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观特稿 | 世上再无亨廷顿，掩卷未曾不怅然

2008年的12月24日，政治学巨擘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麻省葡萄园岛的Windemere护理院与世长辞，享年81岁。

作为一代宗师，亨廷顿的一身充满了传奇色彩。他16岁时就考入耶鲁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并在2年半后就取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加入美军并在服完兵役之后考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政治史。就读期间，他发表了第一篇谈论美国中西部激进主义的论文。与此同时，就读芝大的亨廷顿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他热衷参与校园政治。但是随着兴趣逐渐转向学术，他于1948年秋季转入哈佛大学，在转入麻省剑桥市不到2年，也就是他23岁的时候，亨廷顿便取得了博士学位，由此被誉为“政治学神童”。但是天才的人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有时甚至伴随着不幸，亨廷顿为出色的学业成绩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断透支的身体健康，他虽然仅用4个月的时间便撰写完了博士论文，但也因此操劳过度而罹患困扰一生的不治之症——糖尿病。

在博士毕业之后，亨廷顿幸运地留在政府系任教。除却中间5年转教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外，他将全部的学术生涯都奉献给了哈佛大学。亨氏一生著作颇丰，除却他博士论文聚焦政商关系，探讨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ICC）被它名义上监管的利益集团俘获的过程和原因之外，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军事政治、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等方面，其独立代表作有《军人与国家：文武关系的理论与政治》（1951）、《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1981）、《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以及封笔之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除此之外，他还有与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合著的《政治霸权：美国/苏联》（1963）、与克罗齐（Michel Crozier）和绵贯让治（Joji Watanuki）合著的《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1975），和琼·纳尔逊（Joan M. Nelson）合著的《难以抉择——发展中的政治参与》以及与迈伦·韦纳（Myron Weiner）合编的《理解政治发展》（1987）等。尽管亨廷顿的研究领域不断转换，但其思想脉络却是一以贯之，那便是实用主义哲学和“即时即地”的哲学——情境保守主义。

一、保守主义的滥觞

从个人背景上来说，亨廷顿的保守主义思想萌发于冷战时期。在这之前，由于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实施和民主党的长期执政，推崇民主和公平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对此，亨廷顿毫不避讳地表示，“我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上帝。”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迁和他个人思想的转变，在1957年，亨廷顿相继发表了两部意义非凡的作品，这是他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滥觞。

亨廷顿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一文中对三种主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做了详尽的论述。关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几乎贯穿了从美国建国至今的历史，从未停息。与主张民主的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保守的恰好是美国建国期间崇尚个人自由的信条。但是，与传统保守主义者的立场有所不同的是，亨廷顿强调的是情境式的（situational）保守主义而非教条式的（doctrinal）保守主义。因此，当固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受到外在的挑战和威胁时，情境保守主义就会应运而生。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以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政体中，统治能力永远是最为重要的。同时，亨廷顿对发展中秩序和稳定的关注深受基督教神学家尼布尔人性恶和生而原罪的思想影响。在继承并坚持一种少数精英统治的民主观后，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来说，当面临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扩大超出制度的承受范围进而可能引发社会失序和动荡的风险时，亨廷顿便会主张“限制民主”，主张通过限制过度膨胀的自由来保障自由，通过限制大众的过度参与来保障民主制度与政治秩序。在他看来，“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主义制度而是能成功地保守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种制度要求自由主义者们为了应对持续的威胁而接受保守主义的价值暂时搁置他们的意识形态。只有当下暂时放弃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者才能将来成功地捍卫自由主义制度。”

相比宣誓性的论文，亨廷顿同年出版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军人与国家：文武关系的理论与政治》的保守主义色彩更为浓郁。该书出版之后，惹恼了战后蔓延着自由主义风气的美国政治学界。亨廷顿在哈佛遭到了自由派学者和学生的联合抵制，他的办公室一度被抗议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占领乃至纵火焚烧。为此，亨廷顿不得不与布热津斯基一起离开哈佛前往哥大执教。

