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西康琐记》连载之七十八
“木雅”历史（十一）
从“木雅王”到“明正土司”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后，鉴于多年战乱给边疆地区造成的破坏，决意罢战，
让其修养生息。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太祖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伐蜀。王从京师出征至蜀主孟昶投降，仅用了66天时间。王全斌平蜀之后， 欲乘胜西进夺取云南，还向皇帝献上了进军地图。“帝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之后，他的同母兄弟宋太宗赵炅也对宰相说：“西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 ...... 自唐以来，颇为边患；但念其种落蕃息，安土重迁，倘因攘除，必至 杀戮，所以置之度外，存而不论也。”
“玉斧画疆成诞语”（清乾隆时大学士孙世毅《奉命驻打箭炉筹 办征调事宜》诗中句）。在后人笔下，宋太祖那一“斧”，竟劈出天堑一道：“大渡河唐时平广可通漕戍,将一不守,则黎、雅、邛、嘉、成都皆动摇。自宋太祖以玉斧划图后，河中流忽下陷五六十丈，水至此汹涌如空中落，船筏不通，名为噎口，殆天设险以限内外。”
正是赵匡胤在看图时，用手中那个玉制的小小玩艺儿，指着大渡河那么一画，画出一段怪诞的传奇，画出了西南边疆两百余年的相对安谧！
“万里风雪盖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自宋王朝视滔滔长河以西为“化外”，“存而不论”之后，地方首领难免“各自为政”，这样那样的“国”的出现，就不是什么怪事了。
到了元代，全国一统，西藏地方已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大渡河以西地区，再也不“置之度外”。朝廷对这些地方的首领们，实行招政策。一经招抚，过去这样那样的“国”便不复存在，“弭羌”地方 的“卡拉国”自然也不例外。
还在五代（公元907年－－960年）孟蜀之时，就设置了“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安抚司”。宋代依旧。元代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设“碉门通鱼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安抚使司”，更加强对大渡河地区的统制。其间，朝廷作了大量工作，元世祖忽必烈先后花１４年时间来招抚黎（汉源）、雅（雅安）、碉门（天全）、鱼通（今属康定）、岩州（泸定岚安）等地处的西蕃酋长和人民。这在《元史》中有具体记载：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冬十月壬戌，鱼通岩州等处达鲁花赤（相当于今天的县级地方官）李福，招谕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以阿奴版的哥为喝吾等处总管，并授玺书及金银符。”这就是说，“西番”（木雅地方）的那些酋长（也就是过去这“国”那“国”的“王”们），在元初便带领他们统辖的人民一起归顺了朝廷。朝廷随即任命一个叫“阿奴版的哥”为“喝吾（色巫绒）”等处的总管，还给这位总管颁发了盖有皇帝大印的“玺书”（任命书）和“金银符”（官防）。
被元朝廷任命为“喝吾（色巫绒）等处总管”的那个“阿奴版的哥”，是不是就是史书上说的“卡拉国”（民间传说中的“木雅卡拉洛柱”）的那个著名的“色巫甲布”（也就是出在色巫绒地方的那个“木雅王”）呢？再有，那个“木雅王”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我们从史书和民间传说中，便可寻到一些踪迹。
在宋代的史书上，称“弭羌”（木雅）地方为“卡拉国”；民间称它“木雅卡拉洛柱”。藏族百姓中称打箭炉的“明正土司”为“嘉拉甲布”。嘉拉（家拉、甲拉）一词，当是由“卡拉”演变而来，为不同时期的汉语译写。那“嘉拉（卡拉）甲布”，也就是“卡拉国”的“王”，即“木雅王”。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智慧保罗”先生所讲的“故事”中，就说到那“木雅王”从“查拉（木雅卡拉）”地方迁到打箭炉后，便做了这里的首领，也就是后来的“明正土司”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早先“卡拉国”的“王”（木雅王），就是后来“明正土司”的根。
那么这位“木雅王”又是怎样沿袭下来，最后作了“明正土司”的呢？我们
还是来看看史书上的记载。
