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 || 吕常明系列散文之十七：我与书（续） / 开普饭

吕常明系列散文十七

《我与书》（续）

（三）藏书

藏书绝对烧钱。我一介布衣常愁饥饱，哪有钱藏书？只是存了几本罢。

我的书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买或拾。买书喜欢买成套的，看出版说明上说是不是收全了作者的作品，凡作家作品收不全的合集、选集一般不买，以免浪费钱财。我买过一本《鲁迅杂文全集》，所以《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再见到都可无视。2014年在咸阳汉唐书城买了一套莫言全集，再有莫言小说集出版，我完全可以不理会，除非有新作单行本。2016年网购了《苏轼全集》、《欧阳修全集》等，他们的诗集、散文集都不用再买，花一次钱省了一生事。至于版本，因古籍校勘质量决定着版本质量，需要选择，对现代作品就不看版本，编辑风格差别不会影响到文章内容。拾书，不是垃圾堆拾破烂，是从别人不要的书中挑出自觉有用的，特别是在他人搬家或图书馆搬迁时。这个来源较少，主要是信息不灵。某年学校图书馆搬迁，听说处理书，去看时已处理好几天了，没挑到一本。

如果把架上书都读完记住，我定成大师了，事实上那书回来全成了聋子的耳朵，如袁枚所说：“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当战士时，听说西安北院门有家古旧书店常处理旧书，我便工作之余专门找到那里，买了竖排的繁体字《南齐书》、《北齐书》等扛回来，结果没翻几页。当时前途未卜，居所未定，1993年秋天探家时，用方便面箱子装了，背包带捆着背回了老家，想以后便利了慢慢看，可那书至今还躺在箱底，崭新崭新。西安万邦书城在小寨时，去买了一套处理的《南宋史》，还有些人物研究。这些书不作史学研究难有耐心读下去，但不知为什么，就想买。即便是小说，那套莫言小说集今天还没拆，那套历届“矛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还捆着绳子也没解。有的书读着读着就放那了，一放就成了古董。如此存书，除了败家，无甚益处。我知道这毛病，但每次到书店心里就痒痒。住单身宿舍时地方小，柜子、桌头、枕边都是书，非常渴望有间书房，四面书柜，随看随取。后来在家属区要了房子，除了书越摆越多，别无收获。其实藏书多少与知识多少并不成正比，就如钱多并不代表一个人真正富有。我感觉自己有时就像柳宗元笔下的蝂蝜小虫，总喜欢捡来背上，不堪其负也不止。

由于没有固定住所，这么多年书丢失不少。有一借不还的，有拿回老家不知所往者，有因工作辗转散失的。古人说安居乐业，实是真理。现在还常梦见当战士时那个装书的木箱子没上锁，许多珍贵的书不见了，醒来还在心疼。但很少梦见得新书，大概实在太怕书丢失。现在非常希望有间屋子，有个结实的书架，摆着我存的书。没事时坐在那里翻翻书喝喝茶，或与朋友聊天对弈，即便不想读，就伴着那些书都是享受。

有时看着那些书，我会陷入沉思，就像面对一块儿石头，感觉到生命的无常与无奈。试想天下之书浩如烟海，要想看完，和想收藏全一样不可能，多少藏书者的书都成了摆设和累赘。过去藏书家为护书而不外借，有的藏书楼还立了严苛的规矩。明朝中期兵部右侍郎范钦建造宁波“天一阁”就立下规矩：“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以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典鬻者永摈不与祭。”天一阁如今依然挺立，成为幸存下来的珍贵风景和文化符号，其意义自不待言。如果不幸遇上兵乱或搬家，那书简直就是累赘。南宋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爱书如命，有时典当衣服换钱购买，多年下来，收藏了不少珍贵文物典籍，但战乱中南迁时大都散失，半生心血付之东流，实在是件悲哀的事，晚年的李清照只能以凄凄惨惨凄凄来形容。想想他们，再想想那身外之物，人两眼一闭能带走什么呢？若儿孙能继承还好，若遇上败家子，那自己一生为谁辛苦为谁忙？收藏的书再多有何用？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写道：“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读书为然，天下物皆然。”不只说藏书者未必读书，也说出藏书不能长久承继的事实。道理人人都懂，但又无不重复着前人旧事。文人贪书，武人爱刀，不外人性的贪婪。世事变换，太过无常；子孙各异，岂能求同？有时我会看着一堆书发呆，茫然无措。