尽管如此，《军人与国家》时至今日依然是从事美国军政关系研究的首推之作。在这本著作中，亨廷顿描述了军人与政治家的紧张关系，并将其中的根源归于军人的专业主义本质。他将军人心态（military mind）描述为保守的现实主义的和悲观的人类本质，指出客观统制（objective control）是对军政关系而言最合适的形式。军官阶层理想的专业模式具备三大特征：专业技术，责任感与团队意识。但军人是在一个无视政治或其他非军事性考虑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其专业主义可以总结为具有运用致命性暴力的专门知识与技术能力、自我认同的团体意识、以及对更大团体的最终责任感。美国对军队与社会关系的态度变化，反映战后从19世纪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

亨廷顿认为，任何文人统制制度的主要本质，就是削弱军队的权力。军人难以有效脱离社会政治，专业主义未必可以避免军人干政，但客观文人统制则是一种相对良性的军人与社会关系模式。军政关系的意识基础在于双方各司其职并互相信任，尤为关键的是文官集团对军人的信任，并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尽力消弭彼此之间潜在的冲突，达成最大程度的妥协。客观的文人统制，就是基于整个国家与社会对军人专业主义的足够信任，借助扩大军事专业主义，使其无法干预政治且变成政治中立，而达成上述目的尽可能地扩大军事专业主义的模式。更精确地说，就是协调文武团体之间政治权力的分配，培养军官团成员的专业态度与行为。只有军事权威受到政府中权威层次约略与其相同的文人机构或团体的职权限制，这种客观而平行的文人统制方能实现。客观文人统制模式不仅可以解释先进国家的文武关系，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巩固建构稳定文武关系的最佳制度选项。与之相反的主观文人统制模式，则是极力扩大文官团体处理军队事务的权力，将军人权力极小化，这种模式普遍见于以极权主义著称的纳粹德国与苏联体制下的党军制度，以及前现代的西方贵族政治下的军政关系与东方专制主义中统治者集中军政大权的做法。

为了方便论证，亨廷顿梳理滥觞于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军事专业主义发展轨迹。随着经济发展、民族国家崛起，以及政党政治发展（每个党派都希望军队能符合他们本身的利益与原则时，唯一能够妥协的基础，就是相互承认一个独立的军官团，不是效忠于党派和阶级，而是根据本身的利益和原则组织而成），军事专业主义发轫于微末，逐渐成长起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在克劳塞维茨主义的指导下，理想状态下的军人具有着不同于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特点，突出体现为安全评估中注意其他国家的能力，而非意图；关心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之间的关系，当目的超越手段时对政治家适时提出警告——他们认为政治家挑起战争，但军人却具体从事战争；很少支持战争，以谨慎克制的态度说明战争的危险性，但要求不断地增加军备，正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

揆诸历史，德国在全民尚武好战的氛围中巩固了军事专业主义，但却于一战中失去戒惧克制，在战后又卷入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斗争并最终被希特勒支配吞噬。而在日本，悲剧则以另外一种形式上演，毫无专业主义精神的军人利用独立的军事权持续干预着政治与外交。而在19世纪以自由主义立国的美国，思想脉络中一直存在着和平思潮。但美国的理想主义又总是将每场战争都视为圣战，不是为了特定的国家安全目标而战，而是为了诸如民主、民族自决、公海自由航行等抽象原则而战。不仅如此，自由主义还敌视军事专业主义，认为其是自由民主的威胁。在自由主义看来，军事防卫和投票一样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不能仅由一个独特的小团体来做代表。这使得军事专业主义和美国的社会氛围、政治体制难以相容。但是这反过来隔离了军队使其难以问政，经过南北战争的洗礼以及谢尔曼确立的政治中立传统，进一步规训了军人远离政治，到一战基本建立了专业主义模式；忠诚地服务于任何执政的政府或政党，成为军人团体的最终目标。