元初，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壬子秋，命忽必烈（即后来的元世祖）征大理。”可当时四川腹地还为南宋政权控制，忽必烈率兵从大西北的临洮地方出发，只能从蜀地西部边沿，“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如此艰难的长途远征，必需征得沿途地方势力的支持，否则寸步难行。色巫绒地方的“木雅王”，算是大渡河周边的一大势力，不用说忽必烈理当与其搞好关系。“蜀平，升诸蛮夷部宣慰使”，至元四年（1267年）， “木雅王”便归顺了大元王朝，作了“喝吾（色巫绒）等处总管”（前面已提到）。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正土司”的祖先受木雅部落酋长指派，随忽必烈远征大理有功而受封为土司，进而取代了酋长之位。
后来，“喝吾等处总管”迁到了打箭炉（康定），他的继承人剌瓦蒙，成为打煎炉长河西土官，朝廷还给他安了个“四川分省右丞”（相当于今天的副省或厅级干部）的官职，明代史书中称之为“故元右丞”（见《明实录》和《明史》）。
元为明所取代后，打煎炉长河西土官剌瓦蒙，很快就派理问前往京城，将元时所授的银印上交给朝廷，归顺了大明王朝。这在《明实录》中有明确记载：“洪武十五年七月乙卯（公元1382年8月17日），故元四川分省右丞剌瓦蒙遣理问高惟善等，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
洪武三十年，设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这位打煎炉长河西的土官，就当上了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的“宣慰使”。这位“木雅王”的后人，从长河西土官到“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还有段曲折过程，《明史》里对那个中情由，有详实记载，说的是：打煎炉长河西土官，早已归顺了朝廷，“后建昌酋月鲁帖木儿叛，长河西诸酋阴附之，失朝贡，太祖怒。三十年春谓礼部臣曰：'今天下一统，四方万国皆以时奉贡。如乌斯藏、尼八刺国其地极远，犹三岁一朝。惟打煎炉长河西土酋外附月鲁帖木儿、贾哈利,不臣中国。兴师讨之,锋刃之下，死者必众。宜遣人谕其酋。若听命来觐，一以恩待，不悛则发兵三十万，声罪徂征。’礼官以帝意为文驰谕之。其酋惧，即遣使入贡谢罪。天子赦之，为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以其酋为宣慰使，自是修贡不绝。初，鱼通及宁远、长河西，本各为部，至是始合为一。”归顺之后又起二心的长河西土官，慑于皇威，最终诚服。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朝廷正式授与长河西土酋阿旺坚参“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之职，颁铜印一方，准其世代承袭。
到了清代，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长河西鱼通宁远和沈村等土司就向清朝廷上缴了明时授与的印信。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正式归顺了大清，朝廷重新给颁换了印信，准予继续承袭其职。乾隆年间刘承奄在《鱼通土司纪略》中就有：“康熙五年，丹怎札克巴率旧附十三家锅庄投诚。”的记述。这位丹怎札克巴，就是打箭炉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因嫌这个“官名”太长，为便称呼，干脆就叫这位从明代沿袭下来的“宣慰使”为“明正土司”；在民间，藏族群众仍尊称“明正土司”为“甲拉甲布”（木雅王）。
今天，我们沿历史的长河追溯上去，从宋代“卡拉国”（即木雅卡拉洛柱）的“色巫甲布”（“西吴王”）也就是“木雅王”，到元代的“喝吾（色巫绒）等处总管”、“打煎炉长河西土官”、“四川分省右丞”，到明代的“长河西通鱼宁远宣慰使”，直至清代的“明正土司”。到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为止，“明正”一脉（民间有“明正”传了四十二代之说），延续了七百余年，历经了中国历史上土司制度的兴与废。
“甲拉甲布”（木雅王）的后裔今安在？今州政协副主席嘉拉降泽先生便是也。
降泽先生及其父亲甲联升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一解放即参加工作。甲联升曾担任康定县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嘉拉降泽也担任过康定县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