藏书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防虫，虫子是真正吃书。书放久了打开，常有干枯的虫尸夹在其中，一抖，便缓缓飘落。古人在书籍防虫方面经验丰富，《梦溪笔谈》中有篇《芸香辟蠧》，专讲古人藏书防虫之法：“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据说，书柜里放几颗樟脑球了可以防虫，我没试过。

（四）写书

读书如练功，练到天眼开，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众生的前生后世，光天化日之下的鬼魅，自己的前世真身等等。然后，自以为握天下正义，要么投枪匕首不吐不快，要么隐居山林冷眼观世，于是，出现了作家、诗人、隐士这样的一群。其中有的天眼未必开，一有风吹草动便视作鬼魅大呼小叫，激扬文字，甚至扛起天下为己任之大旗，自命是社会脊梁，自诩是知识分子责任，恨不得变身钟馗。这种意识与担当难能可贵，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但士农工学商，多少人也在默默传承和创造着文明，担当着责任，知识分子那点知识能比泥瓦工掌握得多？所以，即便能看到法海的金钵，也未必了解金钵笼罩下白娘子的感受，还得如柳青那样与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才行。在农村在田野在市井，我从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因为自己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酸秀才，只有点看图识字基础，离天眼开还差十万八千里。当然，有时会产生些想法，不说出来憋得慌，说又说不到点子上，只好闭门自语。我确信这仅仅是我的发言权，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大，更无指点江山的豪情。

从小老师教导说，长大了要当科学家、数学家、将军等等，压根没想到写书，开始写文章时也没想过，只是不想把业余时间交给聊天游戏。抛开在校作文，我最初写文字是在入伍后，写些鸡零碎的事。进军校时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少不了“为赋新词强说愁”。提干后，端起碗面对精米白面便想起故乡的粗糠腌菜，于是目光返观故土，写些陈年旧事。九十年代末在基层时，电脑尚未普及，用手写，有时用同事电脑敲字。营部有台电脑，是办公兼领导们的游戏机，他们不玩时我将手写的文章慢慢敲进去存入磁盘。副营长刘某爱玩，但一看我过去就主动让出。如此慢慢积累了些文章。2008年左右，由于希望转业后进政府机关，便打算出本书作为资本，于是投稿出版社。书稿定下后，又请人题写书名或作序渡金，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鲁风老师抱病写序，陈忠实老师慨然题名。这便是我的最早两本文集。我突然变成了写书者！

出这两本书的目的，除了纪念老父亲，也想反映故乡人的生活状态。我在自序中写到：“我实在无意于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只是用心以他们的朴素、正直走近他们，关注他们所想、所愿、所关心的，甚至揭露他们的丑陋与卑琐，以我浅薄的笔触来记录那片小小角落的沉重与叹息。”因太过写实，或者说写得太逼真，以致被认为是我的经历。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的可能没高出生活。

出书如养女，十月怀胎生不出不行，生出来养大了嫁不出也不行。书出来让读者能看到，其间必须经过一个环节——销售，或自己销售，或靠书商。有一年在咸阳街头看到一位女子卖书，背后横幅上写着“我卖我书”。当时不解，有了经历才知个中辛酸。我的书出版后，公开签售没做成，只在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签名邮寄了不少，在西安几家书店的角落占下寸地卖出一点。我等无名小卒终究难与贾平凹、莫言等人的书销量相比，尤其今天手机普及，人们吃饭、坐车、入厕等打开手机便可翻看，很少有人随身背纸质书悬发刺骨苦读。现在出书者多如牛毛，许多书从印刷厂出来绕一圈又回到造纸厂，累了写书者，富了中间商。这是市场，与文化无关！不知我的书能否逃得如此轮回。