《军人与国家》的成书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尚不久远，因此亨廷顿对论述二战期间与战后美国军政关系不吝笔墨。抛开合作不谈，二战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成为在总统之下，全面指挥战争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活动的层次及范围远远超过一个纯粹的专业团体。战争赋予他们参政的政治传统与角色，军政冲突随之出现。首先，参联会与总统之间关系密切，日常运行排斥了文官意见。其次国会虽然通过预算权及调查权控制军事，但一方面由于众议院认为非常时期，戎事万急，军方应当拥有其要求所需以便克敌，而且亨廷顿提到，国会也缺乏权力查问军事预算；另一方面国会的调查权，因为政治精英默许了社会分工和军队对专业领域的专擅而受到自愿地抑制。军政的紧张关系在战后和平时期凸显出来，但因为美苏争霸这一客观威胁而在一定程度受到抑制。军人大量涌入文官职位，建立密切军政关系，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都是其中的代表。为了降低军事专业主义与政治环境的冲突，军事领导或提出专业军事观点毫无关联的观点来对政府的政策表达拥护；或直接向国会与公众推销政策。冷战时期持续且高层次的国防活动，在三方面强化了权力分立对文武关系所造成的影响。首先，它强化了国会在军事政策与军事行政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军事预算是武装力量成长的基础，也是平时文官集团对军事将领实施控制的有效手段。军事将领们在与国会接触时，尤其是对与军事预算有关的议题，并不提出他们个人对军事需求的专业估计，而只是忠诚地支持总统的建议；其次，它使得国会与军队关系的焦点，国会由军事部门的供应单位，转变为各军种的专业领导者，也因此升高了权力分立与军事专业主义之间的紧张程度；最后，它有助于通过权力对立与利益集团张力产生多元或平衡的国家军事战略。具体组织上，一方面总审计长与预算部门协作密切；此外，身为文官的国防部长负责整合军事经济全盘考量，与总审计长一起形成对参联会的制衡。因此，与其说国防部长是军队面对美国人民的代表，不如说国防部长是美国人民面对军队的代表。

亨廷顿对美国军政关系的平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军事安全需求与美国自由主义价值两者间的紧张关系，终究只能藉由安全威胁的降低，以及自由主义意识的削弱来纾解。而在二战后逐渐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强调接受现存体制、批评乌托邦主义，使军事专业主义归位成为可能，保守主义是为了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只有在同情保守主义的环境里，才能将自由主义传统与军事专业主义连接起来。

二、“权威与秩序下的民主”

如果说50年代的亨廷顿因为对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军政关系的探讨而声名鹊起，那么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便自此奠定了他在政治学界的不朽地位。

众所周知，自二战结束以降，“现代化”与“民主化”构成了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最重要的两个议题，围绕于此形成的诸多成果构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大厦的“四梁八柱”。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政治科学界行为主义革命盛行的年代，基于微观个体和中观利益集团的分析取代了从宏观层面分析国家和制度成为主流，这一现象直到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埃文斯（Peter Evans）等比较—历史分析学派大家擎起“找回国家”的大旗才被翻转过来。尽管《变化》也是成书于这个时代，但是亨廷顿的分析却并未随波逐流。在这本书中，作为“制度化的自主性权威”的国家正是他反复强调的核心变量，书中所呈现出的制度、机构、体系正是它的化身，字里行间体现出“强国家”的风范。亨廷顿的理论后来被老一辈的中国学者总结为“强大政府论”或者“政治秩序论”，其在80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后产生了广泛影响，一度引发了所谓“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同样，福山这五年反复倡导实现现代政治秩序需要的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制的所谓“制度三支柱”尽管得到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高度肯定和赞许，甚至被吹嘘得多么重要，但在我们看来，福山并没有在亨廷顿的基础上给出特别多的理论创新与贡献。不仅如此，福山在本质上还是沿用了亨廷顿在50年前建构的“权威—秩序—发展”范式，成为了“回到亨廷顿的福山”。

在亨廷顿看来，发展经济学家们主张的“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稳定”的单线程的现代化想法过于理想化了，甚至显得有些天真，否则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呢？诚然政通人和是每一个政权都希望实现的理想，但是有关动荡、腐败、威权主义、国内暴力、制度衰败及政治崩溃的理论才能够解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他甚至创造了“普力夺主义”一词来形容拉美诸国，即分散化的暴力形态，这后来在他学生米格代尔（Joel Migdal）建构的“强社会中的弱国家”模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沿用和发展。

