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反惹官司，恶人以尸讹诈怎么办？

“假如我没有见义勇为，老老实实当个吃瓜群众，和大家一样小声骂个两句，这具尸体就不会吊在我家门框上，找我麻烦了……”五百多年前，当明朝人杨茂惊愕地看见家门口这令人魂飞魄散的一幕时，想必会如此自责。在听杨茂诉说他的故事之前，请先拆阅下列问题：【假设你在路上看见有人殴打他人，你是安静地围观“吃瓜”？避之唯恐不及地跑开？还是挺身而出、设法制止？】我们来看看明朝人杨茂的经历，一段属于普通人的、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

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的一天，某地居民杨茂目击一场斗殴，系本乡陈通、陈能（注：以上二者原文初写作“杨通、杨能”，综合全文判断应为笔误）、曹鑑、杨玉等至少四人围殴卫所百户王英、军户李歪头。

个中是非曲直，杨茂不明就里，但陈通、陈能一方四人以上对王英、李歪头二人进行“扛、抬、殴打”，如果不及时制止，有可能酿成难以想象的后果。杨茂没有过多盘算，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竭力拉架劝和。在杨茂的热心劝导下，陈通、陈能一方暂时恢复了理智，王英、李歪头得以解围脱困，杨茂也就放心地回家了。对于陈通、陈能、王英、李歪头等人的脾气、品格，以及双方矛盾的性质，杨茂一无所知，更无法预料此番“见义勇为”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

另一边，李歪头大约是因遭受当街殴打、羞辱，咽不下这口气，或许也顾虑陈通、陈能等人可能会回过头来施加报复，便不肯止步于“私了”。他选择将自己和王英的遭遇报告旗校，请有司介入处理，“公了”这段公案。

李歪头一告，陈通、陈能等人立时鸡飞狗跳。因为《大明律》对“打人”行为还是相当重视的，处罚以“笞二十”起步。最常见的赤手空拳打人，或伸腿踢人，即使没有造成对方负伤，也要“笞二十”。同样在对方没有受伤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使用肢体以外的物品打人，处罚升级为“笞三十”。假如受害人出现“青赤肿”的皮肉外伤，即俗话说的“鼻青脸肿”，根据行为人使用外物与否，处罚将分别加码至“笞三十”至“笞四十”。再往上，随着伤势加重，处罚亦相应升格，以此类推，本文不作赘述。【《大明律集解附例》有关原文：以手足殴人，不成伤者，笞二十；成伤，及以他物殴人不成伤者，笞三十；（以他物殴人）成伤者，笞四十。青赤肿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

杨茂作为重要的目击证人，不可避免要向有司如实陈述事情的经过情形。有他出面指证，陈通、陈能等人罪责难逃。不出几天，一干狐朋狗友如鸟兽散，分头躲藏，逃避惩罚。

说起来，“溜之大吉”似乎是明代“犯了事”的小混子们争取免罚、轻罚的常用伎俩，只要没有踩破“人命关天”这条红线，一般的打架伤人乃至“坑蒙拐骗偷”之类，通过一段时间的“捉迷藏”游戏，可能将衙司工作人员拖得筋疲力竭、心灰意冷，于是双方妥协，混子们归案，衙司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类似的情况在成化朝大理寺卿王槩办过的案件中虽然不多，却也不止一次出现。

关于此类现象，倒是不能一味责怪明代的地方衙司敷衍塞责、虚应故事，或可视为明朝人权衡利害得失、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毕竟，按明朝的经济、科技、交通条件，倘若把人、财、物力长期消耗在一些危害程度相对不高的琐碎案件上，其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理，值得商榷。本案亦然。后来，有司找到了陈能，没有进行鞭笞、杖责，而是罚他“做工”。其他人也陆续回乡投案，所受处罚未见记载，推测应轻于“做工”。

然而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陈通、陈能一方满意。他们大概认为王英和李歪头也有过错，却全身而退，有失公平，而本方应该得到“免予处罚”的待遇。实际上，古往今来，所有自我中心、藐视规则、为所欲为的人都是同一副嘴脸，觉得地球理所应当要围绕他们旋转，稍微不合心意，便是别人对他们“不公”。这一次，陈通、陈能等人锁定杨茂为冤家对头，恨杨茂多管闲事、又帮李歪头作证，致使他们遭此一劫。“报复”的念头开始在一帮乌合之众那不太灵光的脑子里酝酿、发酵，不久就散溢着一股可笑的酒气酸臭，率先冲破了陈通的理性防线。

陈通于某个夜晚闯进杨家泼闹打骂，找杨茂算账。纠缠闪躲间，杨茂把家里的水缸、盆子等易碎品都砸破了，家什碎了一地，同时严正声明：“我要去衙司告发，让旗校来处置你！”他的行动和言辞震慑住了色厉内荏的陈通。陈通一面叫喊：“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逼我，我不活啦！你等我死给你看！”一面奔出门去。

当晚一更时分，陈通潜回杨茂家的后墙门外，解下鞋带，系在“门框木”上，再度吵嚷，扬言要在杨家的门框上投缳自缢。由陈通的工具——鞋带来看，人们已经很难相信他是真心寻死。杨茂紧急将事态报告本地“火甲”——又称“总甲”。火甲前来询问。陈通心慌，一溜烟跑开，把鞋带遗忘在杨家后门外。根据陈的上述行径，基本可以判断，他宣称要“上吊”不过是在撒泼，试图勒索杨茂，不可能真的付诸行动。当下，杨茂断定陈通不会重来了，关好门休息，不再理睬此事。火甲也不大在意，转赴别处巡视。

