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顶和帽顶的起源与发展

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对玉器的描述有这么一段话：“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如笛、管、凤钗、…… 炉顶、帽顶、…… 梳背、玉冠、珥、绦环、刀把、猿、马、牛、羊、犬、猫、花朵种种玩物，碾法如刻，细如发丝，无毫末踰距，极尽工致”。

这里提到的炉顶、帽顶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历来争论不一。

传世玉器中有一类器物，形似馒头状，下有象鼻穿，上为镂雕、透雕的各种立体圆雕图画，有山石、人物、花鸟等，不论其形态多异，均团为一体，不出玉纽之样。这类器物清宫旧藏不少，一些大博物馆如南京博物院也不少，有些是缀在铜炉、玉炉等香炉炉盖上的，有些炉已丢失，只留一炉盖，上连着这种纽。所以人们一向习惯将此物称之为炉顶，但从所有带炉顶的炉本身来看，多为明清时炉。

另外，故宫还收藏有同类型的玉纽数百个，但未安放在炉盖上。对于这类器物，历来争论的焦点在于两点，一是它们的制作年代，二是它们的用途。有人认为它们是汉代炉顶，因为清宫遗存的许多炉纽上带有入藏时的黄纸登记条，条上所记器物名称为“汉玉炉顶”。有人认为它们是唐代炉顶，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宋代炉顶，还有人认为它们是元代的帽顶，而非炉顶。另外，还有一些古玩收藏家把这些炉顶只划分为明代与清代制品两类，认为古朴而生动者为明代，工整而华丽者为清代。

现在，学术界中已基本没有人将这类器物认为是汉唐时作品，因为它们与汉唐炉的形制完全不同。考古出土也无一例此实物。而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本人认为将这类器物说成是宋代炉顶也不妥，因为从宋代铜炉来看，多为仿古样式，纹饰也以兽面、云纹为多，而这类器物的总体风格是仿生型，多雕刻山石、树木、花鸟、春水、秋山乃至蟠伏的龙身式样，与炉体本身的仿古型艺术，应属两个不同的艺术体系。

另外，从现有已发表考古出土资料看，此类器物已出土多件，无锡元代钱裕墓出土的白玉半圆形纽，光素无纹，为元代玉纽中之特例。另外几件与传世品中常见的镂雕、透雕者相同，例如上海青浦县元代任氏墓群出土的镂雕荷叶鹭鸶纹玉纽，江西南城县明益宣王墓出土的一对白玉镂空鸳鸯戏莲玉纽，上海西林塔明代地宫出土的多件镂雕、透雕玉纽等。

从中可知，目前考古出土者最早为元代，而在传世品中被认定为宋代玉纽的那些作品，与元代的这些作品形状又有不同，例如宋玉树下婴戏图纽、青玉人物纽，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形状，宋代玉纽呈立的鸭蛋状，上大下小，上部也是镂雕、立体圆雕，底部扁平，底中间有一孔洞，似插在什么东西上。元代玉纽呈馒头状，下部为一或圆或椭圆的底盘，底中间是成对的直穿孔或象鼻穿。所以本人认为宋代玉纽与元代玉纽用于两种不同的器物上，分属两种不同的体系，但不排除元代玉纽制作受到宋玉纽影响的可能性。

传世大批被认为是炉顶的玉纽中，有一些题材为鹘捉天鹅、山林群鹿等的作品可能为早期作品，其内容多为北方民族的生活写照，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可能是辽金时期的作品。但目前还无法从考古出土品中证实，所以暂时将此类玉器的制作年代归之为元。

那么在元代，这种器物到底为何用途呢？是炉顶还是帽顶？对于这个问题，包括其制作年代，明人已有争论并有记载。

明人沈德符在《野获编》中对这场争论有如下记载：“近又珍玉帽顶，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价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盖上嵌饰也。问之，皆曰：“此宋制”。

又有云：“宋人尚未辨此，必唐物也”。竟不晓此仍故元时物。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载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尝见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当时俱西域国手所作，至贵者值数千金。本朝还我华装，此物斥不用，无奈为沽客所昂，一时竟珍之，且不知典故，动云：“宋物”。其耳食者从而和之，亦可晒矣”。

