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乾隆、嘉庆、道光三代帝王视为国宝的人，却是清末的一个罪人

1835年，清朝道光皇帝在悲泣痛悼他的一位名臣，那就是三朝元老，居相位达22年之久的曹振镳。皇帝下诏追忆他的功勋，并给予最佳的谥号：“文正”。

这可是古代臣子梦寐以求的荣誉，皇帝在诏书中说：曹振镛“足以当正字而无魄，其予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但是，在民间却出现了一副唱反调的对联：

“焉用文，阅试卷偏傍心黜，是以谓之文；奚其正。收炭敬细大不捐。则不得其正。”

看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查阅正史《清史稿·曹振镛传》。对这位为相执政22年的名人。仅记了寥寥700余字。其中皇帝诏书已占去约120字。余则乏善可陈。只有一点值得后人玩味：无论皇家红白喜事，无论其他大臣有了过失或大将打了胜仗，他都能稳稳地获一份封赏升迁。

请看：“枢臣撰遗诏”有误，被贬，曹振镛得益，升官：“回疆平”，曹振镛高坐朝堂无尺寸之功，也沾了光，升官：“张格尔就擒”。又不是曹振镛动的手。但他也升官。

无他，就是因为曹振镛“承书谕旨，尽心竭力”、“小心谨恪，动循矩法”，所以英明聪慧如乾隆，发愤图治如嘉庆，昏庸软弱如道光，三位不同风格的皇帝竟都把他视为国宝。

曹振镛才具平庸。为何22年内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没人能威胁他的地位呢？

关键在于他平庸，但并不消极，他积极扼杀新人新事于萌芽之中，而且有一套似是而非的哲学。

他曾向皇帝推销他的治理之术，那是抓准机会进行的。他不会向乾隆、嘉庆入手，但道光皇帝对政事感到疲倦，苦于每日奏章太多，看不过来，这位宰相就乘机献策：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章奏，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

他的计策大意是：如今天下太平，有些臣子为了成名邀宠，故意上奏章危言耸听。如果你加罪于他，就会落个拒谏的名声。今后，你尽管挑他们奏章中的小疵漏，大大地加以处罚，他们就不会再来烦你了。

道光皇帝果然照办，也不论你说得道理多好，只要有极小疏忽，就治你重罪，看你还敢不敢上奏章。这一下真灵，皇帝也省心了，大臣也省事了，偌大一个中国，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曹振镛不愧为皇家的“上书房总师傅”，他不但教授做皇帝的诀窍，而且教授做官的诀窍。当时许多人羡慕他官运亨通，来向他请教，他也不脸红，把秘诀公诸同僚：“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多磕头少说话”，这办法不难学，一时间，朝中诸臣，纷纷效尤。

朝廷治妥了，还有民间新进之人，风头甚劲，很可能干扰朝廷的安宁。对此，宰相也有妙法治理。正史写得客气点说他主管科举考试时，“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殷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

野史则写得直率点。说这位宰相“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整齐无破体者。即置上第。”

这样一来。多少出类拔萃之才，就叫一个错字一个漏点剥夺了参与朝政的机会。

曹振镛，这个表面老实规矩木讷的家伙，终于造就了个“不痛不痒之天下”。（《清朝野史大观》卷七）说起来，他不如李林甫的“口蜜腹剑”，也不似和坤那样搜刮天下，也不是像周兴、来俊臣那样搅得周天寒彻。但是，他伤了整整一代中国士人的进取心，割断了君臣之间、朝野之间的正常交流，实际上是悄悄挖空了大清帝国的生存基础。

此时，列强正伸出瓜分中国的屠刀，百姓正酝酿忍无可忍的怨气，中国士大夫却在曹振镛之流的诱导下把唯唯喏喏无所作为的风气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道光皇帝因曹相国的死讯而震惊之后5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响了，面对亡国之危战败之辱，真正要这个昏君痛哭的时候到了。

但他至死也不知道，正是那位“文正公”预先有力地造就了他的失败；他至死也不明白，比洋枪洋炮更可怕的，是“曹文正”传授给他的那条为君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