尽管《变化》全书的论证细致详实，但是核心观点却简洁明了，那就是政治发展并非同社会经济现代化亦步亦趋。政治风险与现代化并存，在旧的权威和政治秩序裂解之后，新的政治秩序不会自发的产生。对处于这一进程的国家而言，在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催生下，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不断扩大，这就使得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如果与之相应的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停滞不前，当政治参与超出政治制度的承受范围就会产生体制过载，出现“参与内爆”，导致政治衰朽。那么如何来规避这种风险呢？换言之，如何实现作为因变量的政治稳定？亨廷顿给出的答案是必须组织制度化权威的建设。在他看来，“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但是问题来了？谁是权威？又是谁来组织权威、建设国家？因此，尽管从17世纪的欧洲开始，国家都取代了基本法成为权威的来源，在过去权威的化身可能是君主，也可能是军人，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只能由政党来承担这一重任。因此，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二战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后的新兴国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现象。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因为政党可以将支持者动员起来，将社会势力吸纳进其缔造的政党体制中去，不断调试以适应快速变迁的形势来达成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此基础之上，他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政党制度的优劣，指出一党制更趋于稳定但缺乏制度化，两党制的同化作用则更为成功，以及多党制国家常常流于脆弱和不稳定。

如果说政治稳定可以被视为《变化》一书中的主要因变量，那么在与纳尔逊合著的《难以抉择》中，亨廷顿则将因变量设定为政治参与，详细地考察了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大过程及影响因素。他指出，美国人赋予了政治参与极高的价值，认为政治参与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它不仅丰富了民主和增进了代议制，也促进了公民应尽责任并提升道德。在亨廷顿看来，这一模式其实是受到乘坐“五月花”号渡海而来的美国先民们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传统，由于它在美国的历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扩大政治参与也被美国国会视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条件。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参与更可能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副产品而不是个人、群体或者精英有意识地选择。亨廷顿进而将政治参与划分为中产阶级、专制的、大众的和技术统治四种模式，分别探讨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他总结道，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是全球性的难以逆转，认真对待的方式依然是加强政党组织和政党制度的建设。

在方法论上，亨廷顿采用了朴素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他立足于现代化的演进，对历史上早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演进模式进行了归类，指出现代化的类型并非单一同质，早发达国家内部的现代化理路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英国式、欧洲大陆式以及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中，英国式与欧洲大陆式的现代化模式在开始的方向上都是先集中权力，形成统一的权威，而美国因为历史环境造就先有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形过于特殊，对其他国家并不具备多大的参考价值，这种价值观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了坚持和发扬。

如果说《变化》和《难以抉择》是亨廷顿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考察，那么在1975年《民主的危机》和1981年《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两本著作中，亨廷顿便直面美国的现状——美国信念政治与政治实践之间始终存在难以调和的张力。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日益增大，财政赤字急剧增长，代表民意的国会和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俘获。美国当局在国外又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民众对政党、总统乃至联邦政府的信心一再下降。与此同时，受杰克逊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影响，美国国内的反战、反种族歧视和性别平权的左翼运动此起彼伏，民主的活力在一方面增强的同时，一方面也造成了混乱的后果。一波又一波接连涌现的政治参与大潮削弱了联邦政府的权威，陷民主于危机当中。显然，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不在于外患，而在萧墙。对此，亨廷顿指出，由于“民主本身在教育水平高、积极性高和参与能力强的社会中的内在动态引起的”，因此美国民主制度的威胁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于内部，美国统治面临的问题也是民主过剩和民主泛滥引起的。他进一步指出美国人对洛克哲学的信奉导致对政府能力和政府权力的混淆，而没有探索出如何设计一个具备有效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同时，美国人信奉的政治理念与缔造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严重的裂痕，呈现“观念的美国”反对“现实的美国”的状态。为此，美国人越是坚信立国时的政治信念，就会越发对自身所处的政治体制感到不满。在“信念激情”的指引之下，美国的权威建设将被掣肘，统一的权威也将比其他国家更为脆弱。道德、世故、自满与虚伪四种心态将继续交织在一起，缓解美国民众的认知失调。同时，自满、对理想与体制之间裂痕熟视无睹将对外引发战争，对内加速自由民主制的崩坏。为此，亨廷顿提出民主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形式首要解决的是统治能力的问题，节制民主才能保证取得民主与权威间的平衡，才能让民主存续得更加长久。

三、民主扩散、文明冲突与认同危机

作为杰出的概念制造者与类型学大师，亨廷顿敏锐地发现了当时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于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对世界范围的民主浪潮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直指民主化正如世界潮流般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因为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将会使民主成为现实。面对未来，他乐观地估计“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大潮的支持与推动下，每一波民主化浪潮都比前一波浪潮前进得更远，而倒退的更少”。