沈德符在否定了炉顶唐宋说后，明确提出了元代帽顶说，并且帽顶也是区分等级的一个标志。明代去元不远，其说顺理成章，应该说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考其元代服饰，叶子奇《草木子》载“元代官民皆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又说“帽子系腰，元服也”。元初时政府也曾有过要汉人薙发的命令，所以元官民带帽很多。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有载：“成宗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刺石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另记有一故事：“河南王卜怜吉歹为本省丞相时，．．．一日行郊，天气且暄，王易凉帽，左右捧笠待，风吹坠石上，击碎御赐玉顶”。

可见，元人有在帽子上饰珠宝玉器的习惯，虽然这其中的玉器是否包括那些出土或传世的镂雕、透雕玉图画玉纽还不能真正从考古中证实，并且在元人绘画服饰中也仅见光素无纹的帽顶，没发现镂雕、透雕的帽顶，但是，这不表明这些镂雕、透雕之器不是元人帽顶，因为迄今为止，还无一例科学发掘元代墓葬中炉与玉纽伴出的现象。

另外上海嘉定法华塔元代地宫中出土的一件铜薰炉，为元代铜炉，盖上也无专门嵌纽作炉顶，而是盖顶整个镂空，顶盘一龙，与盖为一体，说明元人也并无把此类器物嵌在炉顶上。所以说在元代，这些玉纽极有可能是作帽顶用的。

明以后，随着人们头顶多用束发之冠而不再用帽，于是把许多元代旧帽顶改为炉顶使用，至使许多元代帽顶与炉顶相混杂，难以区分。另外，明代还仿此样式制作炉顶，如明益宣王墓出土的那件白玉镂空鸳鸯戏莲纽，它与故宫旧藏的明代青玉兽面纹冲耳炉紫檀木盖上的鸳鸯衔莲盖钮形制基本相似，这也就是后世人们将此类玉纽都称为炉顶的原因。

无锡元代钱裕墓出土的白玉半圆形纽，高3.5厘米，宽5.1厘米，厚2.5厘米，重80克，白玉质，表皮微有黄土色沁。光素无纹，表面抛光较亮。底部收敛，椭圆形底部上有一对象鼻穿，靠边缘处有一深铊痕。

从以上分析中得知，它应为帽顶，其原因有三：其一，从钱裕墓出土玉器的整体情况来看，除桃式杯为日用器皿外，其他均为随身首饰、佩饰，不可能单单将一炉顶拿下陪葬。而墓中其它随葬品中除水晶小香炉佩饰外无炉形器，所以，其用途不应为炉顶。

其二，钱裕墓中还出土有许多丝织品服饰，它们多已腐朽，一碰即破，当时抢救出一些袍、背心、裙、裤、鞋等，按理也应有帽。另外，此墓为夫妻合葬墓，在女棺中出土有银发罩一顶，想来钱裕本人也应有帽戴，可能帽本身为丝绸或竹笠类，早已腐烂不可辨认，所以仅留下这件白玉帽顶。

其三，钱裕生活在南宋末至元前半期，他率乡人效顺元政府，又和地方官交好，其服饰也必受蒙古人的影响。此件白玉半圆形钮，玉质较好，为新疆和田白玉，抛光又亮，大小尺寸与所见玉纽相似，重量也差不多，器底又有一对象鼻穿，所以此应为钱裕生前所戴帽顶。但此件玉帽顶光素无纹，与常见镂空透雕或浮雕玉图画的帽顶不同，但却与元人画像上相似，是目前唯一一件出土的光素无纹的帽顶，当是反映元代玉制帽顶的另一种类型。

笔者还有一个猜测：这件帽顶底部有一深铊痕，想来当时玉工想对此玉进行镂、透雕，但因其玉质极好，不加雕琢也已浑然天成，故留下这光素无纹的玉帽顶。

帽顶、炉顶的问题较为复杂，到底是元代制作的帽顶流传到明代就用作了炉顶，还是本来此物就是炉顶，亦或是帽顶、炉顶本来就是两种器物，学术界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要想解决此问题，还应做大量的工作，例如先排比、梳理一下这些器物，找出哪些是元代之物，哪些是明、清作品，在结合文献来论证哪些是帽顶，哪些是炉顶。 当然，如果能从今后的考古工作中直接找到答案则更好。