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的尴尬访华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馒头说”（ID:mantoutalk）
-编者语-
中国人有句话：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924年这一年
来了一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但却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乐
1
1924年4月12日上午11点20分，由香港驶来的“热田丸号”客轮，在上海的汇山码头缓缓靠岸。
码头上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上海文化界人士，足足有600多人，其中包括：徐志摩、瞿菊农、郑振铎等文化界名人，也包括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各大报纸记者。
如此大的阵仗，说明搭乘此船前来的人物级别必定不低。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小规模的访华文化代表团，他们是：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画家南达拉·波斯(Nandala Bose)、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卡利达斯·纳格(Kalidas Nag)、社会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
当然，这些人都不是主角。
真正的主角，是这个小小文化代表团的领头人：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这是泰戈尔第一次应邀到访中国。
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瞬间，泰戈尔是兴奋的——他一直很渴望来中国。
只是，他这次的访华之旅，可能和他当初期待的会不太一样。
泰戈尔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郑振铎（右二）等欢迎者合影
2
泰戈尔期盼来中国很久了。
出生于印度婆罗门高种姓家庭的泰戈尔，从小享受着优渥富足的家庭生活，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在23岁时离开城市去乡下管理祖传的佃户之后，就对贫苦的人民生活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并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独立、抵抗英国殖民的运动。
同为古老的文明大国，泰戈尔对中国一直充满感情。
早在1881年，才20岁的泰戈尔就在《婆罗蒂》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在文中，他公开谴责英国：
“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地注入它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它走向死亡。一方面从它那里获取暴利，另一方面让它损失惨重，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年轻时的泰戈尔
1913年，凭借自己的作品诗集《吉檀迦利》，52岁的泰戈尔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声名鹊起的泰戈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而他对东方文化的捍卫以及颂扬，也开始为更多人所知晓。
1916年，泰戈尔受邀访问日本，但他依旧没有忘记中国。访日途中经过香港，在看到中国工人勤劳工作的景象后，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当这样的巨大力量获得现代化交通工具时，也就是一旦掌握了科学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现在，那些享用着大地财富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妄想推迟这不受他们欢迎的一天的到来。”
而即便站在日本的国土上，泰戈尔也并没有给东道主面子。他在日本发表演讲时，公开谴责当时日本侵略山东的行径。
同样来自亚洲的文明古国，同样遭受殖民和侵略，同样追求独立和自强，又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一个泰戈尔，很容易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
一开始，也确实是这样的。
3
对于泰戈尔，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非常推崇。
先来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陈独秀是第一个将泰戈尔诗集翻译到国内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着重推荐他的人。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上专门撰文，写下这样的文字：
“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即泰戈尔）。”
当时托尔斯泰早已是世界公认的文坛巨匠，陈独秀把泰戈尔与其并列，可见对他的推崇。当年10月的《青年杂志》1卷2号上，陈独秀又用五言的方式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诗集中的四首诗，并在注释中写道：
“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Nobel Peace Prize（陈独秀这里误把泰戈尔所受的诺贝尔文学奖写成“和平奖”，馒头注），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然后来看郭沫若。
1915年，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第一次接触到了泰戈尔诗歌的英译版本，顿时如痴如醉。在他的自传《沫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话：
“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即泰戈尔，馒头注）的作品接近了。……我把来展读时，分外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