亨氏这一观念的转变从1989年他指导的博士生裴敏欣对其的专访中也可窥见端倪。在访谈中，亨廷顿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当时采纳权威主义制度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因为除非现行的制度是比它更恶劣的极权主义制度。他认为，比较历史研究的结果表明实行权威主义在一段时间内促进当事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效卓著，中国台湾、韩国、巴西、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即是明证。但是如果执政当局实行权威主义仅仅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有效开放政治制度和扩大政治参与的话，将是极其危险的。为此，他举例论证道，虽然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来开放民众参与政治，也没有建立像样的政党制度，依然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因此从长远来看，民主制度将为大部分人所接受和喜爱。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从经典的角度定义了自由主义民主，即着重强调竞争性选举的作用。而在民主化发生的因果分析上，亨廷顿试图调和结构中心主义与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矛盾，进而提出了一种较为折中的转型学逻辑。自由主义民主的定义以及具有强烈的阶段论、目的论的转型学逻辑虽均非亨廷顿首创，但《第三波》的写作逻辑表明，这种观点是那个时代民主化研究的主流传统。社会科学中概念界定是研究的前提，以民主化为例，这决定论研究者对政治变迁的方向做出怎样的期待。蒂利（Charles Tilly）总结道，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者们通常在四种主要的定义方式中进行选择，宪法的、实质性的、程序的和过程取向。在《第三波》中，亨廷顿延续了从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到达尔(Robert Dahl)的有关自由民主的“经典”定义：“在本研究中，将使用程序性定义……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制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因此，民主化就成为了“用一个通过自由、开放和公正的途径产生的政府取代一个并非由这一途径产生的政府”。

很显然，《第三波》对民主的定义符合时至今日西方主流学者对民主的看法。达尔为民主提供了五个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权。在此基础上，亨廷顿与自由主义民主的原教旨主义者有些不同，虽然他将民主与威权看作一个二分变量，但是依旧承认介于二者之间存在一些两可的情况，同时他也认识到选举出来的政府可能出现效率低下、贪污腐败、责任缺位等现象以及民主政体本身可能存在的脆弱性。但总体而言，“第三波”的信奉者们事实上依旧将其看作党争民主在全球范围的蔓延。然而从概念史的发展来看，虽然以选举来界定民主已经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但这种共识得以形成的历史并不悠久，相反，它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这种“以自由消解民主”并伴随着“去社会主义化”的概念演进历程，国内已经有学者立足知识社会学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生成逻辑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梳理与理论解析。

亨廷顿首先关注的是第三波民主化的结构性因素，即本书第二章的内容。在对民主化的发展模式进行类型学划分之后，亨廷顿一口气拿出了五个自变量，包括“正在衰落的合法性和政绩绩效困境”、“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宗教改革”、“外部力量的新政策”、“示范效应或滚雪球”，认为这些自变量对第三波民主转型在特定国家和特定时间上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分别辅以案例予以说明。总体而言，亨廷顿并非结构决定论者，他在回顾之前众多的民主化理论时也发现“每一个变量及每种理论，都可能只与少数几个案例相关”，故而他主要是关注这些因素的变化对民主化的动态影响。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的持续争论之中，亨廷顿就认为这种复杂关系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且二者虽然存在相关性但绝非彼此决定性因素。

然而这些有利于民主化的外部条件的出现不足以自动产生民主，亨廷顿认为，结构性的因素并不构成民主转型的充分条件，“它们距直接导致民主化的那些因素尚有一步之遥”，这体现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转型学对传统结构主义的质疑。正如罗斯托（Dankwart Rustow）指出，结构性的因素对民主的作用是功能性的，而非因果关系，若要回答什么因素导致民主转型，则要进行“起源性”的研究，而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则认为，民主化的进程不是源于社会结构的外部制约，而是源于行动者策略调试的政策过程，它体现的是一种制度制衡。因此在《第三波》的第三章中，亨廷顿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起因的制造者们，这涉及各个团体间复杂的政治过程，集团的相对力量塑造了民主化过程的性质。

