训词。因为这是附小第一次毕业典礼，所以仪式相当隆重。我所戴的顶子和帽子，已于随父亲去西安时购得，衣服则在县城缝制。在学校行完礼后，毕业生还排着队到文庙去行谒见孔子先师礼，真也可谓招摇过市。

原文来源：《杨钟健回忆录》书籍整理 周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