这次出书经历，让我重视起了受众群体。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读书兴趣也不同，我的书出身农村者看了叫好，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出身城市者看了觉得不可思议，有这么穷困的生活吗？上年纪者则从中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当然，没有一部作品能让所有读者满意，但也说明作品定位读者群体的重要性，让农民工看《高等数学》不可能，让数学家看《资本论》也有难度。前几年《蜗居》大热，正是刺中了人们的痛点。因此，闷在屋里写“我”怎么样，不如到社会上看，看热点，看趋势，看受众的痒点痛点。看似商业动机，实是为了寻找某个点，准确地搔到读者痒处。我当时就是闷头写自己的喜怒哀乐，写故乡人的悲苦辛酸，农村人自然觉得亲近，也与生长在城市的读者有了距离。贾平凹说：“磁铁只对螺丝帽、铁钉起作用，不对木头、石头起作用，文学也是这个道理，我从来不考虑读者，越考虑越写不出想要的，因为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写自己。”这是成名后的任性与洒脱，站在山顶放歌与站在山脚放歌感觉是不一样的，多少人不是在为读者而写？读者不认可是没用的。不是说贾平凹先生说的不对，因为作品要走向市场离不开读者。

许多人建议我写部队题材。我没写，一方面题材敏感，不好把握，又不想如现在许多军事题材作品那样说梦话；另一方面，身边事写虚了违己，写实了违他，宁愿不蹚浑水。但是，这并不能使我躲过现实的浑水。新领导刚上任，我兴冲冲地拿着书去逞能。他翻了翻往桌上一丢，咧咧嘴说：“出书给党委汇报了没有？谁批准的？”我一愣。上级机关和本单位老领导名字都印在跋里，书的首发式在本单位办的，怎能没汇报？后来闲聊时，他说，不要写社会上那些闲事，没用，写写我们单位的优秀人才，把单位好好宣传宣传。”这让我想起一件事。陈忠实成名后一段时间无续著，据说有官员建议他深入群众中去，定能写出超越《白鹿原》的作品。陈忠实说：你懂个锤子！这在文坛传为佳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已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即便说“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是指天下而非内宫。历史上少有写宫闱事出彩的，乾隆帝写了那么多诗也不见流传。李白厌倦了应景，仰天大笑出门而去，并没影响其诗文流传。我从不认为写卖炭翁是闲事，但我没气急到陈忠实和李白那般境界，遂应付说：“收集了一些，正写着呢。”其实，我当时正酝酿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暂取名《碧血苍空》，以我单位发展为线索，写我国军事某领域发展历程及为国防献身的平凡人物，计划《唐王岭》写完后便开篇的。但后来岗位调整，没有适宜的环境，两部就都搁下了。心灯不灭，脚下就永远是亮的，此路不通，拐弯前行。人生坎坷，岂能事事圆满？

朋友介绍我时常冠以作家二字，我恨不得钻入地缝，作家那么容易当的？自己充其量是个作文爱好者。现在作家与专家、经理一样满天飞，几乎成了骂人的话。包装是必要的，但不能偏离事实，画家靠画立足，作家用作品说话，我这作品几斤几两？所以我宁愿穿着棉袄溜边过街不挨冻，也不愿西装革履冻得嘴唇乌紫招摇过市，只为求心安。当然，朋友们的话中是包含着希望的，我自当奋蹄，努力不辍。

书还要出，变成铅字后好歹心理上得一点安慰，这是写文章人的毛病。至于报刊发表不发表不重要，因为过去发表的夹在本子里，恍然片片碎梦。其实写作是自己的事，把想说的说出来便好。这又如前面贾平凹先生说的话，作家要写自己的内心。我喜欢写随意的文章，说真话，写真事，显真情，不拘束不做作，也不自诩担当天下。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很有道理。当然也要照顾读者，力争得二者之平衡，尽管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是真心希望听到批评的。

梁启超给儿子的家书中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然也！

（2018.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