郭沫若还翻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寄到国内出版社求出版，但因为当时泰戈尔在国内还不算热门，所以吃了闭门羹。但郭沫若还是以此为豪，称“最先对太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
郭沫若在日本时的全家福
还有茅盾。
茅盾堪称是中国国内最早关注和报道泰戈尔的杂志编辑。1921年，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笔时，专门写过一篇《印度文学家太戈尔的行踪》。而在1920年1月，茅盾就翻译了泰戈尔的小说《骷髅》。
正是在这批人的翻译、介绍和推崇之下，泰戈尔在中国开始慢慢形成了一股热潮，而“请泰戈尔先生到中国来看一看”这个想法，也正式被提上议程。
早在1920年，蔡元培等知识界人士就向泰戈尔发出过邀请，但因为对方事务繁忙而未能成功。1922年，以梁启超的“讲学社”为邀请单位，再一次邀请泰戈尔访华并承诺承担所有费用，这一次泰戈尔答应了，但因为后来身体健康原因，最终推迟到了1924年的4月成行。
4月12日那一天，泰戈尔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说：
“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及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这是泰戈尔发自肺腑的话，倒也并不是讨好东道主的客套之言。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中国，和十年前的中国已经不太一样了。
4
很快，泰戈尔就感受到了那种异样的氛围。
4月20日凌晨2点，在游览了杭州之后，泰戈尔一行在众人陪同下坐船溯长江北上，来到了第一站演讲地——南京。
南京原先不是泰戈尔计划停留的城市，但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再三邀请泰戈尔驻足。当时的东南大学是南方唯一一所堪与北大比肩的学校，所以泰戈尔最终答应了。
当天下午3点，已经64岁的泰戈尔出现在了东南大学的体育馆内，面对近7000名从各处赶来的听众——期间还差点压垮了体育馆二楼的楼板——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
体育馆旧址
泰戈尔用的是英语，翻译是徐志摩。在谈话中，泰戈尔特别强调：
“今世界障害文化之恶魔势力如猛兽者甚多，排除责任，在于青年，排除方法，不在武器，当以道德势力，精神势力，相团结，发挥伟大之感化力，以贯彻人类和平亲爱之主旨。
近世文明，转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运用人类之灵魂，发展其想象力，于一切文化事业，为光明正大之组织，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
泰戈尔这番话的核心有两点：第一，道德和精神是有力的武器；第二，亚洲民族的文明很可贵，要发扬光大。
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体育馆内开始有几个学生在人群中散发起了传单，而传单的内容并非对泰戈尔的欢迎，而是对泰戈尔观点的批驳，乃至直接提出了诉求：
让这位老人快点回国去吧！
这就让演讲场面非常的尴尬。
但是，这种尴尬气氛，早在泰戈尔访华之前就开始浓厚起来了。
首先对泰戈尔访华提出质疑的，就是当初对泰戈尔“如痴如醉”的郭沫若。
1923年10月14日，郭沫若听闻泰戈尔即将受邀访华，就在他与成仿吾、郁达夫一起创办的《创造周报》上撰文，题目为《太戈尔访华之我见》，里面写到：
“（泰戈尔的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
……
（泰戈尔）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索。”
然后是曾一直醉心于翻译和介绍泰戈尔作品的茅盾。
针对泰戈尔的访华，茅盾在《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相继发表了两篇署名“雁冰”的文章，一篇是《太戈尔与东方文化》，另一篇是《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在后面一篇文章中，他明确写道：
“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太戈尔。”
而众多反对声音中，最响亮且最激烈的，恰恰是第一个将泰戈尔的诗翻译到中国的陈独秀。
在泰戈尔访华前和访华期间，他相继在《中国青年》《向导》等一系列刊物中发表了20多篇文章，如《太戈尔与东方文化》《太戈尔与梁启超》《诗人却不谈爱情》《太戈尔与金钱主义》等等，不仅批驳太戈尔的观点，还极尽嘲讽之能事，比如他在《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一文中揶揄：
“印度诗圣太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奖金，又如何能见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虑物质生活？”
甚至在太戈尔到北京访问后，陈独秀还直接以一句有侮辱人格嫌疑的话做标题写了一篇文章：《太戈尔是个什么东西》。
泰戈尔访华期间，林徽因和徐志摩一直常伴左右
不仅仅是这三人，恽代英、吴稚晖、瞿秋白、沈泽民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泰戈尔访华期间，连篇累牍地在各类期刊报纸上发表反对乃至攻击泰戈尔的文章，一时之间，“倒泰”与“捧泰”一路并行，让人摸不着头脑。
从热捧到痛贬，这一切的转化，为什么发生得如此之快？
5
从某种意义上说，泰戈尔确实来得有些“不是时候”。
虽然泰戈尔和他的作品在中国曾经受到过热捧，他的印度出身和赞美“东方文明”的观点也颇受中国人认同，但自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席卷中国知识界，面对急需发愤图强改变落后面貌的中国人，单纯讲“精神和道德”——这其实也并非泰戈尔的本意——已不再有广阔市场。
尤其是1923年中国知识界爆发的“科玄之争”，更是让泰戈尔的访华处于微妙境地。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围绕一个“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这个问题，分成了三大派别。
第一派是“玄学派”，以梁启超和张君劢为代表，坚持认为人有自由意志，科学只能用来指导物质生活，而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
张君劢，中国政治家、哲学家，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
第二派是“科学派”，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认为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科学也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哲学不过是空想的“玄学”。