亨廷顿在行为人层面秉持了精英主义的思路——“民主政权很少是由大众所制定”。亨廷顿认为民主化过程中关键参与者由两部分人构成，他们是执政联盟中的愚顽不化者、自由改良者和民主改革者，以及反对派中的民主温和派与革命极端主义分子，这两大集团的相对力量塑造了民主化过程的性质：当执掌权力的精英带头实行民主化并在其中占据主导位置时，就发生了主动转变（transformation）；当反对集团领导民主化并在其中占据主导位置，而且威权政权从此土崩瓦解或被推翻时，就发生了政权取代（replacement）；当民主化主要起源于政府和反对集团联合行动时，就发生了所谓的“交相改变”（transplacement）。在这三类政治变迁的类型中，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相互影响、执政联盟中的改良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反对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相互影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转型过程中，亨廷顿十分强调“开明领袖”的作用，他认为“当历史得到了英明果敢的政治领袖的推动时，历史就会进步”。

在转型的具体步骤中，作者认为民主化往往会经历几个阶段性的演化，例如，包括的“改良派的出现”、“获得权力”、“自由化的失败”、“驯服保守派”、“拉拢反对派”的“主动转变”的五部曲，以及包括“政府致力于实施某些自由化措施，并开始失去权力与权威”“反对派利用这一宽松环境和政府的削弱，来扩大自己的支持并加紧行动”“政府采取强烈反应，遏制并镇压反对派对政治力量的动员”“政府和反对派领袖都意识到僵局正在出现，并开始通过谈判来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性”的“交相改变”的四部曲等。蒂利将其视作具有巨大迷惑性的“次序论”：其典型的做法是理论家将前提条件当作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然后提出，接下来的三个阶段——退出、转型和巩固——是主要行动者之间互动和选择的结果；反之，逆转（例如从脆弱的民主中退出，回到新威权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下一个阶段的条件有所欠缺，而且主要政治行动者之间的民主选择和互动结合在一起。

虽然具有鲜明的阶段论特色以及对行为人的强调，但亨廷顿采用的折中主义路径与传统的转型学还是存在不同的。他一方面强调了行为人的博弈与互动，但却仍旧认为这些行为人及其选择是在具体的时空场域以及制度环境中运行的。例如亨廷顿提出转型前威权主义的性质对转型过程的性质产生了影响，这表明构成了结构性约束。因此，总体来说，亨廷顿这种试图弥合结构与行为人之间张力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尽管第三波潮流势不可当，柏林墙的轰然坍塌和苏维埃大厦的土崩瓦解使得冷战戛然而止，笼罩的铁幕就此被全球化浪潮全面掀开，但是一切的前景却并不明朗。亨廷顿并没有像西方的大多数战略家那样被突然到来的胜利冲昏头脑，更不像他曾经教授过的学生福山那样鼓吹“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成为最后一人”。亨廷顿继续坚持“稳定性是分析任何政治体制的一个核心维度”，因此他在暗示民主化将使不同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可能的同时，也为转型后政权可能遭遇政策失灵与理想破灭的境遇埋下了伏笔。他进一步指出，新生的民主政权将会不同程度地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并且有可能遇到如同前两波民主化一样的情况，引发民主的回潮和威权的复辟。

进一步，亨廷顿将20世纪后半期还没有建立起自由民主政权的国家根据“地缘—文化”标准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将这些国家民主化的障碍则进一步细分到政治、文化和经济层面。亨廷顿特别在文化层面做了大量论述，为他在两年后的新论埋下了伏笔，这便是轰动全球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文明冲突论”也是亨廷顿本人从不同文明与文化的角度审视国别间政治发展与分野的思想学说。这一理论起源自他于1993年发表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的一篇名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亨廷顿将文明作为一种分析范式，表达的核心观点为：在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经济之间的竞争，而是不同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如果有下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它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在接下来的3年里，亨廷顿将自身观点汇总整理形成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也使得亨廷顿更因为这部著作而为世人铭记。在这部著作中，他将世界划分为以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为代表的八个文明，认为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驱使，人们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组成的联盟的认同转向对一种对“文化实体”——文明的忠诚。在后冷战时代，国家间组成的政治军事集团将让位于以文明为核心作区分的文化社会，不同文明之间的断裂带正在演变为全球政治的冲突带。民主化使得“民主悖论”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将是引爆“文明冲突”的导火索。在被民主化旋风扫荡的其他文明中，按照美式的民主选举出的政权对美国反而更加敌视。

