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江南最后的古礼｜原乡

跪，曾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生活方式。古人席地而坐，其实就是跪坐。后来跪坐流变，日常生活中渐渐坐了起来，到如今我们日常生活中只知坐，不知跪了。不过，最近我晚上读书，常常尝试跪着读，主要是一种锻炼。

在跪坐流变过程中，跪从日常的生活方式，渐渐变成了一种特别的仪轨，似乎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刘亭长得坐大宝，叔孙通献的策起的，从此跪有了尊卑之分。而经历数千年，跪的意义花样迭出，但总不出高下尊卑之分，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远，民间日常，跪成为另一种生活的常态——日常生活中，晚辈跪拜长辈，徒儿跪拜师傅，学生跪拜老师，人间活人跪拜祖宗神仙，跪在中国民间尤其农村，随处可见。

及西方民权东来，跪遂被视为专制威权的代名词，这与中国旧时庙堂之上对权力和强者的崇拜敬畏没有平等地位有关（其实西方也有跪，单膝下跪求爱，单膝下跪受勋，包括自由主义的爵士老爷们都单膝下跪过）。既然是就糟粕，自然要扔掉，于是反跪，遂成一种象征。到1949鼎革之后，倡导新平等新文化，反对旧礼教到达巅峰，甚至连民间日常生活中无关乎屈服强权的跪拜礼义，也被彻底革掉，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但是，礼失求诸野，从来没落空过。在鼎革之后，反传统之盛，下跪作为一种礼仪，在民间却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在我江南故乡，即便在文革这种时代，跪拜作为一种古老的礼仪，一直悄悄在民间潜行。

我小时候记事起，已是文革中后期，即便移风易俗破四旧的标语口号刷在村里的墙上，逢到祭祖炅央的时候，乡下从来没有少过跪拜。

那时破四旧风紧，祭祖炅央都是偷偷摸摸做的，不欲为外人知道。祭祖有一个重要仪轨，就是后世之孙，要向祖宗磕头。磕头就得跪拜。

那时的祖宗牌位虽然被迫撤了，但是一张八仙桌上，摆着碗筷和敬献的菜肴米饭，周围四条空空的长凳，在跪拜磕头的后世之孙心中，祖宗们就在这八仙桌周围坐着，看着你，等着你的虔敬之心。

我很小就被祖父母在这样的场合要求着向祖宗下跪磕头，不磕不行，父亲虽然有破四旧的新思想，但这种场合，也只能偷偷遂了祖父母的心愿，和我们一样向祖宗下跪磕头。不过，父亲和我们兄弟心里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兄弟那时内心是百般不愿，只是不敢反抗，兼之这祭祖炅央的环境，有一种神秘的肃穆威仪，小孩多少有点敬畏。而父亲，我后来问过他，他自己下跪磕头的时候，内心是特别的虔诚。

这个下跪磕头，那时是非常小心，偷偷摸摸的，只有家人知道，至于村里人，彼此都心知肚明。农民就是以这样的智慧对付严苛的政治的。

那些年家里祭祖炅央，我和弟弟总想躲出去，想躲过跪拜磕头之事，但每年都躲不掉，一直到我考上大学。

过去祖母管教我们兄弟特别严厉，我们犯错了，祖母总是拿把笤帚，厉声喊我们犯了错误的兄弟下跪，要打我们，但我们从来没跪过，而是撒开脚丫子跑。父亲打我们时，倒是从来不要求我们跪着，我们也不敢跑。

不过，旧时师傅收徒弟时，传统的下跪磕头仪式没了。到我的大弟弟拜师，早已新风激荡，又是在社办厂，那是集体企业，师傅一下子收好几个徒弟，自然免了下跪磕头的旧礼。我小弟弟拜师学凿钢印，虽是私人师傅，也是新风浩荡，请桌酒，送点拜师礼，喊声师傅，也就算入门了。

1994年，小弟弟得了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去世，我从北京赶回家，按旧俗，我恭恭敬敬地向小弟弟的遗体下跪磕了三个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没有任何不愿和违拗的下跪磕头。

2014年夏天，我自1993年后第一次在故乡过农历“七月半”。过“七月半”一个重要仪式是祭祖，父亲淡淡地跟我说，你多少年没跟祖宗磕过头了，今年正好在家，也向祖宗磕几个头吧，过去都是你弟弟代你磕的。曾经也被破四旧新思想影响的父亲，那些所谓新思想已经荡然无存。

行礼时，我按旧俗，前后分两次，恭恭敬敬地向代表祖宗的摆放着祭祀用品的八仙桌下跪，磕了6个头，彼时的内心，升起一股庄严肃穆神圣的感觉，过去从没体会过。

我11岁的女儿，也按着她祖父的要求，分两次，向祖宗下跪磕了6个头，她磕头时，守在旁屋的我，都听得到她虔诚的磕头声。这是她人生第一次下跪磕头。后来她告诉我，她很紧张，觉得挺害怕的，其实是一种敬畏，跟我们小时候类似。

2015年夏天，我第二次在故乡过七月半，我和女儿也再次按旧俗，向祖宗下跪，磕了6个头。

如今我想起当年祖父母在家祭祖炅央时叫我们兄弟下跪磕头时，我们内心的不逊，多少有些可笑愧疚。

这种下跪磕头之礼，在故乡乡下，至今犹存。或许都成了新城里人后，这个古礼才会真正消散，只留文字中。

不久前我跟朋友说，以后要学门手艺，比如做个老篾匠，如果还有机会拜师，需要的话，我还是会下跪磕头的。人家把一身能耐教授你，下跪磕头又何妨，古礼而已。

我想，膝盖以后还会弯曲，还会下跪，头也还会磕。但没人能勉强我，除了我意愿。这很好。

（原文写于2016年11月。当年野夫收徒，徒弟行跪拜礼而引发诸多争议，遂写了这样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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