两派之外，还有个第三派，那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唯物史观派”，他们认为人生观（也就是精神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决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意志”。
这三派争论的其实就是一个当时困扰中国人的大问题：
能救中国的，到底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
“玄学派”认为，物质文明属于西方，精神文明属于东方，精神文明要比物质文明更重要，但“科学派”认为应该继续向西方文明学习，而“唯物史观”派认为只有唯物史观是科学真理，才能救中国。
“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虽然观点有分歧，但总体都是支持“科学”的，所以经常一起联手对战“玄学派”。
把这层关系理顺了，就不难看出：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遭遇尴尬了。
泰戈尔是“讲学社”出面邀请的，而“讲学社”正是“玄学派”领袖梁启超联合蔡元培、林长民等人成立的——“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自然认为，泰戈尔是“玄学派”请来站台的一杆大旗。
而泰戈尔在当时也确实喜欢讲东方文明固有的道德和精神，并呼吁以此来抵御西方物质文明的入侵和破坏，这也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就是应邀来“助拳”的。更何况，泰戈尔抵达北京后又去了法源寺，还专门拜访了逊帝溥仪，这更让陈独秀等人担心泰戈尔成了“旧文化”的代言人，会助推中国的“倒退”，所以这也是陈独秀急火攻心写出《太戈尔是个什么东西》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动因：
“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得不得了呵。”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辜鸿铭（前排坐者右一）也有过交流
但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场思想争辩，泰戈尔在来华前其实并不知晓，他认为自己只是来做一场文化交流之旅，来寻求中国和印度的沟通和交流，所拜访的也只是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化，却不料身陷这场争论的旋涡之中。
从4月12日泰戈尔抵达中国开始，一路北上到达北京，沿途伴随他的当然不乏鲜花和掌声，但也充斥着各种要他回国的传单以及批驳的文章，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这个过程中，当时中国文坛的另一位“大佬”，最终也参与了进来。
6
1924年5月7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的“正日脚”。
泰戈尔其时已经到了北京，这场“寿宴”自然由中国人操办。这场宴会极其隆重，京城各路知名文化人士几乎到齐，而其中也有一位“冷眼旁观”的客人：鲁迅。
胡适作为主持人，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赠与泰戈尔十几幅中国名画和一件名贵瓷器，并且正式宣布了梁启超为泰戈尔起的中国名字：“竺震旦”——“天竺”是中国对古代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以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
之后，还上演了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以示庆贺。
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一直是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参加，没有过多言语，但却也没有坚持到终场就走了。
两年之后，鲁迅在他的《马上日记》中提了一笔：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榻”为原字），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一句“一榻糊涂”引发不少人的联想，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这其实是鲁迅在嫉妒泰戈尔在中国风光无限。
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有些观点与泰戈尔确实不同，但总体上对泰戈尔还是保持尊敬的，他所不满的，是他看不惯的那些文人——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也就是“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对泰戈尔的“造神”运动。
这在鲁迅1934年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中的一段即可看出：
“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有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
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由此可见，鲁迅当初的那句“一榻糊涂”说的不是泰戈尔，而是他身边的那群人——这与鲁迅向来“不掺和”的性格倒也是相符的。
无论是反对还是冷眼，泰戈尔其实多多少少自己也都感受到了。
所以，原本他在北京要演讲六场，结果他要求缩减到了三场。原本他在中国计划待更长一段时间，但最终在5月底就选择离开。
在离开中国的时候，一直陪伴的林徽因请泰戈尔给自己留一首诗，早就看出徐志摩有情林徽因但后者无意的泰戈尔，写了一首《赠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
唉！”
这首诗泰戈尔虽然影射的是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但用来形容他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倒也无不可。
林徽因和泰戈尔
7
1929年，泰戈尔又来了两次中国。
3月下旬，泰戈尔去美国讲学，6月中旬，去日本讲学。两次旅程，泰戈尔分别选择在上海逗留了3天和2天。
泰戈尔住在徐志摩给他安排的上海四明村公寓里，没有对外公布任何消息，也没有外出，没有讲学，只是谈诗。
经历了1924年的中国之行后，这应该是泰戈尔自己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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