不仅如此，“文明的冲突”也体现在美国内部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上。对此，亨廷顿辩护到，如果我们“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亨廷顿既否认在美国国内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又否认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在他看来，移民的涌入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增加了文化的分裂性，增加了社会共识瓦解的可能性从而加剧冲突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又难以通过妥协来实现和平的解决。“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若要“维护美国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的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面对在美国国内存在的两股精英力量——世界主义的和帝国的方案。亨廷顿指出，这两种方案都是旨在消除美国与他国之间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别。但是问题在于美国自身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和宗教信仰决定了美国和他国的根本区别。美国民众有很深的宗教信仰，这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国家和身份认同。如果美国成为世界那它就不可能是美国，而其他国家若变得和美国一样，它就不可能是自己。否则美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和与众不同的身份特性就会得到削弱，美国也会逐渐迷失自我。

这些论点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海内外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伊斯兰教等阵营对其群起而攻之，但是现在来看，《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正是21世纪前30年世界政治和美国政治的路线图，我们不得不为亨氏的远见所折服。

四、结语

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政府系执教50余年，直到2007年才荣休。笔耕不辍和著作等身勾勒了他的学术生涯，其中每一部著作乃至每一部著作中的每一个命题都对政治学研究影响深远。

从《军人与国家》到《我们是谁》，亨廷顿每完成一部著作，所招致的批判便会纷纷而至。这些批评不仅包括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政治正确”的攻讦，也有当代政治科学研究阵营在方法上的批驳。自由主义者给他扣上了“威权主义”的帽子，从事政治科学的研究者则猛烈批判他给出的三大经典现代化公式无法证成以及诸多的研究缺乏实地调查。当在“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提出之后，很多人更是批评他“为民主帝国主义张目”。然而“第三波”是对正在起变化的世界政治进行的描摹而非像“历史的终结”那般试图“坐在月亮上吃菠萝”。正因为亨廷顿并非像“民主帝国主义”者那般鼓吹以“民主”为名的霸权，所以“文明冲突论”才更应该被理解为警示性的预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为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指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以文明的范式来分析冲突的预言是危险的但却是有可能自我实现的：我们越是相信它并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它就越有可能成为现实。此外，亨廷顿也非“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或者“排外主义”者，在他教授过的著名学生中，米格代尔是犹太裔，福山是日裔，裴敏欣是华裔，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则自称是不修行的印度裔穆斯林，亨廷顿自己的妻子则是亚美尼亚人，“文明的冲突”的提出者终身在避免“文明的冲突”！否则一度与亨廷顿公开论战的黎巴嫩裔美籍政治学家阿贾米（Fouad Ajami）晚年不会向他道歉，更不会牵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为亨廷顿辩护。

相较于自身在学术创作上旺盛的生命力，亨廷顿的健康状况却江河日下，他仅仅在荣休一年后便溘然长逝。回顾其一生，他出生的时候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前夜，而离世的时候正是非裔移民后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时。正如每一个伟大的政治理论家的思想都是对所处时代的反映，亨廷顿自然也不例外，他的著作完全可以被视为美国政治发展历程不同阶段的缩影，一部著作便成为一个范式，此乃亨廷顿之“变”；同时，尽管亨氏拥有自由主义的心脏和保守主义的大脑，但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的是盎格鲁—新教的信条，此之谓亨廷顿之“常”。扎卡里亚对此评论道，“我从不认为亨廷顿是虚伪和充满恶意的，也从未见到他为了谋取一官半职而牺牲自己的原则。他为他所坚信并珍重的原则——盎格鲁—新教原则所生，这些原则就是勤勉工作、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勇气、忠诚与爱国主义。”

白云苍狗，造化弄人。一方面，老牌自由民主国家因为内部民粹主义的兴起和陷入“否决制”而绩效不彰，中东、拉美和黑非洲的多国则在脆弱国家招致的恶果中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世界政治却在翻转中呈现再权威化的倾向。因此，针对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权威、民主、政治参与乃至政治合法性等一系列经久不衰的话题，亨廷顿的学术遗产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福山依旧在，历史未终结”。不知“一以贯之”的福山本人在皇皇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的扉页郑重地写上“纪念塞缪尔·亨廷顿”是否出于反省？

但是世上再无亨廷顿，掩卷岂能不怅然？

全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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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杨端程 释启鹏 秦汉元

编辑：吴温泉

审读：赵德昊 陆屹洲 贺竞超

本文的最初版本为去年本号推出的《开卷不读亨廷顿，读尽政治也枉然》（原题为陆屹洲所加），后在此基础上重新改写，增添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