谁知，当天深夜的某个时刻，陈通居然第三次来到杨茂家，只是变成了一具尸体，用一根“绵布带”套住脖子，吊在杨家后门的门框上，荡来荡去……

约莫过了四更天，杨家人尚未起床、还没有知觉遗体吊在门外，陈通的弟弟陈能及曹鑑、孙安等一行八人找上门来，认出陈通的遗体，立即破门而入，把杨茂架走，要求他承担责任。

稀里糊涂的杨茂被挟持出门，陈通的腿迎面颠来，仿佛在完成生前没来得及踢出的那一计“扫堂腿”，伴随着阴森森的讥笑：“嘿嘿，我说了要死给你看的，瞧你怎么办吧！”

陈能称：【他昨晚有事外出，于四更时分回家，发现哥哥陈通不在，因哥哥曾经谈及要找杨茂报仇，陈能预感不好，知道哥哥是去杨茂家自缢明志了（注意：此句高能！）便呼朋引伴，一起去杨茂家寻人，看见陈通的遗体挂在杨家后墙门的门框木上，显然是因不堪杨茂逼迫欺凌，自缢而亡。】

杨茂否认陈能的指控。陈能等八人将他“捉”进“铺”内——可简单理解为社区治安亭，持棍子拷打。他们企图强迫杨茂签署以下供述：【因陈通声称要托关系“写帖子”捉拿杨茂、报一箭之仇，杨茂对陈通实施威逼羞辱，致使陈通悲愤自缢。】

杨茂不从，提出自己的主张：【陈通应是于一更天离开杨家以后，因报复不成，遭到同伙曹鑑、陈能等人抱怨指责，陈通不服，发生“窝里斗”，被曹鑑等人加害。曹鑑、陈能等人连夜将陈通的遗体吊在杨家后墙门上，嫁祸于人，以尸讹诈。】

尸检证明，陈通的两腮、额头等部位的确有一些“青赤”伤痕。

双方各执一词。曹鑑见势不妙，赶紧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此后，衙司一直没有找到他。陈、杨两家一路争执到大理寺。大理寺卿王槩审阅案卷，指出陈能的说辞存在一处显而易见的漏洞：

陈能说，自己于当晚四更天回家，见哥哥陈通不在，就判断陈通去杨茂家上吊明志，因而找到杨家门上，从而发现遗体——请问他陈能是神仙吗？竟有未卜先知之明！王槩断言，陈通在一更天离开杨茂家之后，肯定回到了陈家，并将自己在杨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妻儿和弟弟，陈能方才知晓哥哥陈通说过要在杨茂家投缳自缢这种话。既然如此，于情于理，陈能一家势必严密看护陈通，防止他寻短见。但他们毫无作为，连陈通几时再度离家都声称不知情，以致陈通悬尸杨家后墙门。对于以上疑问，陈能避而不谈，从未给出可信的解释。

王槩进一步挑明：陈通自尽的可能性为零。他有什么气不顺的？一个敢于当街殴打卫所百户、受过处罚还要闯进证人杨茂家里放刁打滚的人，说不好听就是厚颜无耻、死猪不怕开水烫，绝不可能因为杨茂说了一句“去衙司告发”就自尽。

陈能、曹鑑等人肯定清楚陈通之逝与杨茂无关，他们的说辞纯属捏造，否则，为什么杨茂一还以颜色，曹鑑就慌不择路地逃走？明显做贼心虚。

真相是：陈通于当晚一更天回家，因故猝逝，并致面部受轻伤。曹鑑、陈能等人合谋，把陈通的遗体搬运到杨茂家门外，吊在后墙门上，伪造自缢现场，意图报复杨茂、诈取赔偿。

那么，陈通究竟是怎样去世的呢？史料无载，仵作也未能得出结论。王槩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倾向于杨茂的推测，但从行文口吻来看，他并不赞成杨茂的意见。陈能、曹鑑等人和陈通的关系非常亲密，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加害陈通的动机。陈通独自闯进杨茂家搅扰失败，这种情由通常不至于在兄弟之间引发激烈的冲突，以致陈通丧命。所以笔者推测：陈通有潜藏的心脑血管疾病，当晚一更天回家，向妻儿及弟弟陈能等告知自己的作为，家人忍不住埋怨，引起一些家庭纠纷。譬如妻子可能抬手扇过陈通两记耳光，在夫妻打架过程中，陈通的面部受了轻微的皮肉伤。更糟糕的是，陈通因情绪激动，诱发隐疾，猝然离世。弟弟陈能“灵机一动”，找曹鑑等朋友商议，利用哥哥的遗体报复杨茂。可是本文先前说明，陈能等人是一帮头脑“不太灵光”的“乌合之众”，说谎都做不到圆满，破绽百出，因此没有得逞。

当然，站在杨茂的角度，还要“感谢”曹鑑、陈能等人的愚蠢。无论什么时代，都不要让见义勇为者“流血流汗，又流泪”。《增广贤文》说“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想必这也是王槩隔着卷宗想给杨茂的回应。

本文参考资料：明代《大明律集解附例》、王槩《王恭毅公驳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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